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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兵器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这个“武”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止戈为武，另一层就是定功戢兵。“戢兵”就是收藏兵器。

在海昏侯刘贺的大墓中，位于回廊形藏椁西部有一处武库，面积与粮库差不多，从这里出土了一批刀、矛、戈、戟、剑、弩、盾等兵器；在主椁室中出土了专门放置兵器的仪仗架；在出土的漆木器中，有不少漆剑鞘、漆剑盒、漆弓柲（bì，音必）；在出土的玉器中，有大量玉剑格、剑璏、剑珌（bì，音必）、剑首；在出土的车马器中，有承弓器等安放兵器的部件。由此可知，刘贺生前离不开兵器，死后用兵器陪葬。盘点刘贺墓中的这些兵器，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汉中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尚武精神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刘贺墓中为什么会有相当数量的兵器？

说到兵器，自然离不开战争。只有在战争的环境下国家和军队才大量制造和使用兵器；同时也只有在战争年代激发出的尚武精神，才促使官府、贵族以及民间重视收藏兵器。刘贺生活的时代，虽然远离了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楚汉战争，也远离了汉武帝刘彻时期与匈奴的连年战争，但是天下并不太平。从汉昭帝刘弗陵到汉宣帝刘病已，大大小小的对内对外战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战争有：

1.大败匈奴骑兵——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刘贺11岁时，匈奴骑兵进攻代郡，擒杀了代郡都尉。第二年匈奴单于又出动2万骑兵分四路进攻汉边境。汉昭帝决定迎战，汉军奋起将匈奴兵击败，斩杀匈奴9000余人，俘虏匈奴瓯脱王，汉军无亡。

2.汉征乌桓之战——乌桓位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之塞外，随着乌桓部落力量的增强，开始袭扰汉东北边境。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刘贺14岁时，汉昭帝拜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统帅2万多骑兵出塞，向乌桓进击，斩杀乌军6000余人，并杀掉了三个王，胜利而归。

3.袭击匈奴战略纵深——本始二年到本始三年（公元前72年到公元前71年），刘贺大约20岁时，刚刚继位的汉宣帝决定出兵袭击匈奴，以援救与汉朝和亲的西域乌孙国。汉军出动骑兵16万，与乌孙国骑兵5万，联合起来，分五路深入匈奴境内1200～1600余里，使匈奴遭到重大打击（图1）。

图1

4.安抚南、北匈奴之战以及汉匈郅（zhì,音至）支战役——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刘贺25岁时，在汉军的不断打击下，匈奴彻底分裂，5个单于互相拼杀，火并为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后来形成南匈奴和北匈奴，他们分别与汉朝和亲。不过，在汉宣帝病逝后，郅支单于立即反叛，杀害汉使数以百计。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率汉军骑兵4万人，联合西域15国之军，兵分两路进击郅支城，发动了汉匈郅支战役。破城后斩杀郅支单于、閼（yān，音烟）氏、太子、名王以下1500多人，生俘140多人，其余1000多人皆向汉军投降，取得全歼郅支单于所部的胜利（图2）。这是一次标志性胜利，至此，汉匈百年大战宣告结束。

图2

5.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神爵元年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1～60年），刘贺32岁左右时，今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羌部落首领聚会，结成联盟。他们联合匈奴，妄图脱离汉朝，武装叛乱。汉宣帝派遣年逾70岁的老将赵充国，采取分化瓦解、孤立顽敌、打击首恶、恩威并加的策略，历时两年，彻底平定了羌族部落的叛乱。

这些都说明，刘贺一生都在经历着各种战争，整个社会充满着尚武精神。那时，人们崇尚的大英雄是卫青、霍去病、李广、周亚夫等名将；一般士兵解甲归田后享受免除六年或十二年徭役的权利；就连辞赋大师司马相如少时也是“好读书，学击剑”，还曾侍从汉武帝格杀猛兽；大文学家东方朔也是“十三学书，十五学击剑，十九学孙吴兵法”；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能领兵打仗，“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

