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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彬：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暨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金翰明：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前言

刑罚的功能在于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但是刑罚手段的严厉性也对适用刑法提出了严格的定罪和量刑标准。对于市场化背景下的经济活动，只要其未逾越民事、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绝不能肆意的适用刑法及刑罚手段进行定罪处罚。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务中常见的犯罪类型之一，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多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指控多发的重要原因。

如何对民事纠纷、民事欺诈、合同诈骗罪进行界定，不仅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使无罪之人不受法律的错误追究，同时也是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司法机关公信力的要求。

合同诈骗罪无罪辩护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作为辩护律师，如何通过案件的事实与证据，来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如何对司法实务中比较常见的指控为合同诈骗罪的同类行为进行有效的无罪辩护，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为此，笔者通过刑事审判参考、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无讼等相关判例搜索平台，收集了有效的合同诈骗罪无罪判例近200篇，选取其中有参考价值的判例60篇，通过无罪裁判要旨的分类整理，总结出如下几类无罪辩点，以供参考。

目录

一、主观方面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一）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罪的指控中，从哪些关键点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商品的价格、质量等问题出现实质性争议，不能协商解决，一方据此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更换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辞职、更换手机号码等避而不见的躲债行为，不属于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关于逃避债务而‘逃匿’的情形”

（3）公司在成立时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等情形，其后的交易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犯罪？

（4）能够还款而未还款，把资金挪作他用的行为是否必然属于“非法占有目的”下的合同诈骗罪？

（5）为应付追款，开具空头支票搪塞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或票据诈骗罪？

（6）客观上存在以合同的方式套取资金等行为，但提供了相应担保的，应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7）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应着重审查未履行的原因，对于签订合同时有履行能力，因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依约履行的，应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8）对于履行困难或不能履行的，应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真实的履行行为、是否积极创造履行能力、对于继续履行合同的态度、是否存在携款潜逃、挥霍财产等行为，从而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二、客观方面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一）从客观行为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一方的实际投入已超出或与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相当的，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行为人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但该行为对合同的实际履行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且行为人亦未对取得的款项进行挥霍，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行为人虽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行为，但相对人并未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其处分财产等行为系因自愿或其他原因，相对人财产受损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主客观均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四、特殊情形的讨论——“多重买卖”“一房二卖”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核心辩点

（一）行为人虽然存在签订多重买卖合同的情形，但签订合同时，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并且具有实际履行行为，应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外观上的“双重买卖”，实际其中一笔系名为买卖实为担保的，不存在双重买卖事实，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正文

一、主观方面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合同诈骗罪及诈骗类犯罪的主观认定，其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故即使行为人在经济往来中，客观上存在一定形式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但根据案件事实、证据，能够证明该行为不是基于“非法占有目的”而实施的，根据主客观一致的原则，行为人依法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务中最易混淆问题。在经济往来中，不能把任何存在欺骗事实的合同行为均认定为犯罪，否则，既有违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也对正常的市场行为产生桎梏。

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关键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通俗来说，民事欺诈中的行为人，是希望以“虚构、隐瞒”的欺骗行为，促成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并通过履行合同的行为取得相应的利益，行为人通常有实际履行的行为；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则希望以欺骗手段，直接性的取得对方的某种处分、支付，而非法占有对方处分、支付行为所指向的财物，取得利益，行为人通常无实际履行行为、或履行极少的合同义务。

1.陈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法院（2007）钦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此案中，被告人陈某某虽在与梁某某、张某某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欺诈的手段收取梁、张二人的款项，但其取得梁的款项后，将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经营工程建设项目，也按照与梁签订的合同条款安排了工程建设项目给梁承建，履行了双方签订合同中的部分条款，并非用于挥霍或进行非法经营活动，也不是用于还债和个人生活开支；在取得张的款项后，其也将该款项投入双方约定的工程项目中。事后虽被告没有按双方约定期限归还梁、张二人的全部款项，但也陆续归还了部分款项。对于被告收取梁、张二人的款项后是否用于挥霍、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还债、个人生活开支及隐匿款项等事实，公诉机关未能举证证实，因此在此案当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2.洪某被控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2002）厦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人洪某与香港F集团股权置换中确实存在虚列资产和隐瞒债务等行为。但纵观本案的全部事实，应当认定该行为是属经济活动中的民事欺诈，而不是合同诈骗。合同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的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两者的区别是：主观目的不同，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本案中，被告人洪某在与F集团进行股权置换时，虚列部分资产、隐瞒部分银行贷款债务，违反了其在置换合同附件中对F集团的某些承诺和保证。但是，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为了促使双方达成股权置换协议，取得厦门H大饭店装修及营运所需资金，目的是通过履行置换合同而使自己获利，并非通过该欺瞒行为占有F集团的财产。

