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老婆找律师，律政俏佳人美国文化

从上海的市重点理科班，到墨大的法律系，程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学霸。然而，少年时，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律师。

现在，她不仅是一家澳洲本地西人律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也是维多利亚州认证诉讼专家中第一位华人女性律师。

大学毕业就创业开移民中介，她勇于尝试，并不惧怕失败；从律师助理开始入行，比起职位、身份这些“虚名”，她更看重工作中真实的学习和累积。

面对诉讼律师这样高强度、高压力、高挑战的“三高”工作，她努力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客户的挑剔、对手的攻击、超长的工作时间、复杂的诉讼程序，都不曾让她退缩。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成为维州认证诉讼专家后，程璐获得律所抛出的橄榄枝，希望她成为合伙人。但她并没有急于拿下机会，而是给了自己一年准备期，去进一步积累管理能力，让自己成为一名让下属信服的团队领导者。

当越来越多人在追求“速成”，程璐却在坚守自己的“长期主义”。她相信，点点滴滴的付出，皆是为未来所做的准备。

以下为《澳财访谈》系列节目【拾分】——Robinson Gill Lawyers合伙人程璐女士的采访内容整理。

问：最初是如何进入律师这个行业？是从小有个律师梦吗？

程璐：这倒不是，我可能是少数小时候完全没有想过长大了要做律师的。

我是16岁从上海来到澳大利亚。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个理科生，在上海一个市重点的理科班念书，数学物理都是我的强项。

在澳大利亚高中学习了两年，也因为理科是强项，最终考分非常高，达到99.7。

在拿到考分前，我其实申请的是墨尔本大学的工科——工程类（Engineering）专业；得到分数后，发现工科才需要80多分，我考的高分有点浪费。

因为分数搞，当时我也是学校的第一名（Dux），于是就重新考虑我到底要学什么？最终选择了法律。

对于华人（学习法律）而言，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语言和文化。幸运的是，我当时住在寄宿家庭（homestay）里，房东是当地人，和他们相处不仅语言提升很快，也学到了很多当地文化。

其实要在澳大利亚立足，就需要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更多地面对自我挑战。

问：大学毕业后，你有过自己的职场规划吗？

程璐：进入大学我发现，作为华人留学生会有很多劣势，比如很多学法律的本地学生，在行业内都有认识的熟人，或是有更多申请去“大所”的实习机会。相对而言，我们华人这样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所以，我毕业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和三个合伙人开了一家移民事务所。

因为我在读大学时，曾在一个移民事务所有过一些工作经验；另外一个“小伙伴”则拿到了移民中介的执照。

最初事务所主要服务留学生，帮他们修改简历、申请技术移民签证。公司大概开了一、两年，那段时间我还在做实习律师，并且拿到了自己的律师执照。

拿到执照后，我就开始去寻找律所的工作。但如刚才所说，留学生有劣势，因此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墨尔本市区一家当地人律师事务所做创始合伙人、执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的个人助理。

问：作为墨大金牌专业——法律系的毕业生，也有自己的律师执照，做个人助理会觉得委屈吗？

程璐：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觉得职位也好、身份也好，没有重不重要、卑不卑微。哪怕是一个助理，如果用心积累，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和经验。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面试时，我之前开移民事务所的工作经历，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这是他之所以挑选我的原因之一，可能他认为我的想法和其他毕业生有些不同。

在他身边，我学到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知识，还有很多为人处事、公司管理的方法。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名望很高的律师，但没有用电脑，所以他的任何邮件、所有对外对内制作的表格都是我来替他操作完成。他当时教我的点点滴滴的方式，我受用至今。

问：现在你已经是Robinson Gill律师事务所最年轻且唯一的华人女性，你是如何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把握住机会的？

程璐：我进入Robinson Gill时，拿到律师执照已经两年，但因为前两年是个人助理，所以最开始的职位是初级律师。

那个阶段接到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案子，我后来回想，可能是我对于那起案子的处理，让其他合伙人对我有了肯定。

那起案子中，我的客户是一个在国内非常有经验的地产开发商，已经六十多岁。而当时我不过三十出头，对他而言就是个小女孩。他请了我们律所的两名大律师，之所以他会让我参与，是因为我们事务所没有第二个会说中文的律师。

这是一起地产纠纷，这位客户当时和一个非常信任的朋友一起做地产开发，尽管他在国内很有经验，但来澳不久，对于澳大利亚的商业和法律程序都不太了解，并且也没有请自己的律师。

他投资了近千万澳元，由于相信他的合伙人，在很多地方就没有对自己的权益做好保护。找到我们时，对方已经要把物业拿去拍卖。

程璐（右）和朋友去登山

为了制止对方的拍卖，我们要向维多利亚州高等法院申请禁止令。当时时间非常紧迫，几乎就是和客户见面的两三天之后，我就要准备好全部文件递交法院。

因此，我必须一个人和两名大律师以及客户本人的沟通。加之案件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又牵涉大额交易，我们几乎隔天就要前往高院，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处理。

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在公司留到12点。我们的办公室在Box Hill，我往往是工作到六、七点，去附近打包外卖，回到办公室边吃边做到深夜。

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个案子最终只用了一个月解决。在终审出庭的前半个小时，对方“举白旗”投降，承认他们对我客户的责任，并同意给出了非常好的条件对我的客户做出补偿。

问：这样的高压，你当时心态是什么样？

程璐：其实当时压力非常大。但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要往前冲，不要去想后顾之忧，在当下把自己做到极致，给客户尽量多的支持。

因为客户由于年龄、性别等问题，可能会有成见，所以要赢得客户的信任，要让他接受我的建议，我就需要更多的耐心。

比如，大律师给的建议，我要以华人文化可以去接受的方式传递给他。他会问“为什么在国内我可以把他所有东西都冻结，为什么这里不是这样？”这类的问题，我都会一一向他解释。

