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杨浦专办婚姻案件律师哪里找，杨浦区离婚律师事务所

“十年，我熬了十年，终于解脱了。”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门口，女人攥紧律师桂芳芳的手，哭得浑身战栗，她拨通母亲的电话，抽泣着说：“妈，我自由了！”撕扯数年，离婚案调解成功，此刻，她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新生活。

这一幕是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第七集的开篇，当事人真实的情感宣泄，律师眼角泛起的泪花，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一场官司，就能让夫妻从至亲走向至疏。作为一名主要处理婚姻家事诉讼的律师，每天，都有当事人怀抱着委屈或决心，带着爱恨情仇，找到桂芳芳——

“他下死手打我，在家里多待一秒，我都会害怕到窒息”“家里的钱被他炒股输光了，我现在生活在泥潭里”“他承认出轨，但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很多男人都会做的事”“去年一年我挣了300万，一分也不想给他”……情到浓时，不分你我，一旦翻脸，锱铢必较。

纪录片《人生第二次》截图

在很多人眼中，家事是理不清的乱麻，清官也难断。而从业十多年，桂芳芳专“断家务事”，她办了1000多件离婚案，虽然不是当事人，但她好像也一起体会了他们人生中的跌宕起伏。在她看来，自己就是婚姻渡口的一名摆渡人。“他们在过河，而我刚好在摆渡，撑着桨带他们来来往往，走向属于自己的渡口。”

不破不立，开启第二次人生

接到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的拍摄邀请时，桂芳芳正像往常一样奔走在办公室和法院之间。她是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这家律所2021年1月成立，聚焦于婚姻家事和财富传承领域的诉讼和非诉业务。

每年有上千位当事人到这里寻求婚姻帮助。桂芳芳说，拍纪录片是对生活的介入和干预，很多人会有顾虑，有人不愿将隐私公之于众，有人担心拍摄会影响案件进程，有人直接拒绝，有人先同意后反悔。

每位当事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案件也都很特别，拍摄了上百个案例之后，纪录片里最终呈现的个案，为观众展示了三段不同的婚姻及人生——

为了让小儿子能和自己一起生活，周东晓与前夫开始了抚养权之争。平日里，她每天接儿子放学，回自己家给他辅导功课，再按前夫的要求将儿子准时送回去。每次孩子跟妈妈和哥哥过完周末，总是撒娇说自己不想回爸爸家。而周东晓只能说“不要难过”“妈妈再去和爸爸争取一下”……

庭审当天，当周东晓说，为了孩子，自己愿意去前夫家，照顾孩子、给孩子辅导功课，前夫回家自己就离开，全程不会和孩子的父亲过多见面时，法官也被打动了。桂芳芳说：“想想那个场景，觉得挺不忍的，她付出了这么多，但就像一个田螺姑娘，是不能被看见的。”最终案件得以顺利调解，法院增加了母亲探视时间，孩子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和妈妈在一起，但爸爸更有经济实力，抚养权还是归爸爸所有。

右为桂芳芳

周东晓的温柔和坚定，让很多人动容，有人说，“有这样通情达理的妈妈，即使是单亲家庭，两个孩子也一定能好好长大”。

但在有些人眼里，离婚、单亲这些字眼听来依然刺耳。

沈梦离婚后，妈妈经常与她爆发争吵，在老人看来，“离婚很自私”“单亲家庭的孩子会被歧视”。但沈梦很理性，她认为丈夫曾家暴自己，两人长期冷战，分开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结婚14年，育有一儿一女，大女儿14岁，小儿子5岁。两人离婚后，一审法院判决大女儿跟爸爸、小儿子跟妈妈。沈梦对判决不满，想通过二审上诉争取大女儿的抚养权，让姐姐和弟弟一起长大。