3.某公司、王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青海省西宁市中级法院（2016）青01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青海某某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了本市黄河路＊＊号、＊＊号、兴海路＊号的土地使用权，开发建设“某某某花园小区”，并建成4栋高层住宅楼和1栋办公楼，尚有1栋高层住宅楼未开工建设。某某公司及王某某在安置回迁户和普通购房户的过程中，有将回迁安置房抵押给他人、销售给普通购房户，或与他人签订虚设拆迁安置协议后又将签约房安置回迁户、抵押给债权人、销售给他人等的行为，对回迁户、抵押权人、普通购房户隐瞒了与另一方签订合同的事实，具有欺诈的行为，但其向绝大部分住户交付房屋，在房屋相冲突时又为多数购房人、回迁户调整住房，履行合同。同时本案中涉案款项去向不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单位及王某某将借款、购房款、回迁户交纳的超面积款等予以挥霍或其他不正当支出，无法证实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某某公司及被告人王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二）合同诈骗罪指控中，从哪些关键点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商品的价格、质量等问题出现实质性争议，不能协商解决，一方据此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从事蔬菜批发，与向某甲签订了合同，原审被告人曾某既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隐瞒真相，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审被告人曾某按照合同的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审被告人曾某与向某甲因辣椒收购的质量、价格发生争议，在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审被告人曾某离开向某甲家，回到湖南省自己家中。原审被告人曾某虽更换了电话号码，但并没有逃匿，也没有变更居住地和经营场所，向某甲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另外，原审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商品椒、次品椒各多少，除去其提供的种子款、农药款及已支付的收购款，到底还应支付多少辣椒收购款，双方既没有称重，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商达成一致进行结算。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实际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已支付100000万，实际诈骗51066.94元。而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2.钟德跃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甘肃省高级法院（2014）甘刑二终字第38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钟德跃与富康公司发生纠纷的原因，是因施工过程中部分工程变更项目增加变更费用由谁承担无法达成一致而产生的，在双方多次交涉不能达成一致后，上诉人钟德跃将相关材料运至深圳存放，此行为是钟德跃对工程材料的临时保管方式，并没有进行变卖或者处分。且在将施工材料运离酒泉之前，为“保全证据”，及时申请酒泉诚信公证处对富康公司“两馆”工程进度及材料设备现状进行了公证，并委托律师以富康公司违约为由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说明钟德跃欲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与富康公司之间的纠纷。

3.曾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黑龙江省漠河县法院（2015）漠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通过被告人曾某的上述行为可以看出，被告人曾某在合同签订后，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履行了其合同义务。2014年9月，被告人曾某未告知向某离开向某家，回到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并更换电话号码，但上述行为是被告人曾某与向某因辣椒收购的质量、价格发生争议，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且被告人曾某并没有到其他地方故意躲避，故被告人曾某的该行为不能认定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后，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的逃匿行为。

4.廖某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2009)深中法刑二终字第867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一、就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根据《合同》约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应当在收取货物50天后支付货款。廖某某提取货物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9月11日、9月16日、10月26日、10月30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11月1日、11月6日、12月16日、12月20日。据原审廖某某以往及当庭供述，未付货款是因为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买方广州泰兴公司要求退货，其与王某某交涉，王某某不同意退货，但同意可延迟六个月付款。兄弟G公司总经理王某某亦陈述廖某某向其提出要求延长付款期限的要求，其同意推迟十天付款，最迟不能超过二十天。证人龙某某亦证实部分货物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由于廖某某与王某某商议延期时未签订书面协议，现不能认定双方协商延期的确切时间，但可以认定双方因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已就《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而另外两批货款是因为结账时间未到，原审被告人也未收到买方董先生和苏先生的货款，而未与兄弟G公司结账。故本院认为，本案中货款的拖欠和争议具有民事经济纠纷的性质，兄弟G公司于2006年11月20日即付款期截止之前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系过早采取刑事手段。

（2）更换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辞职、更换手机号码等避而不见的躲债行为，不属于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关于逃避债务而“逃匿”的情形

核心辩点：办案机关通常以行为人存在“更换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辞职、更换手机号码”等躲债行为，认定其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从而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是上述几类躲债行为与“逃匿”行为存在本质区别，逃匿行为通常伴随着携款潜逃、挥霍财物等行为，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体现；而上述几类单纯的躲债行为，系因经营困难，一时无法履行、履行不能等，对方的催债行为使行为人不得已采取的斡旋措施，行为人从本质上并无转移财产、携款潜逃、挥霍财产等对履行合同能力产生实质影响的行为，因此，不能因为单纯的躲债行为而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1.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从事蔬菜批发，与向某甲签订了合同，原审被告人曾某既没有虚构事实，也没有隐瞒真相，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审被告人曾某按照合同的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审被告人曾某与向某甲因辣椒收购的质量、价格发生争议，在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审被告人曾某离开向某甲家，回到湖南省自己家中。原审被告人曾某虽更换了电话号码，但并没有逃匿，也没有变更居住地和经营场所，向某甲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另外，原审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商品椒、次品椒各多少，除去其提供的种子款、农药款及已支付的收购款，到底还应支付多少辣椒收购款，双方既没有称重，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商达成一致进行结算。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实际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已支付100000万，实际诈骗51066.94元。而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2.刘文涛被判合同诈骗、职务侵占、虚报注册资本罪一案再审（二审）判决书

（来源：湖北省高级法院（2014）鄂刑监一再终字第00011号）

裁判要旨：刘文涛是否“属于收受对方借款后逃匿”的情形。在重组无法推进后，吉林汇通公司打电话找刘文涛索要借款，再打电话找不到刘文涛后，于2003年7月报警。尽管刘文涛在此期间更换了电话号码，但是在2003年9月17日，刘文涛还用其持有的公司印章通过律师发表声明，认为南洋公司的临时股东大会和新的董事会组织及其决议均不合法，并以南洋公司、成功公司名义，以成功公司新的工商变更登记违法为由向国家工商总局提起行政复议。因此，单凭“刘文涛更换手机号码”这一事实，不足以推定刘文涛是为了逃避债务而隐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收受财产后逃匿”的情形。另外，吉林汇通公司没有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向武汉恒泰公司或者南洋公司提出偿还债务。