这就是我们说的韧性，客户一开始会有一些不信任、甚至不尊重，我们要靠自己的韧性去克服。

问：你就是以此获得成为合伙人的机会吗？

程璐：当时除了这个案子以外，我相信另外一个契机是我去考了维州律师协会的诉讼专家资质。

这一资质要求有五年诉讼律师经验后才可以去申请。申请后会给你一段时间准备考试，也就是要跟维州的其他律师一起竞争，每年只有一定的名额。

程璐获得维州诉讼专家资格，参加庆祝活动

我当时只做了三年诉讼律师，本以为前两年助理经验并不相干，没想到也被认可了。可见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都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帮助。

而我也努力考上了诉讼专家资格，颁证当天，我是台上唯一的华人女性，其他多都是当地的男性律师。我自己心里也很自豪。

拿到诉讼专家资格没多久，在我们公司每年例行的工作回顾中，高级合伙人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我非常受宠若惊，因为那时候我在公司工作不到五年。

当然，他们并没让我马上做出决定。从他们第一次提这件事情，到我最后签约成为合伙人，间隔了一年时间。

这一年里，一方面，我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又做了一次考量——既然要做合伙人，肯定要对公司有更大的责任和更高的承诺，相信公司的价值和个人的价值吻合。

另一方面，我也用这一年的时间去适应和过渡，包括如何照顾下属、带团队……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合伙人，评估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做好管理、承受住压力，并在处理案子方面提高更多。

问：成为合伙人后，你开始管理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工作开展顺利吗？有没有碰到一些挑战？

程璐：对我最大的挑战，还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合伙人，团队里80%的律师都要比我年长，有些已经是五、六十岁的非常高阶的律师，也在公司很多年。

如何服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要对他们有基本的尊重。我认为，人和人的交流，尊重是基础。

给同事颁发执业证书（admission）做见证人

二是要付出更多。作为团队领导者，要让团队成员看到我“身先士卒”，比如平时会比他们早到晚走，遇到刁难的客户、复杂的案子会出面“收拾烂摊子”等等。

这样就会让员工觉得，合伙人是有担当的，当他们有困难、有问题时，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对于领导者，做到这些非常重要。

问：作为一个华人女性诉讼律师，你认为自己和别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程璐：为什么我当时选择诉讼，是因为它比其他的法律领域更具有挑战性。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商法，包括房产方面的案子。当时去考资质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房产专家、商法专家。但我选择考诉讼专家，一是觉得在市场上华人做诉讼比较少；二就是认为比较有挑战。

程璐和团队在开会

对于诉讼律师，最麻烦的就是走程序。由于在诉讼过程中，法庭会给一个时间表，从递交诉状，到对方递交放答辩书，再到文件披露调解会……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很多律师就跟着程序进行，可我觉得诉讼讲究的是策略，比如什么时候是契机去做额外的申请给对方压力，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资产冻结令。

或是在对方文件披露没有到位时，向法院去申请让其做额外的文件披露，往往这很可能是案子最重要的证据，我们会花额外的精力去把对方不愿披露的东西去“挖出来”。

再者，如果我们代表答辩方，什么时候可以去考虑费用保全也需要拿捏。

这些程序都是额外的，法院并不会提醒诉讼双方，全靠律师的经验——对案子的权衡、对客户的了解、对程序的熟知度，需要寻找额外的契机去发现在调解会上给予对方最大压力的证据，为客户的谈判增加砝码。

问：对于律师这样高强度、高压力、高挑战的“三高”工作，你是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去应对的？

程璐：做律师的确压力很大。而且，我经常在参加调解会的过程中，在场的其他大律师都是男性，我常常是唯一的女性。

程璐参加公司赛马节活动

职场女性往往会经历生育阶段，包括我自己。我印象很深，有一次调解会拖延至六、七点（通常会在五六点结束）大家才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协议，接下来要起草文件。

那时我怀孕六个月，其实在五六点我已经“肚子咕咕叫”，感到很饿，但由于客户是华人，和当地人沟通不畅，我无法把他们留在那边，调解会中发生的每件事情我都需要跟他们解释，最后会议一直到11点才结束，我也一直都没吃晚饭。

当然，我也会有些担忧，但很多时候，是靠意志支撑自己把很多事完成。

问：面对压力，或者觉得自己受不了时，你是如何调节的？

程璐：我觉得运动很重要。我有压力时，会靠运动出汗来调节、释放。

我自己有个小窍门。因为做诉讼律师，有时候会碰到对方律师比较强势、蛮横无理，甚至有一些语言上的攻击。我自己平时会喜欢做有氧的拳击操（body combat），就会把对方律师想成假想敌，在运动时做很多击打（punch），把自己的压力释放出来，出一身汗就好了。

问：对于在澳发展的华人年轻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程璐：我一直相信：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怎么去准备？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小时候对人生的规划并不成熟。然而，要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每一个机会都不要随意错过，借用我看到一个词语，也就是“长期主义”。

现代社会关于快速的诱惑太多，在交朋友上也是，有很多速成的方式。不少人会为了目的、利益去交朋友，但我自己这些年走来，留在身边的朋友都因为我们在价值观上趋同，他们能看到我的核心竞争力，我也能看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和亮光，我们慢慢互相吸引、志同道合，经过长期的认识，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些朋友也对我慢慢拓广工作人脉，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同样，做律师也是，没有人能一夜成功，再有天资和好的机会，也需要从点点滴滴开始学习，比如我从助理到日后的每一个案子，成功是积累，失败也是积累。只有经过了这些，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律师。

所以，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要讲究速成，要踏踏实实、日积月累，你在生活学到的每一件事，最终都会成为机会来到时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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