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律师必须找师父，香港当律师必须找师父吗

2017年7月16日至7月29日的这十四天，要比平常的日子在生命中留下更深刻的记忆。有幸来到香港，更有幸的是不同于普通观光游客对这座城市匆匆一瞥，此次香港之行我能近距离地接触到最一流的大律师和最一流的法官，近距离地观察这座生机勃勃的法律天堂。离开香港虽然已经一周，然而中环站步履匆匆的人流，粤语、英语、普通话三语交织的声音，法庭上大律师们与法官之间的精彩切磋都还萦绕在心间、挥之不去。这里的人、这里的故事、这座城市的风景都让此次的香港之行变成我独一无二的回忆。

作者介绍：

牛馨雨：2016级法学硕士（经济法专业），跟随黄文傑资深大律师（Anson Wong SC）

太平山顶的香港夜景

（一）丰富的参访：爱一行，干一行

两周实习中，今年的参访活动比过去的几届更为丰富。由于今年新增了国际仲裁课程，除了例行的高等法院、律政司、法律援助署和丽达集团外，我们还有幸参访了中国贸仲（CIETAC）香港分会、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收获知识的同时，我也被工作其间的人对于所选行业的热爱与坚持深深感染。

参访的首站是高等法院。经过两位法官的介绍，我们了解到香港的法院主要包括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除此之外还有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少年法庭、土地审裁处、劳资审裁处等针对特殊案件的法庭。我们此行的参观以及跟随师傅的出庭都集中在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内有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原讼法庭在管辖民事和刑事案件方面均无限制，而且负责聆讯裁判法院、劳资审裁处等的上诉案件；上诉法庭负责聆讯原讼法庭和区域法院移交的民事与刑事上诉案件，以及土地审裁处的上诉案件，而且可以就其他等级较低的法庭所提交的各种法律问题作出裁决。

在提问环节，我提出了有关香港司法的效率问题。之前听说香港的一些案件从最初受理到最后作出裁判常常需要几年时间，于是便询问两位法官的看法。两位法官回应道，香港司法体系不太喜欢用“效率”这个词，快速解决一个案件的代价一定是牺牲应有的程序正义。他们认为既然案件提交到了法院，法院就有责任认真审好，让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感受到公平正义。或许效率与公平是任何制度施行时都要面对的跷跷板，譬如司法、譬如民主，没有完美兼得的制度，只能由该地区的人民共同取舍。但司法是最后的救济，若公平在这里得不到实现，在其他地方就更无从谈起。因此，法治水平发展较高的很多地区都存在着因为公平而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的现象，当事人必须接受这种程序的不完美。不过两位法官也强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有滥用诉中程序（interlocutory）的现象，法庭也会明确禁止，但总体上会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发言空间。

两位法官中的黄国瑛法官刚刚上任2个多月，之前一直是资深大律师。在很多人看来，大律师的收入更高，而法官是固定收入、与大律师相差甚远，工作量也不小，从大律师转行做法官似乎是一个辛苦的转变。黄法官却非常享受现在的状态，她愿意从大律师步入法官行业来接受职业上的新挑战，更享受站在中立的立场来看双方提交的理据，去研究哪一方更有道理。她的分享中处处都传递着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另一位大法官同样如此。虽然香港法院人少事多，法官的工作并不轻松，但他们醉心于法律分析、享受每天的工作状态，把这份辛苦的工作变成了美差。

离开高等法院，大律师公会的叶海琅大律师为我们介绍了香港的事务律师和大律师的区别，还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执业心得。叶大非常和蔼亲切，整个人也很洒脱。后来的郊游中，我们见到他穿牛仔裤、背双肩包的样子，宛若同龄的师兄站在我们身边。一个人的外在是他生活的综合体现，在香港做大律师异常忙碌，工作时间长、案件复杂、心理压力大，然而叶大谈笑间都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范，看得出来他很享受这份工作和目前的生活，热爱大概是最好的保养。

与叶大餐叙过后，我们来到了香港的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制度是香港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援助，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得到援助。在申请人的资格审核上，法律援助只会帮助社会中较为贫穷的人群，有具体的资产标准；既不贫穷也不富裕的“夹心层”人群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需要自己负担费用。听过主讲人李律师的介绍后，我询问为什么诸如证券类和诽谤类案件不能申请法律援助，李律师说因为法律援助资源有限，虽然法律援助署每年的预算是10亿多港币，但仍然不能覆盖所有案件，因此有限的资源应该集中到那些最需要获得救助的人身上；即使是在援助范围内的案件，法援署也会认真审核申请者的理据，分析胜诉的可能性，只有胜诉概率较大的案件才会给予援助，用胜诉后的赔偿来适当弥补援助支出。