综上，本院再审认为，申诉人刘文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刘文涛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申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3.曾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黑龙江省漠河县法院（2015）漠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综合全案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来看，被告人曾某从事蔬菜批发，在其他地方也曾种植收购过辣椒，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辣椒时，与向某签订了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长达十余月的时间内，被告人曾某按照合同的约定，提供了价值30200元的种子、价值9000元的农药，本人并邀请他人进行了技术指导，2014年8月至2014年9月，积极进行收购，分四次支付了96000元辣椒收购款。通过被告人曾某的上述行为可以看出，被告人曾某在合同签订后，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履行了其合同义务。2014年9月，被告人曾某未告知向某离开向某家，回到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并更换电话号码，但上述行为是被告人曾某与向某因辣椒收购的质量、价格发生争议，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且被告人曾某并没有到其他地方故意躲避，故被告人曾某的该行为不能认定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后，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的逃匿行为。另外，到被告人曾某离开时，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除去其投入的费用、已付的辣椒款外，被告人曾某是否还欠已运走的辣椒款，欠多少已运走的辣椒款，并不确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某还下欠已运走的辣椒款为151629.11元，证据不足。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曾某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曾某与向某之间属合同纠纷。被告人曾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宣告其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4.廖某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2009)深中法刑二终字第867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具有逃匿行为。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于2006年 11月12日出境到马来西亚，于同年12月25日回国，2007年1月4日再次出境到马来西亚，于同年2月2日回国。据廖某某的供述和辩解、中国Y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的《证明》及证人陈某、陈某某的证言，证实是因上海Y印刷器材厂在马来西亚新开的PS版印刷器材厂，聘请廖某某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2月期间前往马来西亚帮助从事销售和技术服务，是Y公司派遣其去马来西亚短期出差，系职务行为。故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前往马来西亚难以认定是逃匿行为。如果按照兄弟G公司总经理王某某的陈述，延长付款期限二十天，原审被告人廖某某的付款时间应推迟至2006年11月25日，而兄弟G公司2006年11月20日就报案了，是因为与廖某某的手机联系不上，但廖某某是因为同年11月12日因故去马来西亚未开通国际漫游，以致手机无法联系，其与王某某于11月10日尚有联系。而如果按照原审被告人辩称的延期时间为六个月，则截至2007年2月13日廖某某被抓之日，尚未至货款支付期限。廖某某出售房屋的事实，亦无法证明其有逃匿的行为。经查明，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在深圳市福田区下沙路XX号房的房子，其妻子在廖某某与兄弟G公司谈生意之前的2006年9月4日即已与Z担保（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书》，委托该公司出售上述房产，并已作了公证。

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具有逃匿的行为。原公诉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廖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5.王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2014）滨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最后，关于被告人王某到期没有还款、李二某称找不到王某、公诉机关指控其逃匿的问题。被告人王某当庭辩解称，其曾陆续还款给李二某100余万，当时也未离开天津，但由于李二某要求过高的还款数额，并为了追讨剩余款项限制其人身自由，跟踪其父母，其为了父母人身安全才于2013年3月份去了鞍山，且其在鞍山期间并不知道自己行为涉嫌犯罪，还委托其母亲参加与李二某之间的民事诉讼，其行为不构成逃匿。根据王某的辩解及相关证人证言，结合在王某父母与李二某协商过程中双方意见立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王某系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行逃匿。

6.王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院（2013）佛南法刑初字第1413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虽然三被害单位相关人员的陈述反映被告人不接电话或者关机，但根据苏泽强的手机通话清单反映，被告人王某某的手机从2011年1月5日至2012年9月12日都可以接通，被告人王某某没有取消该号码，在2012年9月11日被抓获前都是由其使用，且无证据证明被告人王某某故意不接电话或者关机。CNA公司的清盘人于2013年9月17日出具的信件翻译本既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也没有具体写明何时使用何种手段曾联系CNA公司的董事，不能证明其已穷尽了所有手段都无法联络CNA公司的董事，且被告人已于2012年9月被民警抓获，因客观情况使得清盘人无法联络被告人，另一董事苏泽强曾于2013年12月20日、2014年3月5日联系朱某某、杨某某并归还部分货款，即二被害单位仍可与其取得联系，并非无法联络。另外，CNA公司于2012年2月21日申请清盘后，被告人仍多次出入境，并于同年9月11日入境而被抓获，可见被告人没有因CNA公司清盘而恶意逃避。综上，证实被告人收受货物后逃匿的证据不足。

7.张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山西省吕梁市中级法院（2014）吕刑终字第269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二）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实施了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逃匿的行为。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实施了收受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用于违法活动或是用于挥霍的行为。

如前所述，上诉人张某收到王某支付的货款后，并没有将该款实际控制，而是当场将货款交付给任某甲。其再次得到货款，是因为任某甲一方因价格问题无法依约履行合同，于次日将货款退还给其。其在当时对该货款是合法占有。证人路某的证言、交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关于王某所报案件的情况说明”证明，2010年4月10日前，路某和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康恩栋还与张某联系过。张某第一笔退款的时间是在4月15日，与上述两人与其联系的时间仅相差几天，且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4月27日）之前，故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实施了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逃匿的行为。同时，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张某实施了收受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用于违法活动或是用于挥霍的行为。故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8.徐某旺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中山市中级法院（2015）中中法刑二终字第58号裁定书）