什么是尚武精神呢？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楚庄王对“武”字的解释：“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这里的“戢”是指“载戢干戈”，即收藏兵器。而“武”的本意，就是指平定战乱、止息战争、收藏兵器、维持和平。

汉朝初期国家建立的战时体制虽然已经逐步松弛下来，但是长期战争中遗存的大量兵器并没有集中销毁，它们或集中存放在中央和各郡、国的武库中，或广泛散落在民间，具有尚武精神的老百姓持有刀、剑、弓、弩、棍、枪等，在西汉时期是合法的，更不用说各路诸侯拥有的兵器。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汉代高等级墓葬，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汉墓等，都有数量不等的兵器出土，就是明显的证明。因此，刘贺大墓中藏有相当数量的兵器，不足为奇。

二、海昏侯墓葬中有哪些主要兵器？

秦汉时期的冷兵器可以分为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卫体兵器。远射兵器包括弓、弩、箭，后来还有投石机等；格斗兵器也叫长兵器，包括矛、戈、戟、钺、殳、铍等；卫体兵器包括短兵器，即刀、剑、匕首等，也包括防身的甲、盾等。按照这样的划分，可将海昏侯墓出土的兵器梳理如下：

第一类是远射兵器——弓、弩、箭。

先说弓。弓是抛射兵器中最古老的一种弹射武器。它由富有弹性的弓臂和柔韧的弓弦构成，当把拉弦张弓过程中积聚的力量在瞬间释放时，便可将扣在弓弦上的箭或弹丸射向远处的目标。

图3

海昏侯墓中虽然未见到完整的弓，但却出土了柲（bì,音必）（图3）。这个柲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古代兵器的杖杆；一种是指是盛放、保护弓的器具，类似不规则的木头盒子。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件弓柲彩绘髹漆，精美异常，相应地，放置在其中的弓也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不过，弓是由竹木制作的，弦是丝麻或皮条制作的，它们埋在地下两千多年必然腐朽，难觅踪迹。另外，在海昏侯墓甬道两侧的车马库中，出土了一组承弓器（图4）。这种承弓器造型独特，是固定在车厢前面的一个部件，专门用于放置弓弩一类的兵器。秦始皇陵铜马车陪葬坑出土的一号车上，驭手左下侧就有一对承弓器，上面放着弓弩（图5），既便于随时拿起射箭，又不易在颠簸时滑落。

图4

图5

由于弓是一种利用弹力射出弦上的箭，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武器，因此弓本身的弹力大小至关重要。原始社会人类为狩猎获取食物，将树枝、竹棒弯起来再与绳索等绷紧而制成“弦木为弧”的单体弓，弹力很小，弹射距离有限。商代已使用由两层材料黏合而成的合体弓。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制弓的技术已经规范化，选用上好的干（竹、木）、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制成复合弓，弹力大大增加，有的弓长达1.3米。汉代时，从有利于实战出发，制造出许多适用于步战、水战、骑战的弓，著名的有虎贲弓、雕弓、角端弓、路弓、强弓等。那时人们以斤为单位划分弓的弹力，“上力挽一百二十斤，……中力减十之二三，下力及其半。”此外，射为六艺之一，人们视射技为一门高超的艺术，特别是贵族待客，普遍流行射礼，使用的弓不仅弹射力强，而且装饰着铜箍、玉角等，十分精致美观。

再说弩。弩是中国古代用来射箭的一种兵器，它是在弓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成为一种带有控制装置、可待机发射的远射兵器。弩的构造是由弩弓、弩臂、弩机三部分组成（图6）。弩弓、弩臂一般是用竹木制成，而弩机则由铜或铁制成。弩的核心部件是弩机，其结构包括望山(瞄准器)、悬刀(扳机)、钩心和两个将各部件组合成为整体的键。由于弩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单独动作，不需要在张弦的时候进行瞄准，因此命中率比弓大大提高。