很多时候，法律援助署会聘请机构外的大律师负责代理案件，法律援助署内部的律师则主要代理破产案件等少数类型的案件。在费用支付上，基本按照市场价支付给大律师，因此法律援助案件的诉讼成本也很高，好在香港规定败诉方要负担胜诉方的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而且相较于大律师们对其他客户的收费，法律援助署支付的费用较低。

有同学问李律师为什么愿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李律师稍显羞涩地笑了笑说，赚钱并不是工作的唯一目的，在法律援助的岗位上每天能帮到很多人，她觉得很有意义、很快乐；而且她们的工资也可以保障生活。这番话引起了我们的掌声，虽然李律师的普通话稍显生涩，但丝毫不影响我们被感动。离开法律援助署的时候，有些不舍，看到李律师单纯的笑脸，我心里生起一股敬意：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愿意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他人身上，去考虑如何把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参访第一天的最后一站，我们去了香港律政司。介绍人是律政司的工作人员欧阳慧儒女士，欧阳女士向我们清晰地定位了律政司的职能，它相当于政府的法律顾问，其中有390位律师。律政司负责向政府提供意见、代表政府出庭、草拟法律文件、签订有关的国际协定、研究法律政策等，也在积极推动香港成为亚太争议解决中心、维护香港的法治水平。律政司设有五个科室，包括民事科、刑事检控科、国际科、草拟科和法律政策科。为了方便我们更直观地理解律政司的角色，欧阳女士生动地把律政司比作综合了内地检察院、商务部、法制办、司法部和外交部条法司的机构，是香港政府全方位的法律顾问。听完介绍后，我们还参观了律政司内部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有最新的法律法规，还有古老的判例源头，比如几百年前的英国典籍、中国古代的《大清新刑律》等，新和旧在这里交织，十分有趣。据图书馆负责人说，律政司的职员经常会到这里查阅资料，或许内地的政府部门今后也可以建设与业务有关的图书馆、提高办公的专业化水平。

律政司的参访之行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主讲人欧阳女士次日发来的一封邮件。参访过程中，我向欧阳女士提问律政司每年的财政预算是多少，想与法律援助署的预算数字做个比较。欧阳女士表示具体的数字她并不清楚，但当即留下了我的邮箱。没想到我在第二天就收到了欧阳女士的邮件，她详细地列出了律政司最近两年的预算数字，并祝我们香港之行收获丰富、心情愉快。收到邮件的那一刻，我被这种敬业精神打动了。在过去大大小小的讲座中，我很少见到主讲人会留下提问者的联系方式。在我写下邮箱的那一刻，也没有料到欧阳女士会如此及时、精确地回复。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做人的习惯、修养让我大为震撼，我马上回复邮件表示感谢和敬佩，欧阳女士又给我回复了一封邮件，这封邮件中她附上了许多关于香港法律的网站资源，供我分享给大家参考学习。短短的两封邮件，折射出律政司工作人员的爱岗敬业。

参观香港律政司

第二周的周一，我们参访了丽达集团。丽达集团每年都给予我们奖学金，以资助大家参加香港的实习。我们和丽达集团的董事长江总围坐在一起交流，江总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信、勤、济。

首先是一个“信”字。交流过程中有同学问江总经营丽达集团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江总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信誉”——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在利益面前也要理性地衡量企业能否完成一个订单。守住一个“信”字，树立企业的招牌，让合作方认为丽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在江总看来这比融资、管理、技术等都更为重要。经营企业如此，做人更当如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招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不断向外传递着我们是否靠谱的信息。

