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陈定山(1897-1989)是名小说家兼实业家天虚我生(陈蝶仙)的长子,他也写小说,二十余岁已在上海文坛成名了,他工书,擅画,善诗文,有“江南才子”之誉。他和父亲陈蝶仙,人们常以“大小仲马”称之。
他原名蘧,出自庄周《齐物论》,因此又字小蝶。别署蝶野、醉灵生、醉灵轩主人,四十岁后改署定山。陈定山说:“我是杭州人,古籍钱塘,世居西湖……我的祖宅在瑞石山麓太庙巷口,相传是南宋韩侂冑的南园一角,因此颇具花木泉石之胜。……我生之时,去古已远,南园遗迹渺不可寻,但泉石的玲珑、山林的位置,依然在目。先君把后园题名为一粟园,园中有个月波池,池畔有一座小轩,五色玻璃,朱栏四匝,迎面一岩,厓石壁立,有石窍,往往出云。先母燕室即依岩岫筑,故号‘懒云’。此轩据说原有赵子昂题匾,但早已失去,先君题名为惜红轩,他第一部著作《泪珠缘》和《惜红轩诗钞》就在这里产生,后来做了我的启蒙书馆,我常常对着一窗五色斜阳,静听姊妹们咿呀的书声,为之忘倦。”
陈定山说,他母亲懒云女士(朱恕)出自书香门第,亦能吟咏。“在幼小的定山先生眼中,父亲是个传奇人物。他的身材颀长,戴副金丝边近视眼镜,丝罗长衫外常加一件一字襟马甲,手上轻摇一把洒金画牡丹的团扇。小定山常想:待自己长大,必要像父亲一样的风度。”小时候,堂姊读《幼学琼林》,妹妹小翠读《诗品》,陈定山却能把她们的书同时背出。八岁时才华已然早发,塾师讲解王勃《滕王阁序》,全文未讲解毕,他已能朗朗上口。九岁已能提笔为文,自成风貌。十岁能倚声,又喜欢唱昆曲,其父蝶仙常为他弄笛。
据学者赵孝萱的资料云:“陈定山十四岁入法政大学,听闻教员琐碎谈论律师之诉讼等费,乃曰:‘是非我所耐也。’之后赴上海另入圣约翰大学。入学后发现学生都舍国学而以英语相夸耀,又不悦而离去。当时其父蝶仙与父友钝根正编《礼拜六》《游戏杂志》《女子世界》等,日日以小说家言相谈。小蝶见而大喜,于是决定钻研小说。先试译著,仿林纾之法,由李常觉遍求英文小说,读后口述。定山取欧西小说本意,以文言译出。译笔极为快速,据说每小时能写2000字。恽铁樵当时主编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爱定山才华,多次敦请他写稿,时年十七岁的定山竟能与五十几岁的恽铁樵成为忘年之交。”
家人合照:坐者为陈蝶仙,后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陈次蝶、陈定山与其夫人张娴君
陈定山的作品当时散见在上述各杂志,尤其是周瘦鹃所编的刊物,《自由谈》固然不必谈,《紫罗兰》和《半月》,亦像没有陈定山的大作就会减少销路似的。即那本周瘦鹃一人所写的《紫兰花片》,亦时常有些定山的画和诗。曾经被人目为雏凤清声,说定山的妙笔,更有过于蝶老先生。郑逸梅说父子两人合作的有《弃儿》《柳暗花明》,刊于《申报》,明星公司摄为影剧,此外还有《二城风雨录》《嫣红劫》《间谍生涯》《秘密之府》《琼英别传》《勃兰特外纪》《旅行小史》《妍媸镜》《各国宫闱》。陈定山单独的作品有《塔语斜阳》《香草美人》《兰因记》《余味录》《菊谱》《画狱》《江上秋声》《定山脞语》《书画船》《醉灵轩读画记》《醉灵轩诗文集》《湖上散记》《消夏杂录》《蝶野论画三种》等。
1917年,陈定山父子研发国产“无敌牌牙粉”有成。1919年,陈定山以积蓄下来的两千元稿费,在杭州清波门学士桥旁,买下明末“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方的“垫巾楼”遗址作为别墅。
