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律师，有时，在当事人被执行死刑后，我回到房间，会打亮所有的灯，坐在那里通宵发呆。我可怜那些受害者，但我也会想，自己还有哪里没为当事人做好。这两种感情并不矛盾。我们刑辩律师和普通人一样，也痛恨犯罪分子。但我们也会尽全力为当事人辩护，哪怕他们犯下的是必死的罪行。

有一位当事人，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上门女婿，由于不堪妻子家的种种羞辱，最终灭了她们一家。一个案子在宣判之前，当事人只能通过律师和外界接触。很多时候，我们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当事人有什么话都会跟我们讲。

那天，我把他的死刑复核结果带去了看守所。他说了一段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告诉我，一开始，他对律师有抵触情绪，认为自己杀了那么多人，律师不过是来充数。其实，这些天来，我也知道他必死无疑，但还是认真地做会见笔录、阅卷、探望他的家人。

他把我的所作所为看在了眼里。得知自己难逃一死，他对我敞开心扉，谈起了一部电影：《我的团长我的团》。电影里有个医务兵，是个老头，从来医不好人，被他的战友调侃为“兽医”。但他被日军炸死之后，一个团的人都发了狠地为他报仇。

一个士兵说，他虽然医不好人，连脚气都能给人治死，是一个活着不多，死了不少的糟老头，但是因为有他在，我们死的时候有一双手可以握。当事人说，律师的奔波忙碌，让他死得明明白白。而且，在死之前，还能有这么一双手可以握。

他动情了，跟我打趣：“你就算是个兽医，我也能感觉到温暖。”我当时回复说，你杀的那些人，他们临死前握住的，不知是什么？但私下里，我很受触动。有时候，一个案子从立案到审判，时间久的话，要历经好几年。律师在当事人被执行死刑后，也会陷入一种低落的情绪当中。当事人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也许前几天还在我们面前哭、笑、忏悔，甚至吼叫，转眼间，就成了一具尸体。

律师有时也会有愧疚感。我和同事经常互相调侃说，我们身上都是背了人命的，不知道以后死了，是下地狱还是上天堂。作为“兽医”，很多事我们做不了。我们不能回到命案发生前，救下受害者。我们不能重置当事人的人生轨迹，让他们不被逼到犯罪的绝境。但我们有自己能做的事。我们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当事人接受不公正的审判——即使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罪大恶极。

因为，对于被诬陷的无辜者来说，我们几乎是拉他们上岸的唯一援手。而即使当事人真的犯下了罪行，我们也要让他们死得明明白白，而不是凭个人喜好，被轻易定罪。这些工作绝不是走程序。在侦查阶段，我们要反复去看守所和当事人会面、谈话，了解作案动机，还原部分真相。

案件移交检察院后，如果案卷有问题，我们也要第一时间结合当事人的口供，指出问题。在法庭上，我们要对每一项证据进行质证，核实证据的合法性，对控方证人进行发问。有时我们明知道，即使每一步工作都认真做下来，当事人还是会被判死刑，但我们还是会尽最大努力，给被追诉者一个说话的机会，让他们有一双手可以握。

让清白的人受法律保护，有罪的人，被法律严格定罪，绝不相差一毫一厘。我们做这些，绝不仅仅是帮某一个当事人辩护，而是为了让每个公民，不论上下，不分贵贱，都能在法律面前，有安全感。

因为帮嫌疑人辩护，我有时会被民众误解，甚至要面对谩骂和攻击。但每完成一次辩护，我都觉得，我国的法律现状，又因我的努力而前进了一小步。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我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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