其次是一个“勤”字。江总一见面就问我们说，跟着各自师傅的收获是不是特别大，比如他们做事情是不是非常认真？我清晰地记得这个开场白，一个关注认真的人必定自己也是个认真的人。果然，通过江总讲述他的人生经历，我们了解到江总早年从广东只身来到香港，没有钱、没有熟人、不会粤语，找到了一份纺织厂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在当时还会受到歧视。没有房子，江总就睡在工厂里机器旁边的一个角落。他的秘书对我们说，江总每次路过工厂原址，都会指着地上的一块说：“这就是我当年睡的地方”。从一穷二白的工人到今天的集团主席，从当年睡在工厂的地板到如今拥有无敌海景的办公室，我问江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江总自信地说因为当时做纺织厂工人时就是最认真的，每一项工作都肯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更认真地做好。他建议我们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年轻时吃苦很正常，是必要的磨炼；也不必过于焦虑房价等问题，还是应该在工作岗位上更勤奋，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江总的人生经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勤奋踏实、吃苦耐劳的品质。或许今天的我们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但老一辈身上能吃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是一个“济”字。江总不仅在北大设立了奖学金，而且在香港的多个领域都参与了公益捐助。我问到江总退休后的打算，他说愿意主要投身在公益上，他非常认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说起设立北大丽达奖学金的初衷，他说因为自己小时候贫困上不起学，所以现在愿意资助优秀的学生完成学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不体现在他赚钱的多少，而体现在他对社会贡献的多少。但愿我们未来在兼顾到自己生活的同时，也能记着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为社会做一点事。

在第二周的参访中，除了丽达集团，我们还去了CIETAC、ICC和HKIAC三家仲裁机构。三家仲裁机构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各自的特点，并赠送了他们的仲裁规则。仲裁由于其灵活、保密等特点，越来越受到商业纠纷当事人的青睐。三家仲裁机构的数据反映，香港成为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最受瞩目的仲裁地点之一。其中三家机构的特色各有不同，对于CIETAC来说，与中国内地的联系是其最大的优势。现在有很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来自中国内地，另一方当事人来自别国，双方选择仲裁地点时既想保持中立又想与中国有紧密联系，CIETAC香港分会可以兼顾两种需求，尤其是中文的语言使用，便利了内地客户和律师；从收费上来说，CIETAC香港分会也较为便宜。ICC和HKIAC的管理特色正好相反，ICC属于积极管理，提供的服务很多；而HKIAC属于消极管理，给当事人的自由空间很大。ICC最著名的管理就是每一份裁决在生效前必须经过仲裁院的批准，仲裁院有权建议仲裁庭修改裁决，这一条规则是ICC的特色。在喜欢它的当事人看来，这是认真负责的表现，能够保证裁决的质量，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杜绝瑕疵；而不喜欢的当事人可能将其当作束缚，认为对当事人的干预过多，并且降低了效率。因此ICC与HKIAC相比，愿意接受更多服务的当事人倾向于选择ICC，愿意享有更多自由的当事人倾向于选择HKIAC。听完一个学期的仲裁课程后，能实地到这三家著名的仲裁机构访问很有意义，我们向介绍人提问了许多与仲裁有关的问题，了解到了真实世界中的仲裁操作。

虽然参访的机构各不相同，但在其中工作的人都热爱与享受着自己的工作，他们对工作的激情和长期的坚持让我感受到了相同的美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还是法律援助署的律师，无论是丽达集团的江总还是CIETAC的实习生，他们都选择了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就干好一行。

（二）充实的实习：干一行，专一行

来香港实习的同学都会被分配到一位出色的大律师身边，跟着师傅做学徒。非常幸运，我的师傅是Anson Wong SC (黄文傑资深大律师)。之前师傅在北大讲课的那次我正好报名了午餐会，已经和师傅有过初步的接触，这两周的实习又让我近距离跟着师傅学到很多。据统计，全香港的资深大律师一共只有99名，师傅在2014年被授予资深大律师称号时只有38岁，是那年全香港最年轻的资深大律师。师傅总说这一路走来非常幸运，然而这两周的观察让我明白，师傅的幸运背后全是他的用心和努力。

第一天见到师傅，他简单介绍过我坐的位置和办公楼里的基本设施后，就用1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了他目前手上的三个主要案件：其一是我方代表公司股东起诉公司董事违背信义义务的案件，其二是我方代表公司第二大股东与公司大股东之间就上市、管理层变更以及大股东涉嫌虚构债务等诸多纠纷的系列案件，其三是我方代表公司申请破产重整并召开债权人会议的案件。每一个案件都牵涉众多的人和事，涉及的时间跨度长，其中更穿插了很多诉中程序、反诉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诉讼等，但师傅的的确确用15分钟把这三大案件的核心问题讲清楚了。这种抓住核心、直击要害的能力在后来的十几天中反复被师傅强调。直到后来我看了案卷才知道，这三个案子里仅其中一个案子的一个诉中程序就有好几大本的材料，将一柜子的材料记在脑中并能化繁为简、清晰条理地讲述出来，实在是一门需要修炼的功夫。