孩子就是一根线，一方扯得太用力，线很容易断。虽然沈梦很喜欢女儿，但女儿似乎不喜欢妈妈的教育方式，觉得和妈妈一起生活压力很大。一审判决时，法官就是在征询过大女儿的意见之后，判决其随父亲生活的。《民法典》已有明确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二审败诉，沈梦收到判决书后斩钉截铁地说，自己还要继续维权，申请再审。在处理过大量离婚纠纷的桂芳芳看来，婚姻不是战场，只有尽快放下，才可以走向全新的人生。沈梦最终也打算放过自己，她准备考取证券从业资格，弥补自己“投资”家庭的失败。

2022年2月22日是星期二,也是壬寅虎年正月廿二，网友们称这一天2022最有爱的一天。当天，杨浦婚登共接待200多对新人。（蒋迪雯 摄）

婚姻，从来不是一纸承诺就能地久天长；离婚，也不是一拍两散就真能一别两宽。一直以来，人们都说家代表着爱与温暖，但很多时候，家却是造成伤害的始作俑者。

靳婧是个90后主播，她和丈夫郎才女貌，婚姻原本幸福美满，但丈夫瞒着她借钱炒股，欠下了上千万的债务，不得不变卖房子、车位来偿还。感情中的信任基础被破坏，两人和平分手。离婚后，靳婧无法单独带孩子，男方依然会到她家照看孩子，感情还在的他们开始以一种新模式相处。

有人一刀两断后，绝不拖泥带水，有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婚不离家。这一集纪录片的片名是《破》，英文翻译为moving on，桂芳芳觉得很贴切。“离婚本身就是打破一个家庭，夫妻感情破碎了，需要有人来清理，离婚律师就是在做这件事。通过拆解婚姻，让当事人受到的伤害最小化，尽快帮他们开始新生活。”

从离婚律师，到婚姻家事律师

8月2日一早，桂芳芳外出开庭，她搭乘的出租车司机是位中年女性，性格泼辣，听说这位乘客是律师，便倾诉起了自己离婚的曲折，也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二次起诉的担忧。“都没有感情了，还要拴在身上？说什么保护女性，吵架打架后都是我哭……”

一路上，桂芳芳给她普法，告诉她法院有自己的考量，一般会倾向于给夫妻双方一次机会。但现在也正在进行家事审判改革，主要会考量双方的感情现状。

桂芳芳

做婚姻家事律师十几年，桂芳芳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承诺“给你我的全部”的丈夫，为了房产和妻子争得面红耳赤；曾经山盟海誓的男子，对爱人拳脚相向；夫妻举案齐眉时，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劳燕分飞时，孩子成了争夺的筹码。

生活中，我们能感受到离婚人数的增多，民政部发布的数据也能佐证——2000到2013年之间，我国结婚率呈波动上升状态，2013年以后呈较快下降趋势；离婚率则在2000到2019年间持续上升。2020年，我国有814.3万对新人登记结婚，离婚登记数据则为433.9万对，离婚登记人数超过了结婚登记的一半。

“统计数字之下，个案千差万别。”在桂芳芳看来，婚姻家事案件的变化，也折射着社会观念的改变。

十几年前认识新朋友时，提到自己是“离婚律师”，大家会开玩笑说，“那我最好以后不会找你帮忙”。当时，很多人离婚不进法庭，也不会找律师。就算闹上法庭，离婚诉讼中最主要的问题也就只有“离不离”。以前法官办离婚案子时，要分家里的板凳、煤球，当时人们认为，离婚不过是时间问题，最麻烦的可能就是抚养权的争夺，几乎不会涉及财产分割、婚内协议、遗产继承等复杂问题。

如今，从“离婚律师”到“婚姻家事律师”，不仅是称呼的改变，也是业务的拓展——如果把婚姻按照生命线分成婚前、婚内、离婚、离婚后几个阶段，法律服务就对应着起草婚前协议，进行婚前辅导、尽职调查等；签订婚内财产协议，进行情感修复等；打离婚官司；解决离婚后的财产、抚养权、探视权争议问题等等。

“毕竟，婚姻是除劳动收入之外，能影响你财产变化的最大的法律事件了。”桂芳芳说，俗话说“女怕嫁错郎”，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不一定要依附男性，才能获得优渥的生活和阶级跃升，男性的择偶要求，也不仅仅是相夫教子。老话已经有了新意味。