图6

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漆弩，长约60厘米，宽约12厘米，重约1.1公斤。通体髹黑漆，弓臂缺失，仅剩前端承弓臂的含口。后端镂空，是安装铜廓弩机的位置。铜廓上下可见望山、悬刀、钩心藏于其内。木臂外两侧可见两枚青铜键，前一枚用于固定钩心，后一枚用于固定悬刀和望山。弩臂上有箭槽，中部的两侧略微向内凹陷，前部近含口处有一个穿透的横长方形耳孔，用于缚弓，耳孔的后方左右对称各有一块长条形小凸起，后部近弩机两侧下有半月形的拿手眼，其中一侧拿手眼内有四个红漆圆点（图7）。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精致的弩。

图7

史料记载，汉代军队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注重强弓劲弩，在双手张弦的擘张弩以及手、足共同张弦的蹶张弩的基础上，发明了用两腿和腰部张弦的腰引弩，汉代画像石上就有使用腰引弩的形象（图8）。这种弩在望山上加刻分度，使射程不断增加，威力更加强大。弩以石作为弹力的单位，分为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等。据汉简记载，三石弩的射程能达到189米，四石弩的射程能达到252米。而威力最大的是十石大黄弩，《史记·李将军列传》里描述为“角弩，色黄而体大”。居延汉简有“大黄力十石弩”的记录（图9）。汉代一石约30公斤，大黄弩拉力的最低标准当为300公斤，这么大的力道，不可能一个人拉开的，应当由多人来操作。据后世的考证估算，它的射程能达到400米左右。据说能够以矛为箭，还可以连放数箭。为此，汉军中组成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同时设置了“强弩将军”一职统带。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弓弩部队，汉帝国在与匈奴的作战中不仅逐渐掌握了主动权，而且经过三次远征，最终让匈奴不敢在漠南停留。

图8

图9

最后说说箭。有弓弩必有箭，使用弓弩的最终目的是将箭射向敌人。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箭很不完整，只剩一些残破锈蚀的箭头，而箭杆、箭羽均已腐朽殆尽（图10）。箭，又名矢，是借助于弓、弩，靠机械力发射的具有锋刃的远射兵器。因其弹射方法不同，分为弓箭、弩箭和摔箭。弓箭较长，约为70厘米左右；弩箭较短，约在50～60厘米上下。箭头，又名箭镞，多为铜或铁制，头锐而底丰，式样主要有三菱形、三角形、圆锥形等。箭一般成束地放在箭囊中，箭囊挎在腰间或挂在战车上，也可以摆放在兵器架上。

图10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在使用传统的铜箭镞（箭头）的同时，也广泛使用铁箭镞。西汉时期铸造的铁箭镞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镞体呈圆柱形，前端呈四棱形，然后收聚成尖锋，镞头长仅1.4厘米，后接圆铁铤，系用铸铁固体脱碳钢或中碳钢制成；二是镞体锋端呈三角形，后附长铤；三是镞端伸出三翼成尖锋；四是镞端三翼前伸，形成三叉状镞锋（图11）。这充分说明，汉代注重把高科技首先应用于武器装备，应用于战争。

图11

第二类是格斗兵器——矛、戈、戟。

先说矛。矛是我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从原始社会的石矛一直到商周时期的青铜矛、秦汉时期的铁矛，经历了漫长的战争风雨，历久不衰。矛是一种直刺、扎挑和投掷的长柄格斗兵器，又称“鏦”、“鍦”、“铤”。由于构造简单，制作容易，矛头锋利，杀伤力大，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一直是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之一。西汉时骑兵是军队与匈奴作战的主要兵种，出现了专供骑兵使用的长矛，叫矟（shuò，音漱），全长可达一丈八尺，约合现代的4米多。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矛头，通长19厘米，刃长9.7厘米，重110克。此矛呈窄长柳叶形，脊略微凸起，素面。矛经过后来的改进，发展成为“百兵之王”的枪和“横扫千军”的槊。