除了让我看上述案件的案卷，这两周中还穿插了其他任务。比如说一个客户咨询知识产权问题的电话会议，师傅提前把材料发给我学习，并让我旁听整个电话会议。两次印象最深的任务是师傅写好了文件让我看，看完之后要提出内容上的建议并修改格式错误。第一个案件来自法律援助署，师傅需要就该案的胜诉可能性给出意见，以此供法律援助署参考是否资助当事人的上诉。这个案件有关行政法，核心是如何理解一个法条中规定的程序。我认真读完师傅的分析，一方面佩服师傅的概括归纳能力，另一方面也就师傅的第一个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需要查阅香港的其他立法中相同词汇出现的语境，以此判断其在香港立法的含义。因为在内地，这个词语适用的语境可能千差万别。师傅认真思考了我的建议，我们还充分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不清楚之后发给法律援助署的最终意见如何，但师傅对我说：“谢谢你，你很棒！”

第二个案件涉及一个合同中的条款解释，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知存在某种和合同约定相违背的情况，却没有做出豁免声明，之后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一方当事人请求师傅分析是否构成违约。师傅的分析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合同的解释不仅取决于文义，更取决于合同的上下文环境与签订时双方的情况，二是“estoppel”(禁反言)原则的适用。我看完后非常赞成师傅的观点，提出的一点小小建议是请师傅多就本案的细节进行分析。师傅给我看了一位英国大律师就该案所写的分析，把它当作反面教材。对比之下，师傅写得简明扼要，句句切中要害，让我这个不了解案件的外人读来也十分清晰；而那位英国大律师过多纠缠在不重要的事实中，反而让读者一头雾水，找不到问题的核心。师傅借此再一次告诫我，动笔之前记得核心问题，删除那些不影响全局的东西，只留下最重要的事实和最有力的观点。

师傅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空余的桌子，我就在那里阅读案卷，也因此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师傅的工作习惯。打开案卷，我发现师傅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标出了不同的信息：绿色是出现的所有时间点，黄色是提及的所有人物，粉色是支持某一观点的文件所在的页数，橙色是特别关键的事实……这样一眼望下去，一目了然，既提高了阅读案卷的效率，又方便日后的寻找和记忆，在法庭上也能快速应对法官的问题。难怪师傅能在每日有限的工作时间内高效地处理诸多事情，更能脱口而出不同案件的关键细节和时间。虽然师傅强调大律师需要好的记忆力，但我相信也和他诸多的好习惯不无关系。师傅始终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作息，每天最晚十点多入睡，早上三四点起床。他说早晨的时间不堵车、办公室也安静，是最好的工作时段，有利于集中注意力，效率很高。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办公室里挤进来5个实习生，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询问，师傅为了兼顾工作和解答实习生的困惑，就早晨四点多来到办公室，在九点之前把主要工作做完，然后白天专门对实习生的各种问题答疑解惑。后来才知道，面对客户，师傅一小时的收费很贵，但却总是很耐心地解答我们这些实习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基础和幼稚的问题，我有点不好意思，更觉得感动和敬佩。

师傅和我

实习的第一天，师傅请我吃饭，他分享了很多感悟，涉及专业，也涉及人生。在专业方面，师傅让我永远记住两大原则：第一，用户友好；第二，正确的分析。师傅说“用户友好”适用于各种场合，法庭辩论、客户谈判、同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给实习生布置工作。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案件遇上不同的法官需要律师用不同的方式阐述，一个对某类案件熟悉的法官和一个新手法官需要律师展现不同的侧重点；一个看重主干问题的法官和一个关心细节的法官也需要律师表现不同的关注。永远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沟通最有效、说什么内容最必要、用怎样的方式说最恰当，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同时这也意味着学会倾听，学会根据受众的语言、语气、神情、身体姿态等综合反馈去判断之前的沟通情况，调整下一步的发言策略。某种程度上，会听比会说更重要。