陈定山被誉为“以诗、书、画独树一帜”的。据熊宜敬的文章云:“一九二〇年,陈定山廿四岁,见三姨丈画梅极佳,兴起学画之念,姚淡愚告诉陈定山‘画必自习字始,能写好字始能习画’,于是陈定山以所写书法向其请益,姚淡愚一看,便说:‘子不羁才也,梅不能缚汝,其山水乎?’于是便传授山水诀,是为陈定山正式习画之始。”后来陈定山更以书画名家,论者曾评曰:“其画在蝶野时期,以冷隽胜,笔墨无多,尽得天趣。四十以后自号定山,其笔墨于洗炼以后转趋繁复,千岩万壑,气韵无穷,盖收子久、山樵、香光、麓台为一家。又身行万里,胸贮万卷,故能变化于笔墨之外。诗书雅度,醇然自足。吴湖帆尝称蝶野画仙乎,吴子深云吾平生于画无所畏,独畏定山,每一相见,必有新意,其造诣盖如此。”
1934年,陈定山以世道纷乱,民不聊生,亟思对百姓生计有所奉献,偶于浙江东阳之“定山”发现可广种桐树以济民,便拟定了种桐二千余亩,三年为期,以收成来改善当地农民生活的计划,他的父亲陈蝶仙认为此举缓不济急,并不赞成,但却对“定山”二字有感而发,对他说:“四十不仕,可以知止而后定矣。”于是刻了一方印章“定山一名小蝶”送给他。陈定山并于第二年在“定山”之巅筑了一座“定山草堂”。
祖孙三代图,自上至下分别为:陈定山、陈蝶仙与陈克言
1936年,陈定山并在杭州西泠桥造“蝶来饭店”。蝶来饭店坐落在栖霞岭南麓的低坡上,朝南的店门隔着马路对冲西泠桥,饭店西边紧邻着古刹凤林寺,东边却接着广东劳氏的一大片松林墓地,四周透尽恬静。饭店占地近三亩,客房却只有二十八间,装修一流。饭店的建筑结构像个中西合璧的庄园,西式二层楼的客房散落在坡顶上,南面沿马路筑有花式窗棂的矮墙,院中央植满低丛和草坪,从店门大堂去客房,要经过蜿蜒曲折、花藤朱栏的中式长廊。饭店开张那天,来了一场“蝶来秀”,专门从上海请来顶级的电影女明星胡蝶与徐来,因为各取她们名字中的一字,正好是“蝶来”,一时整个杭城为之轰动,大家都追到西泠桥边看“蝶来”。
1940年初春,父亲过世后,上海已经沦陷,陈定山和母亲、弟妹、妻小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金谷村;一日半夜,被日本宪兵偕同法巡捕及翻译押至蓬莱市监狱,强指他为重庆分子。其二夫人十云女士,连夜赶到苏州,找到好友影星徐来,“标准美人”徐来当时已改嫁给唐生民,十云请求徐来帮忙,徐来因此“命令”唐生民去向当时人也在苏州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求援,李士群碍于人情,“强盗生善心”,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十云女士转上海“七十六号”的副主任夏仲明,历经七天,陈定山终于被释放。出狱时,宪兵队长告诉陈定山从此不许用“小蝶”一名发表文章,于是陈定山从此以“定山”之名行世。