西汉时期军队装备的矛，不仅矛头使用铁制，分为短叶矛和长叶矛两种形制，而且矛的柄（也叫柲，俗称杖杆）也有很大改进。海昏侯墓武库中出土的一件杖杆（图12），长93厘米，宽4厘米，重1085克，木胎，髹黑漆，剖面近圆形，通体浮雕龙形装饰，部分区域刻绘有虎形图案。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昌邑王刘贺当初在赴京典丧途中，“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就要当上皇帝的刘贺，还在路上购买积竹杖这类不相干的东西？原来，积竹杖也叫积竹柲，是制作矛、戈、戟等格斗兵器杖杆的材料。它是以一圆形或棱形的长枣木杆为杆芯，以部分甚细的长竹篾片（16片或更多）紧包在杆芯周围，再用丝绳和藤条将其紧紧捆扎牢固，外表加髹色漆。这种积竹杖刚柔相济，轻便应手，既坚固又不易折断，属于杖杆制作的先进工艺，用在矛、戈、戟类武器上最为适合。古代“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原来，刘贺在路途上思考的竟然是国家大事！

图12

再说戈。海昏侯墓中的青铜戈，长34.2厘米，重377克，出土时已经断为三截，但依然可以见到戈刃两面非常锋利（图13）。

图13

戈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木柄曲头兵器，其出现的历史仅次于矛。戈最适于勾、啄、扫和劈击，曾被列为车战中的五大兵器之首，所以常作为兵器的统称。《考工记》中对戈头各部分的尺寸有明确的规定。戈的形状最初大体呈扁平的曲尺形，后来发展成略近似“丁”字形，其内刃用于勾割，外刃可以推杵，而前锋可以用来啄击对方。汉代戈的柄也用积竹杖制作，长短视用途而异。步兵单手所持的戈柄较短，一般1米左右。战车兵使用的戈柄很长，最长的超过3米。秦汉以后，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戈在战争中被逐渐淘汰，但一直保留在仪仗中使用。在古代，戈和干合称“干戈”，是各种兵器的统称，许多成语都是由此而生，如大动干戈、反戈一击、金戈铁马、止戈为武、化干戈为玉帛、枕戈待旦等等。而汉字中许多与战争杀戮有关的字，如战、戎、戏、戛、戗、戟、戢、戠、戮、戡、武等，也与戈有关。这些由戈组成的文字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

最后说说戟。戟是我国古代“五兵”之一，由勾击的戈和直刺的矛构成，当然也有个别多戈而无矛的戟。戟兼有戈与矛的两种优势，在车战和步战中的格斗力量最强。据《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刘贺被废时，在未央宫承明殿里“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说明当时战斗力最强的皇家禁卫军，装备的主要兵器是戟。

由于戟是由戈与矛结合而成的兵器，因此有戈、矛分铸联装的戟，也有戈、矛一次性浑铸的戟。特别是分铸联装的戟，如果与杖杆分离，就变成了戈与矛。这种现象在考古中屡见不鲜，如不仔细分辨，很容易误把戟当作戈与矛。戟可分为骑兵使用的马戟、战车兵使用的车戟和步兵使用的手戟、短戟和双戟（双手各持一戟）。手戟最短，车戟最长，马戟短于车戟而长于短戟。

第三类是卫体兵器——刀、剑、盾。

先说刀。刀是古代用于劈砍的单面侧刃格斗兵器，被誉为“百兵之胆”，是人们必备的武器之一。海昏侯墓的主棺中，出土了一把环首刀，刀形直体长身、短柄。柄与刀身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刀柄首端部制成扁圆形，因而得名。西汉时期的环首刀一般都是钢刀，只有王公贵族才使用。

刀与剑的区别在于刃，双面刃为剑，单面刃为刀。古时士卒短兵相接，以用刀者为多。舞起刀来，刀风呼呼，寒光逼人，只闻刀风，不见人影，勇猛威武，雄健有力。这种“猛虎般”的风格，是由刀的构造和技法决定的。单刀由刀尖、刀身、刀刃、刀背、护手（刀盘）、刀把等组成。刀尖、刀刃为最锋利部位，主攻；刀身、刀背为宽厚坚固部位，主防。用刀的技法包括劈、砍、刺、格、扎、撩等动作，幅度较大，必须练就各种身法、步法、眼法、臂法。古时将士把熟练地使用刀，视为一项基本功，最能显现其功力。