在浦东新区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的人（殷立勤 摄）

小米找到家与家律所时，已经收到了丈夫小凯要求离婚的法律传票，两人刚结婚一年，感情很好，她不敢相信丈夫不声不响地搬出了新房，还要求离婚。她甚至觉得小凯是得了绝症，怕拖累自己才提出离婚的。

在交流中，律师得知，小米的父母半年前车祸去世，在上海留下了9套房产和1000多万的银行存款及理财，价值大概有2亿多人民币，小米是唯一继承人。果然，小凯在后续寄来的补充诉讼里，要求分割小米继承的遗产。两人见面时，小米质问对方：“你凭什么来分割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凭什么？凭我们的结婚证啊！”

根据《民法典》规定，小米继承的遗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她的父母没有写遗嘱说遗产由她个人继承，所以她丈夫也能分走一半。

其实，这种情况，一份婚前协议就能规避。“结婚前，人们忙着拍婚纱照、准备嫁妆、筹备婚礼，有多少人做过法律方面的准备呢？”桂芳芳说，“虽然大家开玩笑说，谈感情伤钱，谈钱伤感情，但其实不谈才是真的伤。每对即将走进婚姻的青年男女，都有必要了解婚前协议的相关法律规定。”

2015年，桂芳芳曾帮施杨和然然拟过婚前协议。施杨的父亲是一个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在海内外有近百套房产，施杨是其唯一的儿子。然然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家境普通。施杨的父母考虑到双方家境差距悬殊，如果不签署婚前协议，婚后不管是施杨接受赠予还是继承所得的财产，都有可能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于是要求儿子签婚前协议。

两人最终还是在吵吵闹闹中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女方一开始避而不见，后来提管辖权异议，又申请延期开庭，还以分割夫妻财产为名，索要1800万元，对婚前协议闭口不谈。当法官问及是否存在婚前协议时，她才妥协。经过调解，施杨一次性给付女方200万元经济补偿，双方再无其他财产纠纷。

谭芳律师（左）和桂芳芳律师

婚前协议不只是在“嫁入豪门”时需要，随着结婚时经济成本的上升，很多条件普通的家庭，都需要掏空几代人的积蓄来买一套婚房。在桂芳芳看来，虽然法律规定婚内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婚前协议给了一个路径，让夫妻双方可以自由约定，互相尊重对方的意愿。“这就是民法典的精神，让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财产做主。”

说完，她又补了一句，“虽然婚前协议既能保护‘富家女’，也给了‘穷小子’跨越阶级的可能，但我还是认为普通人‘嫁入豪门’的神话不足信。”

结婚的原因很多，离婚也是为了能幸福

经手了上千件离婚案，听到最多的离婚理由是什么呢？“出轨。”桂芳芳说。

“现在出轨率很高，有时一天连着接待的几个当事人，全都说伴侣出轨。”多种证据都可以证明对方出轨：音视频资料、电话记录、聊天记录，以及当事人自认出轨的悔过书等等。疫情期间，老张去情人家约会，被封在楼里14天，在妻子的逼问下只得据实相告，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成为出轨的证据。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制作过一份关于离婚纠纷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在上百万件的离婚纠纷案件中，77.51%的夫妻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理由都是“感情不和”，其他理由还包括家庭暴力、离家不归、不良恶习等等。

坐在桂芳芳面前的当事人，经常会一边求救，一边掉眼泪，说着：“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从未遇见他。”

有生活原本殷实的白领，因为丈夫赌博深陷债务漩涡，生活变得暗无天日；有女人为了家庭放弃了事业，却和丈夫的人生走向了不同方向；有人长年累月遭受丈夫家暴，却因为没有证据而举证困难，加之经济条件不佳，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时也陷入劣势，“在这个家多一秒钟，都会让我害怕到窒息。可是我要救我的孩子，我不能让她和恶魔一起生活。”

