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应诉需要找律师吗，律师之道,新律师的必修课

忍无可忍，慎重考量下下，删除了委托人微信号，我这人自感温和理性，决绝动作本身，印证忍耐度已达极限，不想再委屈自己，有果皆源因，对方咎由自取。

说来话长，去年三月，经律界同行介绍，她和家属俩人来所里咨询儿子的刑案，其时处在审判阶段两月有余，法院未通知开庭时间。听介绍，当事人被控合同诈骗罪，数额数千万元之巨，俩人态度异常坚决：儿子肯定是无罪的，被人整了，希望辩护律师无罪辩护。听完基本介绍（其实，俩位老者并未能完整清晰表述案情，起诉书也未提供）。问对方是否已委托律师？对方说明已有两位律师（后来得知，此前诉讼阶段，他们先后聘请近十名辩护人）。告知个人执业风格：是否作无罪辩护，要阅看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听取意见后，方能定夺，鉴于已有两位辩护人，若要再行委托律师，必须解除一位。对方问律师费多少？我作了明确答复。俩位是这么说的：孙律师，我们经济条件不好，律师费三万元带来了，就聘请你辩护，怎么样？我当场表示了拒绝，对方见我态度坚决，立马转变了态度，同意我的收费标准，同时提出，先付一半，庭审结束后支付剩余部分。当时颇觉不爽，我提出的律师费并未高到让对方分期支付的地步（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他们工于算计），自我保护意识无所谓好坏，我的“计较”完全不在于次。

数日后，双方签订委托协议，很快，部分律师费支付，我很快和法官取得了联系，告知委托人新聘辩护人情况，请求能否暂缓开庭，以阅卷等庭审准备之需。法官开始不同意，认为案件已起诉两月，此前当事人已有律师，法院已确定四月中旬开庭。抵挡不住我极具诚意低姿态之善意沟通，法官终于同意给我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事后证明，该案很是复杂，以至于法院一再推迟庭审，开庭审理三次，同年十一月底，庭审方才完毕，这是后话。）

接受委托后，出于辩护准备需要，我几乎每周都去会见被告人，听取其陈述，根据其辩解，在努力找寻无罪辩护突破口，一个多月后，我逐渐感觉到，此案辩护，律师工作量实在太大，从经济效益角度，辩护人肯定是亏了。但我认为这案件有辩护价值，且接办案件有个习惯，合同协议好的收费标准，不会做单方面修正，即便辩护过程中，感觉付出收益严重不对等，这或许就叫做遵守契约精神吧。

这段时间里，从委托人的表达中，感觉他们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他们甚至真诚地表示：怎么没早点遇到孙律师呢！他们时常在我面前发泄对前辩护人的不满，指责律师工作不主动，不愿多会见，更谈不上调查取证。当然，当事人对我的工作也是满意的，直至如今，当事人对我没有任何意见，我也愿意继续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服务，问题出在其父母身上，原由以后再表。该案一审审理时间长达一年零四个多月，期间，作为辩护人的我认真履行着法定约定职责，对此无论是当事人、委托人，法官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我对委托人的不满在萌生滋长累积，最终决裂，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件事情上：

一、初遭不尊，并不会意。

大概在五月中旬，接办案件两月有余，会见被告人近十次，向法院提供第一批无罪辩护证据材料。某日，委托人家属在和我的交流中，流露出委托人希望再聘请一位辩护人的意向，并问我的看法。对此，我好不犹豫同意，没有任何不快情绪。对于律师合作办案，自己向来尊重，更是欢迎的，道理很简单，客观上减轻单个人的工作和心理压力。

我想了解的是，此前满嘴经济困难的委托人另聘律师，真实原因为何？假如对我工作不满意，我同意退出辩护，绝不耽误事。此时，部分律师费未支付，更换律师对委托人的经济压力会少一些。对此，委托人给我的解释是：对孙律师辩护工作很满意，不过，这案件两位被害人聘请了代理人，法庭上有两位辩护人的话，就可以和对方力量对等。说心里话，自己完全不想了解委托人增加辩护人的真实想法，本来就无权干预，但对于所谓被害人律师出庭的理由，我还是亮明了意见：法院对于非刑附民诈骗类案件的审理，原则上不会通知被害人出庭应诉，当然也不会通知代理人出庭。但既然委托人这么认为，不想再多解释什么，但提出自以为顾及当事人利益的想法，基于无罪辩护策略，两位辩护人辩护思路必须一致，委托人表示认同。

一周后，委托人忽然告知，原先决定庭审后支付的律师费现在就可以付。我要感谢这位合作同行，显然委托人情商是有的，她所以愿意提前支付剩余律师费，一定是考虑到，不然的话，律师会有看法：既然你有经济能力另聘律师（律师费比我高），为啥对另一位苛刻？

二、一人挑担，负重前行

随后半年时间里，案件开了三次庭，我先后四次提供无罪辩护证据材料，逼得检察两次申请延期审理，案件久拖不决。合作律师在外省市，除每次开庭来上海，平时见不着，就我的工作量，一点没有被分担的现实性。期间，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个人愈发确信本案经济纠纷的实质，出于辩护实际需要，始终保持着会见高频率。

办了这么多年的刑案，本案委托人的做派是罕见的，无关紧要的琐碎事，恨不得每周来我的事务所，占用时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我始终能保持心态平和，不急不躁（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容忍收获的“毒果”），尽管有两名辩护人，委托人有事没事来“麻烦”我，从不去“麻烦”外地的同行，但本人从未公开向委托人表达过意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律师本份。即便在我生病住院，无法出庭辩护的情况下，委托人仍然不愿“招惹”合作律师，而是要求我向法院申请延后开庭。感觉这委托人怪怪的，既然另一位辩护人可有可无，耗费钱财，增加律师目的为何?