再说剑。古代的剑，被誉为“百刃之君”。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剑和钢铁剑，多达49件，其中绝大部分是贵族使用的玉具剑，刘贺主棺中出土的两把玉具剑，剑柄上还缠绕着金丝（图14）。其中的一把剑长68.5厘米，重1129克，脊呈直线，斜从而宽，前锷收狭，十分锐利，剑格作倒“凹”字形，圆茎上有两道箍，圆形剑首，素面，精美异常。

图14

剑，属于双刃短兵器，尖端为锋，既可横斩，又能直刺，还可以投击，应用十分广泛。金属剑最早出现在殷商以前。春秋战国时，佩剑之风开始盛行，一直延续到秦汉。佩剑除了作为格杀的兵器、练武的器械外，还被作为僧、道的法器，风雅的佩饰，权力的象征，以及礼仪等级的标志。

海昏侯墓还出土了一批与剑相配套的剑鞘与剑盒，由于腐蚀、残损严重，数量不明，经辨别达到二十余件。形制包括：①龙形剑盒。整体呈龙形，刻绘有龙首、龙身、龙足等部分（图15）。

图15

残为7段，表髹黑漆，用红漆绘龙鳞。长46厘米，宽8厘米，重3035克。②弹簧剑盒。木胎，残为四段，通体髹黑漆，长65.5厘米，宽6.5厘米，重1960克。最为奇特的是剑盒内嵌有一金属制弹簧，显然是为了把剑固定在盒内，而使用时又能很方便地取出（图16）。③竹皮剑鞘。竹胎，通体髹黑漆，剖面呈圆形，可见数个竹节。长78厘米，宽3厘米，重590克。④木质漆皮剑鞘。木胎，通体髹黑漆，剖面呈棱形，两侧中间各有一条脊，长51厘米，宽5.5厘米，重165克（图17）。汉代木质剑鞘一般不是用两片木块黏合做成，而是用选择的上等木料，整木掏挖而成，因此历经2000余年而不散开，显示了极高的手工艺水平。

图16

图17

最后说说盾。在兵器中也叫牌或挡箭牌，是唯一的防御性武器。古代的盾一般用皮革、木材、藤条、金属制成，形式多样。先秦时期称小盾为“干”，称中盾为“瞂”（fá，音伐），称大盾为“橹”，盾是其通称。在海昏侯墓中出土了40件漆盾，上面的漆书铭文，记录了制作用料、成本价值和制作时间与数量等（图18）。从简短的文字中可知，它们的名称叫“丹画盾”。丹，是指用红漆作为盾牌的主色调；画，是指在盾牌上面用黑漆和白漆勾勒出纹饰，即用漆作画。正反画面不同，内容主要是虎、豹、龙等动物。这些“丹画盾”都是由藤或木或皮革做成的，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泡，藤、木、革腐烂殆尽，只剩下薄薄的漆膜。经过专业考古工作者细心修复，使人们可以窥见二千多年前“丹画盾”的真容。

图18

仔细观察残存的漆盾碎片（图19），可以初步判断出海昏侯墓中的这批漆盾的形状，属于秦汉时期流行的凸字盾，即整个盾牌上小下大，好似一个“凸”字。而盾牌正面中央有一条向上凸起的脊，脊的左右两侧对称，如坡状伸向边缘，形成两道双弧曲线。背面中轴线上，有一握手。这种凸字盾的优点是，可以将正面射来的箭沿双弧曲线自然地分向两边，也可以将正面剌来的剑沿双弧曲线顺势挡向旁边，从而实现有效地防护。

图19

三、刘贺墓室中兵器的摆放意味着什么？

在海昏侯刘贺墓的主椁室中，出土了木制的仪仗架，虽然已经腐朽散落，但仍可准确地判断是陈列兵器用的漆木架。这种以木架陈列兵器的形式最早出自于军队，士兵们在宿营休息时，把作战用的各种武器包括旗帜、鸣金、建鼓等，有规则地摆放在特制的木架子上，便于存取。后来，又在指挥作战的军帐门口两边，专门设置这种兵器架，以充分展示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法度严整、威武有序、整齐划一。因此这种专门陈放兵器的仪仗架很快从军营传到皇宫王室、诸侯之家、郡府县衙，起到威严、肃穆，迎宾、送客的作用。