2021年6月17日，萍聚工作室举行反家暴征询会。（董天晔 摄）

十多年前，桂芳芳还是法学院学生时，协助律师办理的第一个法律援助案件，就包含了家暴、出轨、抚养权争夺等因素。当事人是一个瘦小的妈妈，从外地农村嫁到福州，她原本对大城市充满希望，却在婆家尝尽了绝望。所谓的丈夫，经常随心所欲地对她大施拳脚，还总带不同的女人回家，对她毫不避讳。

当时《反家庭暴力法》还没有实施，这位母亲以为只要自己委曲求全，就可以让女儿悄悄长大。可她的隐忍换来的，却是丈夫对她和女儿无休止的暴力。尽管自己没有住房，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她还是勇敢地选择了起诉离婚。在律师的努力下，她取得了孩子的抚养权，离婚后也可以继续居住在前夫的房子里。此后，桂芳芳每周末都会去给女孩补课，与母女俩建立了更深切的联系。

多年后，在上海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值班的桂芳芳，遇到了一位女士来咨询。听对方哭诉着丈夫的暴行时，她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位母亲。“与当年不同的是，我们现在能为她们做的，远远不止当时的那一点了。”求助者的情况被维权服务数据系统记录下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直接申请指派援助律师，反家暴法和民法典也已经实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更加细致。

时代发展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让年轻人的婚姻选择更有自主性。“互联网刚发展起来的时候，经常有年轻人闪婚。现在大家对结婚慎重了很多，但闪离还是很多，前一晚吵过架，很可能第二天就要去协议离婚。”桂芳芳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很多年轻人离婚是为了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年轻人离婚，不一定会是“出轨”等原则性问题，反而是“婚后丈夫不做家务，沉迷游戏”“妻子情绪不稳定，两人三观不合”甚至“双方经济独立、互不需要、形同陌路”等所谓的“小事”，会让一段婚姻触礁。

以前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前述报告中提到，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婚后2年至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有时到不了7年，婚姻走到第三、第四个年头，甜蜜的新婚变为充斥着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激情消退，大多数家庭开始孕育子女，育儿问题逐渐凸显，婚姻就可能出现问题。

很多当事人会问，能不能帮他打赢官司？桂芳芳说，婚姻诉讼哪有什么赢家，当夫妻双方走上法庭，放下矜持，针锋相对，互相争夺时，其实双方都输了。对于未育家庭来说，离婚伤害的是夫妻双方，但对于已经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毫无疑问，孩子也会受到伤害。近几年屡见报端的“抢孩子”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形。

桂芳芳代理过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更是一个典型。一对婚后未能生育的夫妇，因为求子心切，想方设法找来卵子，“借腹”代孕生了一对龙凤胎。一双儿女刚满三岁，孩子的父亲却罹患疾病离世。此后，公婆和儿媳间爆发了争夺孩子监护权的诉讼“大战”。一审法院把孩子判给了爷爷奶奶，而二审改判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母亲”。

这个案子曾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最终判决是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做出的，法官综合考虑了双方的监护能力、孩子的生活环境和情感需求、家庭结构的完整对孩子的影响等因素，将监护权判给母亲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2006年2月14日，沪上首家“离婚俱乐部”开张，吸引了百余名面临婚姻问题的会员，他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张春海 摄）

有时，婚姻确实和我们想象的不同，人们走进去、走出来，带着某种勇气和决心。推开新世界的门后，能否拥有灿烂的新生也未可知，但好好和过去说再见，对所有人都体面。虽然离婚了，但在孩子毕业、结婚这些节点时，夫妻两人可能还要一起参与。

“我们常说，再好的判决，都不如一份调解书，两个人最好是和平离婚，不用走上法庭。毕竟，离婚终究也是为了能再找回幸福。”

栏目主编：王海燕 题图来源：张佳琪 摄

题图：徐小姐状告丈夫重婚，一审因身份证有误等宣布婚姻无效。2016年2月22日，徐小姐带着结婚照再次走上法庭。

来源：作者：刘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