裁判要旨： 3.关于徐某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犯罪故意的问题。经查，本案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徐某旺以明显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大量抛售货物，亦未能查明赃款赃物的具体去向。徐某旺拖欠报案人款项后虽有离开中山的躲债行为，但仅凭该点不足以认定其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

（3）公司在成立时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等情形，其后的交易行为是否必然构成诈骗犯罪？

核心辩点：公司之前的虚报注册资本等行为，不会必然导致公司对外合同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是否成立应结合合同签订时及签订后的具体情况，对于该合同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及是否存在实际履行行为进行界定。简而言之，虚报注册资本并不代表公司无经营、履行合同能力，不能以“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推定公司的所有经营活动皆系“非法占有目的”。

1.龚某被控合同诈骗、虚报注册资本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院（2002）黄刑初字第13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首先，本案所涉及的注册和货物买卖，均不是被告人龚某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而是以公司的名义，且该公司并非以犯罪为目的而成立的，该公司的成立又经过了合法登记并一直未被注销，所以公诉机关指控的所谓被告人龚某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其公司的行为。其次，从被告人所在公司与广东省R公司、L发电厂之间买卖货物的系列行为来看，不存在被告人所在公司有合同诈骗的故意和客观行为，理由如下：（1）被告人所在公司在购买广东省R公司货物之前已找到了买主即L发电厂，并与二家单位均签订了购销、供货合同，此时，被告人所在公司实质上处于一个转手买卖的中间商角色，其根本不需要任何资金就可以完成货物的交易，且已按照正常的交易手段、价格与二家公司实际成交，被告人所在公司也从中获得了价差利润，这说明被告人所在公司完全具备了实际履约能力，即使被告人所在公司先前采取了虚报注册资本的手段成立，也不能必然导致其以后的经济贸易行为均属诈骗，况且并无证据显示被告人当初成立该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诈骗。

（4）能够还款而未还款，把资金挪作他用的行为是否必然属于非法占有目的下的合同诈骗罪？

核心辩点：实务中的每一起无罪案例都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可见并可感知的，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也不可能在理论上有精确无误的界限，必须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事实与证据中得出结论。

能够还款而未还款，资金挪作他用从常理上来看是一种不恰当的行为，但不必然构成犯罪。对于挪作他用，若并非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是为了正常的经营活动，或是为了创造履约能力，更好地履行合同，当然就不能以“挪作他用”的事实推定出非法占有目的，应界定为套用他人资金的经济合同纠纷。

1.龚某被控合同诈骗、虚报注册资本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院（2002）黄刑初字第13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当时能够归还货款而不予归还却挪作他用的行为，应认定为是一种套用他人资金的行为，从其使用该笔货款的情况来看，其并不是挥霍，而是用在正常的生意场上，且被告人也确实归还了将近一半的货款，从而说明被告人并非想长期非法占有他人货款，其进行的货物买卖行为也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综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被告人所在公司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应属于一起经济纠纷。

（5）为应付追款，开具空头支票搪塞的行为是否必然构成合同诈骗罪或票据诈骗罪？

核心辩点：行为人在取得合同利益后，因已方履行遇有困难，为解决一时的追款问题，开具空头支票搪塞。对于合同诈骗的指控，行为人相应的合同利益已经取得，开具空头支票非合同诈骗的实行行为；对于票据诈骗罪，开具空头支票系属临时性的搪塞，是对追款行为临时性的应对措施，并非为了最终“不履行”，若无其他情节予以证明，应认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票据诈骗罪。

1.龚某被控合同诈骗、虚报注册资本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院（2002）黄刑初字第13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所开空头支票问题，由于被告人事先已经获得了广东省R公司的货物，只是在该公司一再追货款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以临时应付，并不符合票据诈骗的特征，且从广东省R公司员工陈某的说明中可反映当时被告人开票据时已作了如何承兑的说明，并非故意欺骗。

（6）客观上存在以合同的方式套取资金等行为，但提供了相应担保的，应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核心辩点：行为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如虚构公司的经营状况、履约能力），使合同相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单从该点来看，的确符合合同诈骗罪客观要件的要素；但另一方面，行为人对于合同的履行提供了真实的、等价性的担保，故即使行为人无法正常还款，合同的相对方仍可通过实现抵押权等担保措施取得补偿，其合同权益具有“保障”，行为人的该行为系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套用资金的行为。