第二点是“正确的分析”。师傅说接到一个案件后，要像医生一样把这个案件剖析得非常清楚，把其中所有的关隘，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为什么能走、为什么走不通、走一步之后接下来两三步的效果是什么考虑得一清二楚，只有这时才能动笔撰写文书或是出庭辩论。也就是说，在大脑中要清晰地形成一个案件的地图，庭上法官任意提取其中的一个点来提问，都能胸有成竹、不至于慌乱和空白，在己方的整体框架下游刃有余地展现。师傅告诫我做案件不能凭感觉，感觉对方违约、感觉对方应该赔偿……必须要从法律规则上一步一步推理、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看过师傅的几次开庭，所做的确如所言，师傅在庭上娓娓道来，语速适中、发音清晰、重点强调得当，不由地就把听众带入了他的语境中，跟随着他的停顿而思考、重音而思考、手势和眼神而思考，被他带领着跳出乱糟糟的事实、俯瞰整个案件、聚焦关键问题，一步一步地逼近结论。对比其他律师或疾风迅雨、或磕绊缓慢的表现，我打心里为师傅骄傲。

师傅是真的在把律师当一门专业来做。我问师傅如何看待“律师就是一门生意”的说法，师傅真诚地看着我说，希望我不要这样想，律师应该是一门专业。师傅问我：如果一个医生认为他的工作就是一门生意，他的目的就是从你身上赚钱，这样的医生，你敢找他看病吗？同理，客户委托到律师的时候，也是客户的生命中遇到了一些麻烦，虽不像生病那样危急，但对客户来说也十分重要，此时我们的任务不应该是满脑子想着如何赚更多的钱，而是高效、负责、冷静地帮客户在复杂的情况下找出最有利的一条路，尽可能地避免损失、争取利益。

除此之外，师傅还反复强调过没有一定会赢的案件。他经历过不少对方赢面很大、却因为律师的疏忽或糟糕表现而全盘皆输的情况。由于大律师不能因为挑剔客户而拒绝代理，因此师傅也会接到没什么胜诉希望的案件，但即便如此，师傅说一个赢面很弱的案件中也总有一些有力的点，只要能找出它们、漂亮地回击对方就算成功，结果的输赢并不能反映律师的全部水平。师傅还告诫我，大律师如果不去持续提高自己，做几年有了经验之后很快就会迎来瓶颈期，就开始靠着过去的名声吃老本、而丧失真正的价值。因此每一个大律师都应该不断追求推迟瓶颈期的到来，经常反省自己、复盘表现，想想哪里做得不够好、如何能够更好，要不断挑战自己、不怕输、不怕辛苦才能不断超越自己，不断走向卓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工作性质感到幸运，因为这是一份客户为我们付钱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工作。

我问师傅当律师需要怎样的素质，师傅说有太多的能力需要律师掌握，比如最基本的口头表达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书写能力，还有超强的短期记忆力，以及对人性的了解、对商业世界的了解；做律师还需要一种冷静果断的性格，当客户找上门来，没有别人可以依赖，你就是自己和客户的依赖，需要独立地分析之后给出意见，没有真才实学很难做好。和其他大律师相同，师傅认为最难的环节就是在法庭上盘问证人，盘问到哪里停止算恰到好处、针对不同的人该用什么方法、面对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现场紧急的判断，多问一个问题可能会颠覆整个案件，少问一个问题也可能使整个案件欠缺火候。极好的记忆力和对人性的洞察力也需要在此场合下的高超运用，要能发现对方前后矛盾的地方、发现对方心理防线薄弱的时刻等等。听着师傅的讲述，我感受到了学无止境，成为一名出色的大律师需要学习和修炼太多东西，而且这条道路上永远也没有前行的终点，没有登峰造极的一天。

（三）深入的交流：学做事，更学做人

除了专业能力，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师傅的“情怀”。这两个字如今可能有些说滥了，但我仍然无法找出一个更合适的词取代它。我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定义说清“情怀”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有情怀的人眼睛里不仅有自己、更能看到社会疾苦和黎民百姓，有情怀的人不仅可以攥紧拳头去争取、更懂得松开双手坦然接受和放下，有情怀的人不过分盯着自己的吃穿用度、而更关心皮囊下的灵魂是不是更美。在师傅和其他接触过的大律师身上，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情怀，也体会到了做事之前先学做人的道理。