1948年秋冬之际,五十二岁的陈定山渡海来台。先居北市连云街,再迁居新生南路,室名“定山草堂”。1952年6月,迁居阳明山,居名“萧斋”。陈定山说:“从三十八年(1949)到四十八年(1959)我一直住台北。为了生活,第一个拉我重为冯妇的是老友赵君豪兄,那时他和范鹤言、朱虚白兄创办《经济快报》,也就是现在的《联合报》,我担任副刊编辑《台风》。第二位拉我写作的,是吴恺玄先生,拉我为《畅流》杂志写稿。第三位是叶明勋主办的《中华日报》,赵之诚兄主编副刊要我写长篇,而刊出了风行一时的《春申旧闻》和《黄金世界》二部。接着便是耿修业兄主办的《大华晚报》,要我为他写作长篇小说《蝶梦花酣》,这一下,我就在台北写作一年。住在阳明山,四时有花木之胜,早晚有良朋之遇,倒也逍遥的很。最快活的是,《中华日报》台北版,本仰给台南版,自《春申》发刊以后,北版销数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给于北版的转载。接着是耿修业兄不时报告《大华晚报》因连刊载《蝶梦花酣》而销数激增,向我‘致敬’。”
1958年陈定山迁居台中,1970年左右,因当时任台中静宜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好友彭醇士身体不适,于是请陈定山代课,这是陈定山执教鞭之始,他在静宜及中兴大学教授词曲课。1974年,在台中居住十八年的陈定山迁居台北永和,他说:“携得晴空一片云,来看台北雨纷纷。”因居永和,自号“永和老人”,又因住在凯旋大厦七楼,所以别署“七层楼主”。同年,因弟子于大成任淡江文理学院夜间部系主任,他在台北市金华街的淡江城区部执教一年。
1976年,陈定山作八十寿,据张礼豪文章说:“正逢张大千回国,二人相会,大千说陈定山看似六十余岁而已,以后就称‘小兄’,而自言须白髯长,以后便叫‘老弟台’。知己重逢,自是欢欣,陈定山便作诗一首《喜闻大千归国》以为记:‘近闻归国喜如何,双袖龙钟泪渍多。白头兄弟存余几,青春鹦鹉尚能歌。广留海外名千载,家在江南住永和。笠屣画图传写遍,无人不念志东坡。海外传闻多病身,相看依旧健如春。苍髯喜值苍龙岁,白首重盟白水津。合具双肩担道义,独留巨眼对乾坤。小兄老弟相称谓,秉烛今宵最可亲。’情意真挚,令人动容。”
1976年9月7日,陈定山元配张娴君因病去世,失去奉献一生的持家良伴,陈定山极为伤感。1983年8月30日,夫人郑十云赴菜市场买菜,不幸发生车祸过世,享年七十三岁。十云夫人与陈定山结褵五十年,亦夫亦友,死后陈定山甚念,集唐诗挽之曰:“多情自古空余恨,报答平生未展眉。”1989年8月9日中午,陈定山以九十二岁高龄在家中安详过世。
笔者多年前曾经访问台湾师大附中教美术的陈芗普老师,她在1979年时因画家欧豪年之介,拜陈定山为师,学习诗词。每周日早上在永和家中上课,定山先生不讲格律,要她先多读书,并指定《唐诗三百首》《世说新语》《白香词谱》等书要她研读,定山先生认为腹中要先有学问,再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方可写好诗。中午时分,老师还要学生一起在家吃中饭。当时家中虽只有定山先生及十云夫人两人,但仆佣准备的饮膳还是极为精致,这也印证了定山先生是个美食家。这使我想起当年在上海他发起“狼虎会”(狼吞虎咽的聚餐会)的情景,他在《春申旧闻》说:“尤其是发掘小吃馆子,是本会的唯一工作。例如陶乐春发现时,仅为大舞台对面一开间的四川抄手馆子,靠扶梯三个卖桌,专卖榨菜炒肉丝,干烧鲫鱼,和鸡豆花汤。雅叙园是湖北路转角靠电车轨道的一个楼下卖座,只卖油炮肚,炒里肌丝,合菜带帽带薄饼,小米稀饭。小有天是小花园里面的一家闽菜小吃,奶油鱼唇,葛粉包带杏仁汤,是他的拿手。……有许多小馆子后来发现,直到胜利复原他们还保持着一开间门面的如:石路吉升栈对面的烹对虾,酱炮羊味。六马路的鱼生粥,石路上的肉骨头稀饭,油条。德和馆的红烧头尾,盐件。泰晤士报三层楼的蟹壳黄,生煎馒头。霞飞路菜根香的辣酱饭,浦东同乡会隔壁的臭豆腐干大王等等,直到我们三十七年(1948)来台,它还是保持着原状。至于梁园的烤鸭子,云记的腊味。乔家栅的汤团铺,在敌伪时期还有了伪组织,那是王汝嘉的冒牌汤团,不是真正金家牌楼的分店。”定山先生真不愧是个老饕。