1.唐某照等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2005）佛刑二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作为S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S公司和H公司合作做钢材生意的名义套取H公司的资金，但S公司在与H公司签订合同时提出了以S公司为土地使用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履行合同的抵押担保，H公司也收下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双方签订了以该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抵押合同，以该抵押物作为H公司在2003年至2005年对S公司连续发生的债权担保，双方还到有关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S公司与H公司之间签订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S公司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套取H公司资金的同时，又提供了抵押物作为担保，可以看出S公司不具有非法占有所套取H公司资金的目的。H公司收到第一份合同的钢材时间是在2004年1月6日，而在此时间之前，H公司与武汉供货商已签订了七份采购合同，相应地与S公司签订了七份购销合同，所以公诉机关对S公司以先履行小额合同的方法诱骗H公司继续签订合同的指控不成立。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S公司所套取的H公司资金主要用于返还H公司和给本公司使用，三被告人没有分赃，指控三被告人非法占有了所套取的H公司资金的证据不足。仅仅从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套取H公司资金的行为来看，还不足以认定三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所套取资金的目的，故对公诉机关提出抵押合同是在三被告人的合同诈骗犯罪既遂之后才签订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证据不足，对三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2.张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北京市高级法院（2014）高刑终字第53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在本案中，从主观上看，按照民法“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张某事先已通过房屋租赁合同备案登记即租金收益担保的方式，确保陈×一方投资的安全，一旦发生资金风险，陈×一方完全可以依据《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获得救济，陈×一方已支付的款项不是必然的损失，故难以认定张某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从客观上看，张某提供的《短期资金头寸拆借协议》和《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无法排除，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收购优力凯股权恰恰符合借款的用途；陈×一方在2009年6月后就不再投资，原定5400万元的投资仅支付了三分之一，张某于2009年10月被取保候审后选择与其他公司合作，陈×一方从形式上看已经违约，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张某在合作过程中采用了欺骗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张某和陈×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在张某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双方的债权债务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7）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应着重审查未履行的原因，对于签订合同时有履行能力，因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依约履行的，应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核心辩点：未履行合同不等于合同诈骗罪。现实生活中，公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有经营困难是极其正常的事情，故对于签订合同时其具有履约能力，在经营过程中，遇有不可抗力或经营困难等客观原因不能履行的，可见不履行非其主观意愿，不履行实属无奈，因此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指控，可从不履行的客观原因上，寻找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辩点。

1.廖某万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1998)郴中刑终字第75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上诉人廖某万担任郴州市GL有限公司经理期间，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GM公司签订了供应铅精矿产品购销合同。随即，上诉人廖某万到河南联系货源。当上诉人廖某万按约先付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2万元作为货款利息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没有向上诉人廖某万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而只付给了部分货款(15万元)。上诉人廖某万得到此款后又再次到河南联系并组织货源。经检验，其货源质量符合合同规定标准。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廖某万没有非法占有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货款的故意，也没有虚构和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而是积极地想办法去联系并组织货源。只是由于其他客观原因没有履行合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上诉人廖某万以该案不是合同诈骗，而是经济合同纠纷。

2.陈某甲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2016）吉0183刑初87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甲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成立。根据德惠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德惠市万嘉米业有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450万元的调查报告显示：万嘉米业占地面积 6380平方米（价值78万），建筑面积3855.25平方米（价值822万）。该企业2012年末资产总额1748万元，固定资产851万元，流动资产897万元，2012年实现净利润312万元，该企业发展较好。现扣除流动资产，万嘉米业还有价值900万的土地及建筑，扣除贷款450万元，还有450万元可用于偿还农户欠款。且开庭审理时，陈某甲辩称其不欠个人借款，只欠信用社450万元的贷款。现有证据认定陈某甲案发时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无能力偿还的证据不足；而且被告人陈某甲2013年收购农民水稻后，大部分发霉，导致低价出售赔钱，属经营不善所为，没有及时给付农民卖粮款是企业亏损所致，不能认定被告人陈某甲系主观上非法占有，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3.晏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重审判决书

（来源：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2014）长中刑二重终字第00776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综合全案事实、证据看，中创公司与政府签订了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一方面招商，一方面将计划中的项目建设发包收取保证金，收取的保证金用于了公司。由于招商最终未果的客观原因，导致发包的工程项目不能进行。在中创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晏某又要求受让人返还保证金。因此，认定晏某以及中创公司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

4.马驰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高级法院(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82号裁定书）

裁判要旨：合同中止履行的原因特殊。在供油期间，2001年9月27日××站总经理范某因涉嫌诈骗犯罪被焦作市公安局抓获，副总经理张某1逃回老家东北，杜某才停止向××站供油。范某、张某1被取保后，要求杜某继续供油，杜某提出先结账再供油，但双方对油价不统一，致使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范某遂于2002年4月向信阳市公安局报案，称被杜某等人骗取其单位资金1887.36万元。故合同并非杜某单方拒绝履行。

5.颜家立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阿克苏地区中级法院（2017）新29刑终38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是我国目前关于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唯一法律规定。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其他方法”，应在实践中通过主客观统一的原则，通过行为人外在的行为、手段等客观方面掌握其内在的主观目的，结合上诉人的合同履行行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不履约的原因、事后态度等几方面因素考虑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上诉人颜家立与新疆惠佳农林牧开发中心签订合同后，对该合同的履行持积极的态度。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颜家立在取得土地承包户649000元土地承包款后，有挥霍、携款逃匿等行为的证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履行的能力，只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丧失了履约能力，导致无力归还他人财物的，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故认定颜家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承包费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上诉人颜家立关于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采纳。