师傅在专业之外会偶尔分享他的人生感悟。他提醒我不要低估机遇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所以当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不要骄傲膨胀，要知道除了自己的努力、周围人的支持，还有一双命运的手把你托到这个位置；当你经历了人生的高峰，要走下舞台谢幕时，也不要灰心丧气，要知道未必是你的能力不如别人，可能只是运气差一点点。所以要看透得失、看淡得失，看到机遇与努力交织的状态，放松患得患失的心。师傅把律师界比作演艺界，一些当红的大律师就像那些舆论热议的大明星一样，红的时候很红，不红的时候可能很落寞。因此看透命运的无常很重要，调整好心态接受命运把你推向高峰、也接受命运让你跌落谷底，一切都在变化，成功或失败本来就没有定数。但尽管这样，师傅说以他的人生经验来看，凡事积极地争取总是会结果好一点；态度认真一些、成功的几率就会大一些，如果真的失败了也问心无愧。师傅还回忆了自己是如何进入大律师行业的，以此证明“不要算得太清楚”，很多偶然的小事不去计较，后面才会有一系列大的惊喜。

师傅虽然已经是很成功的资深大律师，但并没有一些成功人士所谓的“架子。”师傅对所有人都非常尊重，也十分幽默，他常常说律师的工作很辛苦也很严肃，因此需要我们自己发现乐趣。每次走近办公室时，能听到欢声笑语的那一间一定是师傅的办公室。无论是哪个大律师还是保洁阿姨、实习生来找师傅交流，师傅总能幽默地逗大家开心。有时候我误解了师傅的某句话，师傅反而会抱歉地说是他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有时师傅交给我一个任务或一本案卷，会向我道好几遍“谢谢你”。因为我听不懂粤语，师傅在这两个星期内努力地用普通话与我交流，从一开始只会说不多的普通话，到最后可以连带着成语流利地讲两个小时，师傅学习普通话的精神让我十分惭愧，也倍受感动。

师傅很爱读书，英文书和中文书都看。与师傅谈话，常常能听到他引用某本书的观点。师傅说，在他读大学的最后一年，很多同学忙着准备香港的律师资格考试或是实习，他却选择在图书馆畅读《史记》，与司马迁笔下的各个人物神交，去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人生悲喜。师傅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页纸，是王阳明的《教条示龙场诸生》。阳明先生在此文中提出了四个要旨：一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二是勤学，“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三是改过，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四是责善，对于朋友的过失要“忠告而善道之”。师傅说，这篇文章放在桌子上可以时时提醒自己，懒惰的时候看看勤学，对徒弟责之切的时候提醒自己要“善道之”，它督促着师傅不断改过。

师傅虽然每天工作很忙，但他始终关心着这个社会，也常常讲到阶层固化的问题。师傅自己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但因为成绩优秀，可以进香港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直到今天，改变了家庭的命运。然而，师傅认为，今天的贫困阶级上升通道被渐渐堵塞，学校的各种新政策和教育资源的分布失衡也使得贫穷人家的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难，阶层就这样慢慢固化下来。他很理解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焦虑，“买房难”的问题在香港比在内地更严重：富有的人手里有数不清的房产，并且通过投资这些房产又获取了更多财富；而社会上大多数老百姓没日没夜赚的辛苦钱大半都交给了房东。师傅认为这也和经济危机之后的各国政策有关，政府意在刺激富人增加消费、拉动经济，但结果只能是占比很小的富人多出一点点消费，而全体穷人去消化这种政策带来的泡沫恶果。

所以，师傅不愿意用赚来的钱投资房地产，因为这在性质上会助推房地产泡沫、增加穷人的负担，他的房屋只在居住需求下购买。他也时常提醒自己很幸运，相对于这个社会上99.9%的人来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已经非常顺利，不应该再有什么抱怨。也因此，师傅经常反思自己有没有陷入物欲的贪婪中。他讲了一次购物的经历：有一年的圣诞节附近，师傅打算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新鞋。他在购物大厦的一层买了一条物美价优的裤子，但每升高一个楼层，就看到了更贵更好的裤子，这一路他都在考虑要不要再买一条更好的。升到顶层时，师傅突然发现了其中的陷阱，这种物质上的欲望无穷无尽，一座大厦的不同楼层有更好的裤子，而香港其他大厦以及全球其他地方一定有更好的裤子，这样一来就会陷入物质的追逐中不可自拔。而且选了最好的裤子之后，为了搭配它，人往往会想要最好的鞋、最好的上衣、最好的包、最好的伞……如果一个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打造外在的这身皮囊上，那这种人生真是太无聊了。师傅说，他不反对赚钱，也不反对偶尔花钱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开心一点，但人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不应该在物质的攀比中沉沦、度过空洞无聊的一生。

