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吉隆坡找律师，马来西亚中国女孩贩毒

20余名中国女孩在马来西亚被控“贩毒” 坚称遭蒙骗

北青深一度 2018-03-26

记者/杨宝璐 徐瑾

编辑/刘汨 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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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到吉隆坡，飞行里程2500余公里，大约需要4个小时。数年来，多名中国女性的命运在这条航线上改变。她们在马来西亚落地，随即被搜出携带有毒品。

据当地组织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下称“马华公会”）统计，仅在2013到2015年间，就有超过20名中国女性因此而被逮捕，她们正在当地服刑或面临审判，最高可能将面临死刑的判决。

不甘于在囹圄中煎熬，多位女孩的家属向深一度记者讲述了近乎相同的诡异经历：通过朋友介绍，女孩认识了一名外籍男性。略微相熟后，对方声称自己做服装箱包生意，希望女孩帮助携带样品交给马来西亚的客户，外籍男士愿意负担机票、食宿，甚至给予酬劳。

女孩应允，拎着被托付的行李走下飞机。海关人员上前，大剪刀一挥，行李箱夹层中的毒品掉了出来。

▷“马华公会”援助律师接受深一度采访

运毒者

2014年10月13日，20岁的李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捕，在她的行李箱里搜出了超过两公斤的冰毒。

这是李曼第三次去往马来西亚，在此之前，因伤从武术学校退役的她在南昌一家餐馆工作。

李曼的家中三女一男，李曼排老三，李勇最小，姐弟俩感情很好。李勇此前听说，姐姐在南昌的一家商店认识了一名女性朋友，又经由这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身在广州、网名为“Love”的外籍男士。

据李勇转述李曼的说法，认识“Love”两三个月后，“Love”提出，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急需人手带样品去马来西亚，希望李曼可以帮忙。他除了负担机票、食宿，还能再支付一两千元的酬劳。

免费出国还能挣钱，李曼答应了“Love”的请求。第一次出行是在2014年三月，李勇提醒姐姐，要检查一下托带的东西。

第一次，李曼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她给李勇看自己在国外拍的照片。“她那是第一次出国，挺高兴的。”

第二次同样没事，直到第三次前往马来西亚，一句“到香港了”之后，李曼失联了。

在国内报警无果，一家人没有任何头绪。一个月后，李曼突然给母亲打来电话，说自己出了点事。“她说在警察局，要被盘问些事，问完就能回家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家人接到了来在马来西亚的通知，李曼因携带毒品入境被起诉，在她携带的服装样品行李箱里，夹带了两公斤多冰毒。

李曼触碰了当地法律的“死线”——在马来西亚，唯有三种犯罪会被判处死刑，即谋杀、绑架、以及贩毒。其中，对于贩毒的标准极为严苛，根据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条B（下称39条B）要求，凡是携带毒品超过一定剂量者，一旦被控罪成，都将面对死刑。其中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死线为15克。

李曼并非个例，“马华公会”公共投诉局的法律顾问余家福律师告诉深一度记者，据他们统计，至少有20名中国籍女性，因在马来西亚机场被发现携带毒品，被关押在马来西亚的监狱中。其中有学生，也有已经工作的人，她们均称，遭遇了外籍人士的蒙骗。

四川女孩赵虹也在其中，2015年8月17日凌晨，她在马来西亚海关被捕，依赵虹亲属的转述，她有着与李曼近乎一样的经历。

事发前三个月，赵虹参加一个在上海举行的校友会活动，认识了老乡“倩姐”。倩姐比她大六岁，据称在上海注册有服装公司，这让打算创业的赵虹很是信服，两人来往频繁起来。

2015年8月14号，赵虹创业的事情准备就绪，打算给自己放个假。倩姐得知后主动提出，她有一位非洲裔朋友要送备货到马来西亚，如果赵虹去马来西亚度假，顺便帮她的朋友带点衣物的话，这位朋友可以报销机票。