6.刘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2013）威经技区刑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刘某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主观目的的证据不足。被告人刘某某在涉案河段采沙，依据的是聚成公司和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防洪除涝合同，该合同有清淤的施工内容，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丁某某将合同的一部分标段转包给刘某某，刘某某即在该河段清淤采沙，并向当地村委交纳采沙费用，因此，不排除其主观上存在在该河段有事实上的采沙权和流转权的认识。再次，被告人刘某某在与盖某某等人签订合同收取大部分款项后，仍然向当地村委交纳采沙款，并在非法采沙行为受阻后，与盖某某等人续签了补充协议，约定了各自负责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说明其主观上有促成合同履行的意图，但由于合同的约定内容违法，导致合同实际无法履行。被告人刘某某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8）对于履行困难或不能履行的，应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存在真实的履行行为、是否积极创造履行能力、对于继续履行合同的态度、是否存在携款潜逃、挥霍财产等行为，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核心辩点：不能履行，但存在实际履行行为+积极创造履行能力+无携款潜逃、挥霍财产=无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另外，原审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商品椒、次品椒各多少，除去其提供的种子款、农药款及已支付的收购款，到底还应支付多少辣椒收购款，双方既没有称重，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商达成一致进行结算。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实际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已支付100000万，实际诈骗51066.94元。而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2.石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2014）海刑初字第21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被告人石某某与梁某某、王某一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并约定违约责任。在履行过程中，因石某某未能向海伦农场缴纳土地承包费，未获得土地，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应按合同的约定向相对方返还本金及利息，而且石某某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在王某一向其索要承包费时，分期给付4万元，并未逃避，亦未对承包费进行挥霍，足以表明被告人石某某主观上没有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的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被告人石某某与梁某某、王某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石某某与李某某为交土地出让金与高某某等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被告人石某某有欺诈行为，因为当时他并不能确定2013年开春是否能承包到土地，但是在合同不能履行时，他与李某某又与高某某等三人签订还款协议，并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从而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被告人石某某未按还款协议规定的时间履行债务，但是他于2013年5月23日登记注册了绥化农垦益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并在登记注册之前就开始兴建，其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所欠高某某等三人的债务，应视为其积极创造履约能力，有偿还能力。并且被告人石某某及李某某将承包费中的60万元用于交纳土地出让金，10万元用于企业的正常支出，该70万元承包费没有被二被告人挥霍，并且案发后，该承包费已经返还给高某某等三人，故不应认定被告人石某某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石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李某某看到过石某某与海伦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自然合理认为石某某在海伦农场有土地，虽然李某某提出用转让土地取得承包费的办法交纳土地出让金，但其并未与石某某勾结进行诈骗活动，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故李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二、客观方面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构成合同诈骗罪的5中情形，行为人不符合法定5中情形的行为，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认定：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司法实务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第5中情形的认定，“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不能作为“口袋”，把经济活动中但凡存在欺骗、隐瞒性质的合同行为均兜底，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外延中。“其他方法”必须是与前述4中方法具有等价性的诈骗行为，否则，不应视作合同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调整。

（一）从客观行为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一方的实际投入已超出或与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相当的，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核心辩点：该辩点既是法律问题也是常识性问题，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即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希望谋取对方的一定财物，而现实中存在把经济合同纠纷错误的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情形，以下案例便是典型，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对于履行合同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投入部分已超出其合同义务的范围，显然指控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有违常理的，也是错误的。

1.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原审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商品椒、次品椒各多少，除去其提供的种子款、农药款及已支付的收购款，到底还应支付多少辣椒收购款，双方既没有称重，也没有按合同约定协商达成一致进行结算。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曾某实际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已支付100000万，实际诈骗51066.94元。而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二）行为人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但该行为对合同的实际履行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且行为人亦未对取得的借款进行挥霍，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核心辩点：并非所有的欺骗行为皆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暂且不论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目的，即使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存在“虚构、隐瞒”的欺骗行为，但该行为需要达到使相对方产生认识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并且该行为对合同的履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即相对方受到侵害或面临被侵害的现实风险。

简而言之，把“欺骗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必须达到实行行为的要求，达到“实行行为”的“度”，行为人虽实施了欺骗行为，但对合同的实际履行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1.刘忠志、刘剑波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2016）吉04刑初21号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因中志公司资金周转不畅，遂与天源公司建立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关系，其用以买卖形式的房屋客观存在，且双方到产权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嗣后，刘忠志、刘剑波亦按照合同约定在天源公司汇款后给付378万元。依刘忠志和刘剑波供述，其将从天源公司取得的款项用于宏达二期和三期工程建设，而现有证据又不能证实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款项后有挪作他用或无故挥霍等情形，故不能认定刘忠志和刘剑波从天源公司取得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天源公司钱款时对天源公司隐瞒了相关房屋有抵押或顶账等事实，但房屋产权从形式上并没有受到限制，且从现有证据来看，用以交易的房屋大部分定价较低，结合刘忠志、刘剑波将宏达三期6栋楼（扣除16户）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天源公司，及蔡金定最后以宏达三期1号楼部分门企房接受清偿债务的事实，亦不能确认刘忠志、刘剑波有非法占有天源公司钱款的故意。此外天源公司并不认可其系被害人，故公诉机关将天源公司列为被害人并不适当。综上，刘忠志、刘剑波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的辩解及二辩护人无罪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

（三）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到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与被害人财产受有损失之间的逻辑关联。

其逻辑结构为：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被害人基于该行为产生认识错误，并基于这种认识错误进行处分行为，被害人因该处分行为而遭受损失。