除了从师傅身上学到的道理，两周的餐叙和郊游活动也让我从其他大律师身上学到了诸多美好的品质。大律师公会的主席林定国大律师非常准时，有两次餐叙活动中我和几个同学提前到达，全场还没有其他人，结果指针快要指向约定的七点时，林定国主席的身影已出现在门口。过了几分钟，其他大律师和同学们才陆陆续续地到达。林主席自身的业务已经十分忙碌，身为大律师公会的主席还要兼顾其他工作，但两次见证林主席第一个到达让我再次感受到准时的重要性。林主席跟我们聊天时说起了“识人”，他说见一个人的第一面不要急着预判，要观察、相处一段时间再做判断，很多人的实际面貌和他展现出的第一面形象并不一致，有些人第一次见面让你讨厌，但多接触几次可能发现他很可爱，因此不能急于给人贴标签。温文儒雅的林主席身上总有一种君子风范，见到他就想起曾子在病中的教导：“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林主席的尊重和端庄大概就是一种从心底散发的修养。

大律师公会的前主席谭允芝大律师在北京上课时，其大气、优雅、干练的形象就让我印象深刻。在香港游艇会上的最后一次餐叙时，我有幸和谭大共桌，于是与她交流起女性职场发展的问题，谭大热情地分享了她的看法和人生经历。她如今儿女双全、事业也做得非常出色。在她的人生观里，女性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并努力地追求卓越非常重要。她惋惜地说在大律师这个行业里，每一批刚入行的新人中总有不少女性，她们和男性一样的努力甚至更为出色，但随着这些女性结婚生子，很多人选择做起了全职太太或者只是空挂一个大律师头衔，这对自己和对大律师行业来说都很可惜。她认为女性在职场发展中遇到的阻力，一方面来自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源于女性的志向不够坚定。我向谭大提及内地曾经热议过一个话题：女生到底是干得好更重要，还是嫁得好更重要？谭大直白地说，干得好是必须的，嫁得好却没有必然的定义。嫁入豪门、当起衣食无忧的全职太太并不是嫁得好，这样的婚姻中女性很可能没有自尊、没有自我价值；相反，很多干得好的女性嫁给了支持自己事业发展、支持家庭事务的先生，这就是嫁得好，因此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思考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嫁得好。”谭大建议我们在事业有一定基础时就可以考虑养育子女，让孩子看着自己的事业上升，让母亲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还要不断努力，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实现事业的进步。看着谭大现在优雅自信的状态，我清楚地感受到了工作和阅历赋予一个女性的魅力，这样的五十岁真好。

谭大与我

实习中的第一个周六，张耀良大律师带我们去南丫岛爬山、看海、吃海鲜。途中和张大进行了短短几句交流，了解到张大专门做侵权法领域的诉讼。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领域，他说比起商业纠纷诉讼，他认为侵权诉讼更有意义。他代理的当事人通常是侵权案件的受害者，也是社会的底层人士，本身家庭条件已经比较困难，遭受过人身侵害后可能丧失了劳动能力，整个家庭雪上加霜。此时，唯一能够弥补这些受害者、改善他们处境的方法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金钱赔偿，因此这份工作很有意义。由于香港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所以为他们打赢了案件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全额赔偿，张大的律师费也会由败诉方的保险公司支付，张大觉得这份收入赚取得心安理得、又帮助了很多弱者。张大的工作很辛苦，他说全年52周，只有几个周末不在办公室加班，在这几个周末中还有一半要飞去北京上课。如此忙碌的状态下，张大对工作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不变，大概是为穷人争取权益的使命感所驱动。当晚的海鲜十分丰盛，大家准备离席的时候，张大诚恳地请我们把桌上剩余的海鲜打包，带回去在饿的时候吃，不要浪费。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我记忆犹新。俭朴的美德在一些富人中间越来越少见了，张大的行为却证明节俭只关乎美德和教养，无关乎收入和地位。