今年五月底，案件一审判决，结果不理解，但无法归因于律师辩护不力，这样一起争议颇大，拖延一年多，开三次庭的疑难复杂案，判决书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辩护人数十份证据材料在判决书中完全不见了踪影，对于辩护人无罪辩护观点和依据的证据事实，判决书以寥寥数十字草率应付，明显违反裁判文书制作应当遵循的规范，程序公正荡然无存。接办本案，个人投入时间精力巨大，仅会见就达四十余次，无论委托人，还是当事人，对辩护人的工作无可挑剔，心知肚明，当然不可能责怪辩护人，但本人的不满源于一审判决后遭遇“不公对待”。

三、 过分之举，萌生不满

一审宣判时，正值家父重病入院，我在医院日夜陪护，为照顾外地律师的不便，我从老家赶至上海参加宣判领取判决书，并转交委托人。对宣判后的律师会见，我明确告知委托人，这案件一定要上诉，鉴于我家中有急事，可能无法来上海会见，可以带信进去（委托人有渠道）让你儿子抓紧时间提出上诉。委托人听我这么说，未表示不同意见。数日后，我在老家医院，接到委托人电话说，合作律师有事没法来上海会见，尽管知道孙律师父亲病重难以脱身，但还是希望能克服困难来上海见她儿子，听取上诉意见。我当即问，是否已经上诉？对方回答已经提出。这样的情况，自己完全可以推脱。同样是辩护人，律师费没有人家多，工作全包全揽，责任心和付出远超一般辩护人正常履职范围，且逢老人病重，为何非得要我会见?何况，既然当事人已经上诉，上诉期内会见的价值不大。尽管心生不满，面对对方请求，还是应承下来，克服困难会见了当事人。会见过程中，当事人非常诚恳地表示，孙律师一审期间的付出和努力，我都体会到，二审一定请孙律师继续辩护。其实，对于二审是否继续辩护，自己并不在意，不可遏制的委屈或者说愤怒来自委托人后续所作所为。

四、 厚人薄吾，毋须再忍

会见结束后，友情提醒委托人尽快选择二审辩护人，我重新回家陪伴老父。老人病情不见好转，医治无效，数周后离世，在家料理完丧事，我于七月初回到上海工作。一周后，再次接到委托人电话，约我有事商量，到了约定地点，发现除合作律师，还来了一位合作律师同所的律师（我认识），之前，委托人从未告知商量何事，参加人员。

委托人说她儿子托人带话出来，二审出庭辩护人最好是那两位外地律师，孙律师工作认真，强项是调查取证，二审一定还要用，希望三位律师共同做好二审辩护。对此，我谈了看法：二审聘请谁辩护，委托人拥有自主权，我没有想法，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二审律师人选，以便开展工作，但委托人并未表态二审律师人选，我也就回去了。数日后，委托人致电我说，两位律师回去了，希望再次面谈。我问何事，对方不愿明说。当时，心生不快，律师并不是悠闲的职业，不谈委托事，扯啥？双方碰面后，委托人说她儿子又带出话来，希望我和上次碰面的另一律师作为二审辩护人，但她在上次碰面后，已和二位律师签订委托协议并支付了律师费（委托人抱怨律师费高），现在若是转聘孙律师，我付不出钱了。假如解除原一审律师，又担心他会有意见。我问，今天找我来，要解决什么问题？律师合同刚签两三日，律师尚未开展工作，解聘律师要求退费，相信那位一审律师也不会为难你们。我不具有辩护人身份的情况下，只能从事辅助性工作，即便这样，你们也需要付费，可以签订法律咨询合同，按服务时间计费，这样对双方都显得公平。对方对我的建议并不作表态，扯到具体案情和一审判决的评价上来，照常理，自己可以不予理会，你们已聘二审律师并支付费用，和我扯啥？碍于情面，自己仍然耐着性子作答，两小时过去，我借故离开。这次会面，我向委托人清楚表明立场：我不评价同行是与非，不会干预二审辩护人取舍，但律师服务是有偿的，包括咨询，你们呢要么和我签委托协议，要么今后少找麻烦，这是规则，更是做人的道理。

原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但接下来委托人的举动，让我无法再容忍：时不时电话或微信骚扰，都是案件事，甚至希望我找媒体报道。对方从来不提聘用合同和律师费用，不知道他们怎么想，高价聘请的辩护人不去名正言顺“骚扰”，却对我不依不饶，把人当作无脾气木头人？对于以后的电话和微信轰炸，忍无可忍下，我干脆不接，接下来，委托人的一个动作彻底激怒了我，她发来微信：“孙律师，为啥不接电话，有什么想法说出来，我们想不明白”。为何不接电话？有想法说出来！你们是明知故问，故意欺负人吧，你们口中的认真负责律师实在太好说话，太廉价了，只要功夫深，免费会成真，是这样么？深感人格受到羞辱，冲冠一怒就删人，不是我太极端，如此做派之委托人，着实难以认同和接纳，不过，内心仍在祝愿当事人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