那么，刘贺时代的仪仗架又是怎样放置兵器的呢？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作战图（图20），图的左边是两军交战，右边是指挥官正在听取战报，发出战斗的命令，而右下角就有一个仪仗架。架子上有两件兵器：一件是戈，一件是钺，是指挥官专用的兵器。由此可知，仪仗架是横放的，而兵器则是竖着插在仪仗架上的。

图20

还有一幅汉画像石，表现的是准备打仗的情景，包括修理盾牌、饲养马匹、制作弩床、准备壮行酒等，中间放置着一件仪仗架，上面的兵器从上到下依次是三头叉、戟、矛、环首刀、弓、箭、凸字盾等（图2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仪仗架是竖起来的，而兵器则是一层一层地横放的。

图21

至于海昏侯刘贺墓中的仪仗架是横放的还是竖放的，现在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上面放置的并不是实用兵器，而是用于仪仗的兵器，绝大部分都是“样子货”。这就意味着，当过帝、王的一方诸侯刘贺，死后还要通过享有的仪仗抖一抖往日的威风，摆一摆自己的“架子”。

四、刘贺墓中的兵器折射出诸侯地位的哪些变化？

盘点海昏侯墓中的兵器，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汉时期诸侯国在封建专制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断变化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废分封、置郡县，从根本制度上实现了封建专制的政体。而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制度。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王”。他们据有关东广大区域，朝廷指挥不灵，成为国家统一的隐患。刘邦和吕后采取各种方式，数年间把他们各个消灭。据说，楚王韩信被废后叫冤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但刘邦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又分封同姓王，还规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几年内陆续封儿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又封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其目的就是让这些同姓王作为朝廷的屏藩，巩固对地方的统治，一旦发生内乱或外患，依靠他们掌握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刘氏江山。因此，这些诸侯王国不仅有自己独立的地盘，还有自己独立的军队以及独立的官吏系统，并不完全统属于帝国。这种情况自从汉文帝初年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了诸吕，立有殊功而达到巅峰，以后诸侯王国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更为膨胀。

到汉景帝时，为了削弱诸侯王国的割据势力，刘启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陆续剥夺了吴王、赵王、胶西王的部分封地。恼羞成怒吴王刘濞打着“清君侧”幌子，起兵20万，联合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济北王、楚王、赵王等，出兵15万，共同谋反，史称“七国叛乱”。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为统率、大将军窦婴等为将领，带兵30万大军迎战。在昌邑战役中一举击败吴楚30万大军，迅速平定了七国叛乱（图22）。

图22

为了深刻吸取七国叛乱的惨痛教训，从汉景帝到汉武帝，都采取了许多严厉的措施防止诸侯王国拥兵自重，更不允许他们搞武装割据。其中包括将王国官吏的任免和行政诸权，统由朝廷收回；各王国不得拥有军队；设立刺史官，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将受到惩罚；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使大王国分裂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等等。至于对侯国的管理更加严格，比如征发国人徭役和赋税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既不得“过律”，也不得“擅兴”，否则要受到免爵或削封的处分；又如列侯居国，不得擅自逾越国境，更不得与诸侯王私通，否则轻则免爵，重则处死；再如发现私铸白金、擅发卒为卫、买田宅不法等行为，等同谋反，或免或削甚至处死。列侯的所作所为，不仅受到郡守尉的监督，即使庶民、奴婢，也有权告发。这样，诸侯王国和侯国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在汉代军事上、政治上的地位随之变得无足轻重了。（王金中）

2019年8月1日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管窥汉代文明之光——为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说说话》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战争史（武国卿）》《中国军事学术史（糜振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孙机）》《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宋艳萍）》《考古2016·7》《文物2018·11》；《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图片来源：《五色炫曜》《惊世大发现》展览、首都博物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