王鸣峰大律师在北京讲课时，就因其说话坚定果断、传授技巧扎实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实习正好有幸和王大在同一个大律师行。有一次出庭，他和我的师傅是对手，我们戏称为“星球大战”。大战前，我和一位同学在法庭外的自动售货机上研究怎么买饮料、不知道该先刷卡还是先下单，王大远远地看见我们，径直朝我们走来，什么都没说就把他的卡放在了机器上，和蔼地问我们要哪一个。我和王大之前从未单独说过话，只是领略过他在法庭辩论时斩钉截铁、气吞山河的风格，没想到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竟这样和蔼可亲，笑起来还有些萌。我连忙说谢谢，王大亲切地问我将来的职业规划，还分享了他的心得。听Ellen姐（彭禧雯大律师）说王大用自己的钱资助了很多年轻的大律师出国留学，他自己却用着最普通的行李箱。如今想起这些关于王大的点点滴滴，心里很暖。

潘熙资深大律师在第一周的欢迎晚宴中和我共桌。自我介绍时我只提过一句来自山西，没想到在飞回北京的前一晚、潘大请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他看见我马上就向其他人介绍我来自山西，这样的记忆力不得不让人惊叹。我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就听他讲手上的一个案子，要连续盘问十几个证人、记住同一个人前后不同的证词，对记忆力和反应力是极大的挑战，让我不由地心生佩服。吃完海鲜之后，潘大带大家一起绕着码头边的海岸散步，他推荐我买一些这里的手工蛋卷作为回去的伴手礼，我正准备付钱时，却发现自己带的零钱不够、小摊又不能刷卡，潘大立马拿出了他的钱为我买了两盒。我不好意思地连忙说感谢，潘大笑着摆摆手说小事一桩、不用放在心上，让人很温暖。闲聊的过程中我问潘大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想做什么，潘大却说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很享受目前的大律师工作，可能会一直干下去。告别潘大时，他微笑着祝大家第二天的飞行顺利，并幽默地说如果第二天航班延误或取消，就请大家喝下午茶。

香港的海滩

有很多大律师还没有机会深入接触，但接触过的大律师都让我看到了值得学习的品质。Ellen Pang因为也是北大的学姐，年级又与我们相仿，所以我们总是亲切地称呼她为Ellen姐。我实习的地方也是Ellen姐所在的大律师行。在我们报到的第一天，Ellen姐就主动带着我们把这个大律师行的里里外外参观了一遍，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各个地方，还带我们去和办公室里不同的大律师打招呼，让我们一下就消除了陌生感和紧张感。临别的前一天，Ellen姐请我们喝下午茶，关心我们的实习情况，询问我们如何能把北京的课程和实习项目设计得更好。说到中国内地的仲裁发展，Ellen姐说起了她很佩服的一些内地律师，正是有他们在行业中的坚持和突破，中国内地在国际仲裁界才一点一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还有热情周到、和蔼亲切的Carol姐（王洛媛大律师），她总是细心地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情绪，身为优秀的大律师却时常体贴地为我们倒茶、拿点心、关心空调的温度，像个亲和力十足的大姐姐。还有陪我们在KTV唱到深夜、提醒我们要早点离开、一直护送我们每一个人都坐上车的麦业成大律师，和我们交流香港的文化发展和读书心得、提醒我们要独立思考、培养批判精神的石永泰大律师等等，他们每个人都像一座深深的水井，有着丰富的营养等你汲取。

短短的两周，香港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地铁站里对新法例的宣传，还是法庭上人们对法官的尊敬、大律师与法官之间在法律技艺上的切磋，亦或是各大仲裁机构反映出的当事人对香港法治的信任，都让这里成为一座法律人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堂。地铁站里脚步匆匆的人群、从太平山顶俯瞰的璀璨灯火、出租车与公交车司机的高速驾驶以及中环各大厦陈列的顶尖品牌都在提醒着你这里的繁华、生机与活力，而早茶与下午茶时间里悠然享用美食的爷爷奶奶、海洋公园里依山傍海的过山车与中环旁边随处可见的花草、浓荫、喷泉和海景，又无时无刻不让你有一种投身大自然的惬意。

这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市，最快与最慢，最繁华与最自然，最国际化与最本土化都在这里完美地融合，让这十四天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其中遇到的这些人、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热爱与情怀、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专业做事与用心待人是这十四天最宝贵的经历。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让我见识到律师可以这样工作和生活，生命可以这样度过。愿这十四天在我心里种下的种子一点一点生根发芽，愿我能在未来的工作中想起他们的激情与专注，愿我能在每一刻的生活里记起他们的情怀与有趣。

技术编辑：路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