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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2020年12月28日，广西高院对杨光毅强奸案再审宣判，撤销该院做出的原二审死缓判决，以强奸罪改判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此，备受媒体关注的“百果女孩被害案再审”终审落下帷幕。

2018年10月4日，广西钦州10岁女孩晓燕（化名）在卖百果香回家途中遭人强奸并杀害，之后同村男子杨光毅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判决书透露，29岁的杨光毅先是守在晓燕回家途中的竹林伺机作案，当晓燕经过时将其抱走并强行猥亵，晓燕反抗过程中被杨光毅掐住颈部直至昏迷，随后被装入蛇皮袋带入附近山岭。晓燕苏醒后企图爬出蛇皮袋，但再次被杨光毅掐住颈部，杨光毅还用刀刺伤了晓燕双眼及颈部，并对其实施奸淫，拿走其身上卖百果香所得的32元，而后再次将晓燕装入蛇皮袋，通过滚、搬等方式带下山岭抛尸。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杨光毅死刑，二审法院认为杨光毅的自首行为对案件侦破起到重要作用，改判其死缓并限制减刑。晓燕的家属不服二审判决，委托律师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调阅审查二审卷宗，指定广西高院对该案进行再审。

在“百果女孩被害再审案”中，其家属委托律师代为提出申诉，律师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对本案再审的推动起到了实质性作用，直接促成了本案的再审改判。由此可见，律师在代理刑事案件被害人申诉中大有可为，也应当有所作为。

一、熟悉申诉法律规定

（一）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都可以提出申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这里的当事人，既包括被告人，也包括被害人。也就是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委托律师代为提出申诉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从法律规定可知，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包括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

（三）人民法院对于申诉，如果符合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审判，否则予以驳回

对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申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如果当事人的申诉，符合法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否则予以驳回。做为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在代为提出申诉时，应当就当事人的申诉符合法定情形进行充分论证。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应当在三个月以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决定重新审判：

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识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2.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排除的；

3.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4.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的；

5.认定罪名错误的；

6.量刑明显不当的；

7.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

8.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裁判的；

9.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申诉不具有上述情形的，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面通知驳回。

二、运足运活刑事政策

律师在代理被害人的申诉时，除了熟悉申诉的法律规定以外，更要运足运活相关刑事政策。我国现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宽”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严”则是指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者死刑的，坚决判处重刑或者死刑，对于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对于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一般是从“严”政策方面提出相关代理意见。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连续上升，为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我国的刑事政策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依法严惩。“对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要坚决依法严惩，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得适用缓刑，一般不得假释，认罪认罚从宽要依法从严掌握，减刑要依法从严控制，对性质恶劣、危害重大者，该判处死刑要坚决依法判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形成不敢侵害青少年儿童的法治氛围”。

在晓燕案中，其代理律师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根据现行刑事政策，杨光毅的自首行为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广西高院经过再审认为，虽然杨光毅具有自首的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但是其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罪行极其严重，结合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序，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依法改判其死刑。

三、擅于调取新的证据

律师在代理刑事申诉案件中，无论是做为被告人的代理人，还是做为被害人的代理人，都要敢于、擅于调取新的证据。律师不能因为取证存在一定的风险，就不敢去调取新的证据。司法实践证明，律师如果能调取到与案件相关的新证据，有时往往是促成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再审的条件中，第一条就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由此可以看出新的证据对再审的重要性。

做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律师应当重点调取针对原审判决的定罪量刑的证据，通过调取新的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对被告人的定性错误，量刑过轻，或者原审判决没有支持被害人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或者判决赔偿过少，以此要求法院再审，对原审被告人加重刑罚或者责令其承担相应的财产退赔责任。

在晓燕案中，其代理律师就通过查看现场、走访群众、分析案情，同家属确定申诉请求。经过走访，律师发现，杨光毅曾有多次跟踪、搂抱、骚扰其他同村多名幼女的行为，骚扰幼女的地方有的还和上述奸杀案在同一地点，造成多名女孩造成心理阴影。律师在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状申请再审的同时，还递交了走访材料，以证明杨光毅的一贯表现和人身危险性。间接促成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广西高院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

四、加强刑事类案检索

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指出：本意见所指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人民法院办理案件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如果检索到的是指导性案例，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检索到其他类案的，可以作为裁判的参考。

作为被害人的申诉代理人，在要求法院再审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时，应当根据上述意见，加强刑事类案的检索，如果代理律师能够检索到与本案类似或者犯罪情节相比更轻、社会危害性相比更小的案件，而法院做出相对较重的判决时，可以把此类判决提交给再审法院，请求再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对本案进行再审。

比如在晓燕案中，同样是强奸案件，在曾献明强奸一案中，2017年1月28日14时许，被告人曾献明遇到被害人XXX（9岁），以拿钱给其买爆竹为名，将其诱骗到租住的房间，欲与其发生性关系，强行亲吻时遇到其反抗，此时，XXX的母亲找寻路过楼下，呼唤其名字，XXX听见后大声回应并欲离开，曾献明担心罪行败露，将XXX掐死。法院以故意杀人、强奸等罪判处曾献明死刑。曾献明强奸案与杨光毅强奸案相比，显然杨光毅的作案手段更为残忍，人身危险性更大。曾献明都被判了死刑，杨光毅更应被判处死刑。作为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应当注重收集类似案例，提交给再审法院。

五、穷尽一切法律途径

司法实务界有句格言：“二审比一审难，再审比二审难”。由此可见，当事人想要启动再审程序，改变原审判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尽管如此，做为被害人的申诉代理人，还是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法律途径，来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

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提出刑事申诉，首先要向原生效法院提出申诉，除非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般情况下原生效法院会维持自身做出的裁判。此时，做为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或者检察院提出申诉，申诉可以分别向上级人民法院或者检察院提出，也可以同时提出。如果原做出生效裁判的是省高院，则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检察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的处理决定是最终的决定。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维持原生效裁判，除非有新的证据，否则最高人民法院不再受理被害人的申诉申请。在此过程中，律师可能需要先后向多家法院、检察院提出申诉，时间跨度长达几年甚至数十年。

在晓燕案中，2020年4月7日，广西高院二审改判杨光毅死缓并限制减刑，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调卷审查，5月11日，晓燕家属向广西高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后，指定广西高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六、妥善处理媒体关系

近年来，一批刑事冤案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被先后平反，媒体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媒体的强力跟踪和报道，这些冤案的平反时间也不得而知。在被害人的申诉中，媒体同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在李昌奎一案中，李昌奎与杨光毅一样，同样具有自首情节，云南高院原审判决以自首为由，改判李昌奎死缓，但是在媒体的强势介入下，云南高院启动再审程序，改判其死刑。

同样，在晓燕案中，广西高院4月7日对杨光毅改判死缓后，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当事人及法院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此后仅过了一个月零3天，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决定调卷审查，并指令再审，由此可见媒体在晓燕一案再审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作为申诉代理律师，应当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不得自行利用媒体进行炒作。

作为被害人，不服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判，向有关新闻媒体投诉，媒体对此进行报道，无可厚非，代理律师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当途径反映，但是不能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干涉，更不能干扰新闻媒体的正常采访权、报道权。同时，基于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代理律师不得为了达到让法院再审改判的目的，自行利用媒体进行炒作，或者怂恿、教唆当事人利用新闻媒体进行炒作，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此有要求，如果违反，律师会面临行业处分，甚至行政处罚的法律后果。

作者：堵建军

靖霖刑事律师机构

票据犯罪研究与辩护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