陈定山著作等身,早年与其父陈蝶仙合编《考正白香词谱》。他的诗词集有:《蝶野诗存》《醉灵轩诗集》《定山草堂诗二卷》《定山草堂外集》《萧斋诗存》《十年诗卷》《定山词三卷》等。又酷爱写掌故,写有《春申旧闻》《春申续闻》,因定公从父辈起,便长居沪上,娴熟上海滩中外掌故逸闻,一代人事兴废,古今梨园传奇,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乃开笔记小说之新局,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至于小说集,有:《蝶梦花酣》《五十年代》《大唐中兴闲话》《春水江南》《骆马湖》《隋唐闲话》,以及号称“黄金世界三部曲”的《黄金世界》《龙争虎斗》《一代人豪》等。
但陈定山的文章不仅于此,他发表于报章杂志而未集结成书者,不知凡几,因此我从老旧杂志《畅流》《自由谈》《艺坛》《艺海》《中国一周》《文星》《中央月刊》《中国地方自治》《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等刊物逐期翻检,甚至找到香港的《大人》《大成》杂志,最后是利用上海图书馆制作的“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找到他早年在大陆时期所发表的三篇论画的长文,共五六十篇,总数几达三十万言,内容除书画外,更包括诗词、掌故、戏曲等等,于是乃编成《陈定山文存》和《陈定山谈艺录》二书,陈定山重要的文论艺评皆在乎此。
《陈定山文存》封面
《陈定山谈艺录》封面
《文存》包含诗词、掌故、戏曲三类,而最后更附上有关生平与家世的文章,以达其“知人论世”之旨。定公作诗填词堪称高手,各有诗集、词集传世,此书所编乃其论文或诗话甚至以诗词当作纪游之作,十分珍贵难得。如《李义山锦瑟诗新解》,他从各种典故的考证来破解李商隐所设下的种种障眼手法,难度是蛮高的,因为自古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然而由于定公熟悉这些典故的正用、反用、明用、暗用,而最终指出李义山无题诗系为小姨而作,或许你也会猜出答案,但如何破解的过程才是精彩,难怪也是才子的词人陈蝶衣读过此文会赞叹:“真可谓之独具慧眼,一语道破矣!”杜甫一直是定公景仰的大诗人,他写了多篇有关杜甫的文章,其中在《文星》杂志发表的《杜甫与酒》,分量颇重,他甚至将杜工部一生及于酒者,择要编年,分十三阶段,述其缘由,并正其视听。而杜工部最后旅泊衡湘,丧乱贫病,交瘁于心,竟以死自誓,更无一字及酒者。定公叹乎:“盖公早已自知年命之不永,而致其叹息于曲江独坐之时。诗人之穷至于杜甫亦大可哀已。于酒云何哉?”定公善饮,又长于杜诗,考之年谱,“以诗证史”,确是少陵之知音也。他回忆幼年被父亲责骂诗文输给妹妹小翠时,说:“余避席曰:‘臣得其酒’。盖妹不能饮,而余饮甚豪,酷肖父耳。父亦笑而解之。”因此善饮是其来有自的,有人曾为文说,陈定山八十六岁时,喝完白兰地之后仍可作画,并且谈笑风生,现场有位酒友惊呆,心中暗自钦佩,此人乃武侠名家古龙。而古龙确实有张著名的照片,背景是副“宝魇珠铛春试镜,古韬龙剑夜论文”的对联,便是定公所书。因此他大有以杜甫之酒来浇心中之块垒之意!