赵虹应允下来，但警惕性不差，她曾听说过有人被蒙骗往马来西亚运毒的事情。倩姐向她再三保证，托运的东西只是衣服。8月15号，赵虹乘飞机到广州，按照倩姐给她的电话号码，找到对方，亲眼看着他们装箱，确保除了衣服没有其他东西。

但她不知道，自己拖带的箱子还有一个夹层。

同李曼一样，赵虹也是经由香港到吉隆坡，8月17日凌晨，她下飞机即被海关截获，在行李箱的夹层中，发现了3.3公斤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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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的一审法庭外景

消失的“Love”

李曼和赵虹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相遇，两个姑娘相互印证后发现，她们联系过一个共同的QQ号码—— “Love”。

据深一度记者了解到，除去李曼和赵虹，另一位目前在马来西亚的服刑的大四女生白羽，也称自己是被“Love”所骗。她表示，是通过校友接触到这位“长居广州的外国朋友”，最初只是为了练习英语。2015年2月，“Love”也请求她帮忙携带衣服样品出境，从广州转香港至吉隆坡后，被搜出了1.23公斤海洛因。

被海关扣下后，赵虹反应迅速，她马上跟倩姐联系，“她的微信聊天记录我们都看了，我女儿第一句话就问她，倩姐，为什么这样对我？”赵虹父亲说。事发一周后，他赶往上海办理签证，并找“倩姐”了解情况，见到了上述聊天内容。

刚被捕时，赵虹还提出，要求和接货人联系，骗他说已经到了宾馆，让他去取箱子。但此时再给接货人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马来西亚法律中，相信宣誓的效力，律师让赵虹父母先搞个宣誓书。2015年9月，赵虹父母揣着宣誓书再度去上海找“倩姐”，让她签字画押。但当律师让倩姐亲自去马来西亚录口供，倩姐拒绝了。

“律师发了邀请函担保她人身安全，我们还给她打了五千块买机票，但她说她已经帮忙了，如果我们真要为难她，她要跑到外国去。”赵虹父亲说。

家属们也尝试钓背后的“大鱼”，证明女孩们对运毒一事一无所知。

李曼被捕后，大姐登上了她的QQ账号，假装她从马来西亚被释放，生气地质问“Love”。“Love”辩解，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毒品是给她送包的朋友搞的。

几次对话之后，“Love”起了疑心，一再要求跟李曼语音或视频，在遭到李曼大姐拒绝后，便再也没有回应。李勇试图找当时介绍姐姐和“Love”认识的那位女性朋友，这个人也没有再出现过。

律师给李曼家人指明了另一个方向，尽量找到当时的录像。李勇顺着姐姐的足迹来到广州，最后定位在越秀区一家商店。他向辖区警方求助调监控，但彼时，已经距离李曼被捕过去了半年多。警方告诉他，超过3个月，监控就没有了。

事实上，“Love”从来没有现身过，三个女孩均表示，将“样品”交给她们的另有其人。

白羽被捕后，家人向当地的外事侨务部门求助。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本俊受命与当地公安部门研究援助方案，在调阅了白羽和“Love”一百多页的聊天记录后，胡律师带着白羽的家人赶到广州找监控。

最后的监控，定点在了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该酒店是 “Love”给白羽预定的。2月2日，一名非洲裔人士在酒店门口等她，白羽跟他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拎着一个包。事后，她在律师探监时称，对方将她带到了附近一个公交车站，才把包交给她，而交接地点，恰好没有监控。

截止发稿时，“Love”的QQ和微信号码，仍在使用当中。

设法通过好友申请后，“Love”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来自南非，目前在广州从事服装、箱包等外贸生意，常往来于东南亚地区，但其社交空间中，并未有能证明其真实身份的资料。

在他的QQ空间的留言板上，有多位网友留言称，“不要被这个骗子骗到，他经常会变着花样骗中国女孩，让她们带衣服样品”。“Love”不懂中文，没有删除这些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