诈骗类犯罪因果关系的核心辩点即上述逻辑关系，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必须基于欺骗行为、且被骗而实施的，若非因“上当受骗”而实施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即使其遭受损失，行为人也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核心辩点：行为人虽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行为，但相对人并未因此陷入认识错误，其处分财产等行为系因自愿或其他原因，相对人财产受损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靳军年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山西省吕梁市中级法院（2015）吕刑终字第239号裁定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被告人靳军年与中条山公司签订500吨废钢购销协议后，又将其向龙泉钢厂受让的废钢、废铁全部出售给被害人万某。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人收取被害人万某预付款和借款共计460万元，同时，因自有资金不足，为履行与龙泉钢厂的购销协议，又收取李某、程小能、卞艳刚、王某乙等多人的预付款后按约定交付了一定量的废钢、废铁。客观上，被告人靳军年存在将部分废钢废铁“多重买卖”的行为，且在与被害人万某签订购销协议时存在隐瞒与中条山公司签订500吨废钢购销协议的事实。但从主观上来看，（1）被告人靳军年与被害人万某签订协议时具有合同的能力，事实上也履行了交付部分废钢、废铁的能力；（2）被害人万某交付被告人预付款和借款并非陷于认识错误；（3）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4）被害人万某明知被告人将废钢、废铁出售给多人的事实，且造成损失后和卞艳刚、程小能、李某等人与被告人的委托人达成处理协议；（5）被告人靳军年所出售废钢废铁的价值、销售总额及盈利情况，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因此，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靳军年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抗诉机关所提原判认定万某未拉货原因不准确、靳军年部分资金来源和认定销售货款数额无证据支持的理由，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处理。

综上，被告人靳军年与被害人万某签订购销协议时虽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形，但其履行了部分合同，客观上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被告人的违约行为不无关系，但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2.陈喜富被判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江苏省泰州市中级法院(2016)苏12刑终277号裁定书）

裁判理由：其二，万基公司当时虽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其生产线仍然处于生产状态，资产公司与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对于万基公司的经营状况下滑的状态亦主观明知，且均出于扶持万基公司发展的角度考虑而委托发放贷款或提供担保，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资产公司陷入认识错误而受骗。其三，该笔400万借款去向是否被陈喜富用于归还其借款抑或被其挥霍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占为己有，现有证据无法查明。结合证人包某的证言，陈喜富确向南京李姓人士借过资金。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足以认定陈喜富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综上，就检察机关抗诉原审被告人陈喜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事实，相关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对于检察机关的相关抗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原审起诉书指控“陈喜富实际负责的万基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伪造虚假的购销合同，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被害单位资产公司人民币40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的事实构成合同诈骗罪，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的刑事抗诉书和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均认为该事实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害单位为资产公司。出庭检察员当庭发表意见认为，即使该事实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亦应当构成骗取贷款罪。根据证人戴某的证言，资产公司性质并不属于金融机构，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对象要件。同时，结合证人戴某、姜某的证言以及书证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资产公司和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在事前，均已明知万基公司当时经营不善的现状，但均基于扶持企业发展的角度委托发放贷款或提供担保，故基于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万基公司取得该笔借款与其提供虚假的购销合同等资料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资产公司并非基于万基公司提供的虚假购销合同陷入错误认识而委托发放贷款。综上，原审被告人陈喜富作为万基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的上述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对于检察机关的该抗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

3.王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2014）滨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一）王某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被害人李二某陷入了错误认识。

首先，在被告人王某是否冒用公司名义的问题上，从被害人李二某的陈述"刘某跟其说有一个叫王某的想借点钱"、证人刘某的证言"王某跟其说想用自己公司的货物做抵押借点钱"及王某自书的材料"支票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王某个人承担"可以看出，被害人李二某应当是明知被告人王某此次借款系个人借款个人使用，所谓为公司"购买运输车辆"仅仅是借款合同的表面约定。

其次，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以天津港保税区某服务有限公司与天津港某有限公司的入库合同协议书中的货物为抵押，但根据王某提供给李二某的三份入库协议书可以明确看出，该协议书的内容主要是约定某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承运的货物在天津港某码头卸货、入库的相关责任及费用，该货物所有权不属于天津保税区某服务有限公司，更不属于王某个人所有，无法实现担保效果，王某提供这三份协议书的目的更多在于证明其具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和履约能力，并非真正以这三份协议书中的货物承担担保责任，被害人作为一个具有正常认知水平和社会常识的成年人，其关于不知道该笔货物不属于王某个人所有的陈述，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

再次，被告人王某质押给李二某的一张中国银行转账支票，没有填写日期、出票人、行号以及大写数额等信息，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支票必须记载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等内容，否则支票无效。根据上述规定，王某质押给李二某的显然是一张存在明显重大瑕疵的支票，无法实现抵押效果。对于该支票表面存在的重大瑕疵，李二某作为一个向自己不熟悉的人出具巨额资金的成年人，其关于自己不知道支票无效，也不知道支票提不出钱款的陈述也不符合社会常理。

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是基于被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陷入了错误认识而交付钱款。

三、主客观均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从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上来说，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骗取对方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合同诈骗的故意，即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在实务中，存在大量主客观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无罪判例，行为人既没有实施刑罚第224条规定的5中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主观上亦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可以说，这一类的无罪是最彻底的无罪。

1.符仁岩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人民法院（2016）新2925刑初第158号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主观方面被告人符仁岩与浙江省义乌市安冬电器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虚构事实，没有诈骗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方面被告人符仁岩按照签订的合同履行合同义务，因被逮捕导致合同部分履行，期间没有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他人财物，故被告人符仁岩不构成诈骗罪。被告人符仁岩辩称700余台生物节能灶由其代为销售给自治区经信委，后由自治区经信委转赠给麦盖提县，因被告人被逮捕自治区经信委至今未付款，自治区经信委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未设定虚构合同而骗取他人财物，故被告人符仁岩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2.陈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再审（二审）判决书