再者宋人笔记提及黄山谷和苏东坡时说:“山谷在戎州,闻坡公噩耗,色然而喜。因为从此诗名,无人再会益过他的了。”对此说法,陈定山十分愤慨,因为黄山谷终身推崇苏东坡,可谓不遗余力,固不独形诸诗句,且挂诸口齿矣。如云:“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又跋东坡《黄州寒食诗帖》云:“东坡他日见之,乃谓我无佛处称尊也。”因此定公怒气冲冲地说:“不知苏、黄交情如此之厚,推重如此之盛。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传说,也正是章惇、蔡京一般徒党造出来的谣言,用以诬毁前贤的了。”于是他为文替黄山谷辩白,因为东坡之死,消息来得迟缓,当时黄山谷在戎州连噩耗都未接到,怎会“色然而喜”呢?相应地对渲染艳闻以博取知名度的作品,定公会大加挞伐的,如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他认为绝非“诗史”之作,尤其是对后《彩云曲》,他话说得很重:“其诗猥媟,格律甚卑,其事亦得之道听涂说,不能引与前《彩云曲》并传,以视吴梅村的《圆圆曲》,白居易的《长恨歌》,更不可以道里计了。但齐东野人反而津津乐道。”定公衡文、论诗自有尺量,不为世俗流言所左右,可见一斑。
掌故一直是定公的拿手绝活,此书所编均为前书所未收之作(因与上海“春申”无关),且更加精彩,因为这些都是有关明郑及台湾的。如《台湾第一文献——记沈光文遗诗》,还有《闽明一代孤臣黄石斋先生殉国始末》《明鲁王监国史略》,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戏曲亦是定公一生之所好,他亦可粉墨登场。其二夫人十云女士是唱老生的,在上海曾代过孟小冬的班。篇中的《历史与戏剧》除谈及许多戏改编自历史,但也扭曲或捏造了历史,另外,对来台的京剧演员分生、旦、净、末、丑,整理出一份名单,并留下他们在台的剧话,可说是非常珍贵的梨园史料。
陈定山吹笛,旁为二夫人十云女士
《谈艺录》整本几乎都是定公谈书画之作,他真正致力绘画大约在二十四岁,不过对书画有兴趣倒是起源很早,他弱冠时看三姨丈姚淡愚画梅而心喜之,曾问姨丈可否学画,姨丈曰:“画必自习字始,能写好字始能习画。”于是他以所写书法向其请益,姨丈认为他是不羁之才,岂仅能画梅而已,于是教他山水画诀。二十五岁那年,他竟悟出一项道理,一心想走“四王”(王时敏、王原祁、王石谷、王鉴)的路子。四王中本以王时敏辈分最高,王原祁、王石谷都是其学生,定公说他最爱王原祁,因为他的画在于“不生不熟之间”,不若王石谷太过甜熟。对学习国画,他认为还是必须从古人入手的,博古而后知今;若想摒古弃今,单以天地为师,那是不可能的。至于其中的秘诀,在于“摹、临、读、背”。所谓“摹”不是刻板地一笔接一笔地勾勒,而是将画挂起来,看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在自己的纸上对着画。“临”则只取其意思及笔法,即古人所谓“背临”,是活的,思考的。摹临之际既已分析并熟悉其格局,便可以将画中各种皴法、点法活用在自己画面上,这是熟“读”了的缘故。以后熟能生巧,进入组织、布局得心应手的阶段,便是“背”的充分发挥了。他又说:“意在笔先,物色感召,心有不能自已,笔墨有所不得不行,然后情采相生,欣然命笔。”“作画必须莽莽苍苍,深山邃壑,如有虎豹,望之凛然,似不可居;而仙岩秀树,蒙杂其间,出人意表,乃为尽山水之性灵,极文人之笔墨。”这些可说都是他习画的心得,原本是不传之秘,如今写出来也是想“金针度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画必须讲究笔、墨、纸、砚,定公也谈到,如果没有一支好笔,正如名将之无良骑,怎能使他画出好画呢?无好笔,纵有好纸亦是枉然。而在画画时“墨分五色”是极端讲究的,他说民国以来,用青麟髓(道洗墨),其次用乾嘉御墨。到了台湾,官礼御墨,也变了稀世之珍。断墨一丸,辄数百金,画家惜费,又不得不求之东京。他又说:“张大千早年学石涛、老莲,几可乱真。抗战时,潜踪敦煌石室中,胜利还沪,画风为之一变。我埋怨他‘为什么去向墙壁学?’大千笑说:‘好墨好纸都用完了,只好刷了。’由于找不到好墨好纸,而去向画壁讨生活,这是大千的聪明,也可以说他是玩世。”
