蚌埠无罪刑事辩护律师咨询，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沈海平

　　最近，偶然读到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王翠杰检察官发表于《法律读库》公号上的一篇文章《〈正义之裁〉：日本刑事司法教科书式影片》。

　　影片讲述的是，日本东京，一个忙碌的早晨，从早高峰地铁下来的金子彻平因涉嫌性骚扰15岁女学生，进入诉讼。尽管被告人矢口否认，拒不认罪，但是警官没有耐心听取他的辩解，也没作细致的取证工作，而是急于诱导其认罪。值班律师也劝他走司法前处理程序，认罪、接受罚款是明智之举；如果走审判程序，依99%的定罪率，不要指望能够脱罪，而且处罚会更重。然而被告人坚持不认罪，结果一如所料，经过起诉、审判，法官判定被告人罪名成立。但是此后经过被告人不间断的申诉，5年后原判被推翻，被告人得以昭雪。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近代化（包括法制的近代化）不少都是以日为师。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发现，日本的司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

　　从电影故事的介绍看，日本的司法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侦查，并且有着浓厚的有罪推定思维，只要侦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后续的程序基本上按照有罪的方向走，嫌疑人要想洗清自己的罪名非常困难。这套司法程序看起来很精密，环环相扣，但是运转起来后却可能不受人力控制：被害人的控告、舆论关注给侦查机关施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急于破案是侦查人员的普遍心理；侦查人员基于一些有罪证据加合理怀疑即锁定犯罪嫌疑人；嫌疑人虽然提出无罪辩解，但在侦查人员眼里却被视为狡辩和抵赖；检察官面对在案的有罪证据，纵使有所怀疑，基于专业的、人情的因素，也不敢轻易驳回侦查结论，因为驳回的成本、风险都很高，因此依侦查结论起诉是倾向性操作；法官在审判程序中也基本持有与检察官同样的心理，因此有罪判决是大概率事件；现代司法制度虽然普遍设有认罪协商程序，给了被告人似乎是“自愿”的认罪空间，但是被告人慑于后续不确定的、可能更加不利的诉讼后果，违心地选择认罪。

　　要打破以上司法运作的怪圈，需要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将其作为诉讼的逻辑起点：定罪是从无罪到有罪的过程，除非有坚实的证据支撑，被告人都是无罪的（并非假定无罪）。这样做当然很难，但应成为刑事司法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中国在倡导并努力推进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从早期的当事人主义取向的改革，到现今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都在于提升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强诉讼对抗性，提高审判实质化程度。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上承侦查下启审判，发挥着极其关键的角色作用，也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大力提倡的“主导责任”。检察官要贯彻履行好主导责任，笔者以为需要克服一种角色（控方）、一种思维（追求定罪）的片面自我认知，而要树立两种角色（审前法官、审中检察官）、两种思维（惩罚有罪、保护无辜）的自我意识，学会在两种角色、思维之间自如切换。检察官尤其要强化审前的角色作用和责任承担，以一个客观的、中立无偏的审前法官的角色，以无罪推定的思维，严格审查、监督、检验侦查所获取的事实和证据，以完整、严密的有罪证据链来否定无罪推定，从而为后续审判程序的犯罪指控奠定坚实的证据基础。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