《文心雕龙》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定公可说是做到了,因此他对前人作品的评论可说是精准的,甚至可以看出其作品脱胎于何人、出自于何派。当然这也归功于他对整个绘画史的钻研,他的《中国历代画派概论》长文是掷地有声的重要论著。同样,他的《读松泉老人〈墨缘汇观〉赘录》一文,几乎把故宫典藏和私家收藏的名帖都看遍了,才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他说:“或睹于故宫,或觏之藏家,无不精诚赫弈,千载如新。有宋两代名臣真迹,几尽萃于此,虽有二三佥壬,亦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矣。令人过目不忘,洵有以也。”
陈定山早在1920年即活跃于沪上美术界,筹办美展活动、主编。而1935年故宫博物院要挑选文物参加英国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他被聘为负责书画部十一位审查委员之一,可见也是借重他在书画的鉴赏能力。据学者熊宜敬说:“1947年9月15日至28日在上海市南昌路法文协会展出‘中国近百年画展’。配合这项展览,上海美术馆筹备出版了《中国近百年名画集》和《近百年画展识录》,由陈定山、徐邦达、王季迁等执笔,其中《近百年画展识录》,详载了每件展出作品的形式、尺寸、款识、钤印和收藏经过,并附画家传略,全书数万言,是1911年民国肇建后,第一本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画展图录。”我因此又特别找到他早期的三篇画论,读者可比较其与来台后的观点有否异同。本书广搜其有关艺苑散论,多达十数篇,均为他论及画人画事的不可多得之作。其中有画史的源流、绘画的理论、作画的心得,更有画家个人的传记,例如《民国以来画人感逝录》长文,他就穷三年之力,四易其稿(本书采用他的四稿),方始完成。至于《树石谱》更是画国画的基础理论,得其窍门,即刻进阶。最后定公对作画的结论是:“多求古迹名本,或多读书习字,或出观名山大川,觉胸次勃然,若有所蓄,郁郁欲发,乃藉笔写之。故画者,只是写自己一片胸襟耳。”堪称至理名言,不二法门。
陈定山赏花图
定公少多才艺,得名甚早。壮岁久寓沪滨,驰骋于文坛艺苑,轻财任侠。渡海来台,除短期讲学上庠外,勤于写作,著述等身。然原本出于钟鸣鼎食之家,突遭国变,衣冠南渡,能不无感!于是他发之于吟咏,有《十年诗卷》《定山词》之作。人间何世,无限江山;听流水于陇头,见夕阳于故国。但定公一生原不只是诗人、词人、小说家、书画家,因此,兹书之编就,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他多才多艺的各个层面,亦为后人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也。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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