（来源：江苏省高院（2002）苏刑再终字第00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首先，陈某以M公司名义与B经理部签订的红小麦购销合同，手续完备，得到了公司的合法授权，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的后果依法应当由M公司承担。根据B经理部的起诉，福建省宁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也以民事纠纷受理并作出了民事判决予以确认。

其次，陈某在签订、履行过程中没有实施欺骗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B经理部财产的主观目的。陈某作为M公司的合同经办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虚构或者冒用M公司名义的欺骗行为；陈某长期从事粮食购销业务，熟悉粮食购销市场，可以联系到销售客户，不能认定其对签订的合同没有履约能力；在合同签订后，陈某即与福建粮商进行了联系、磋商，并达成将粮食运往福建销售的口头协议，即使在M公司是否同意履行合同有疑义且B经理部违约要求按批分期支付货款的情况下，陈某仍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设法提前支付B方的部分货款，具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在履行期限届满后，陈某也没有隐匿逃跑，而是与B经理部协商归还货款，并出具还款保证表示愿意尽快还款。

第三，陈某降价处理货物以及未全部归还货款有客观原因。M公司在合同成立后致电陈某，使陈某误以为公司不同意履行合同。B经理部在履行合同时要求提前支付货款，否则将拒绝供货。这些复杂情况的出现，超出陈某代表M公司签订合同时的预料。此时，陈某既要为M公司信守已经签订的合同，又要应对B经理部分批按期支付货款的要求，不得不将货物以低于进价的价格销售，此举实属被迫无奈，并非其主观所愿。降价销售造成一定的亏损，这也是导致货款不能及时归还的原因之一。陈某将收取的货款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和借给他人使用，意图通过资金周转弥补降价销售造成的部分亏损，但同时也在积极筹措资金归还B经理部的货款，并与B经理部协商适当延缓付款期限。就在陈某与B经理部协商解决归还货款期间，检察机关对陈某限制人身自由，导致陈某最终无法支付全部货款。在陈某逃脱后，对于剩余货款，根据B经理部的起诉，福建省宁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由M公司股东和陈某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陈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客观上没有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欺骗行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B经理部财产的目的，没有合同诈骗的故意，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3.廖某万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1998)郴中刑终字第75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上诉人廖某万担任郴州市GL有限公司经理期间，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GM公司签订了供应铅精矿产品购销合同。随即，上诉人廖某万到河南联系货源。当上诉人廖某万按约先付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2万元作为货款利息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没有向上诉人廖某万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而只付给了部分货款(15万元)。上诉人廖某万得到此款后又再次到河南联系并组织货源。经检验，其货源质量符合合同规定标准。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廖某万没有非法占有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货款的故意，也没有虚构和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而是积极地想办法去联系并组织货源。只是由于其他客观原因没有履行合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上诉人廖某万以该案不是合同诈骗，而是经济合同纠纷。

4.绥阳县H绿色食品公司、刘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贵州省绥阳县法院（2001）绥刑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向S县Y储金会的两笔借款，通过1999年7月31日的转借，金额30.75万元，是以个人名义作担保，没有以公司资产作抵押。被告单位在向S县Y镇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借款中，1998年3月13日和1998年4月21日两笔借款，共计8万元，是以刘某某个人的名义借款，担保物为“车子”、“房产品”，没有明确以被告单位资产作抵押，1997年10月29日被告单位向S县乡镇企业投资公司借款8万元中，以杨某刚房屋一套，价值5万元作抵押，这也是个人抵押借款，不是以被告单位资产抵押借款。因此，被告单位S县H公司以其资产抵押借款实际只有42万元。在借款中被告单位以铝箔复合机抵押借款两次，每次抵押作价3万元，但没有证据证明该铝箔复合机的价值。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在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中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采取欺骗的手段，签订合同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也不存在超值抵押，重复抵押。所借款项没有个人挥霍和私分，都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因此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公司不构成犯罪。被告人刘某某作为该公司的一名股东、法定代表人，所经办的借款都用于公司合法生产经营，亦不成为直接责任人构成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被告人刘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罪名不成立。

5.田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山西省大同市中级法院（2014）同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关于被告人田某某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现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李某某与庞某某签订的合同系玉米代购代存合同，由李某某出资，庞某某代购代存，双方系合作关系。庞某某以大同县腾飞粮油储运公司的虚假土地使用证和库存粮食作抵押向被告人田某某借款，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人田某某向庞某某主张债权，庞某某将李某某出资委托其代购代存的玉米抵账给田某某，田某某要求出售抵账的玉米以实现自己的债权，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虽然被告人田某某提出向庞某某追讨欠款偿还李某某，或把庞某某抵押给他的土地使用证变卖或过户给李某某以弥补李某某的损失，但李某某付款给田某某，是因为田某某为了防止自己债权不能实现而阻止李某某出卖玉米，而李某某为了防止玉米霉变造成更大损失和误认为库存玉米数量足以抵顶所付款项数额的情形下进行的，田某某的行为亦不属于诈骗犯罪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6.王某甲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院（2013）丰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人王某甲依法取得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是王某甲对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合法经营、取得采矿许可权、进行安全生产的重要凭证。王某甲是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的合法经营者和采矿权人，2010年2月20日王某甲与武某、徐某签订承包山厂协议书，收取武某、徐某26万元承包费；王某甲于2010年4月26日与王某丁签订合作经营管理协议书，收取140万元资源补偿费。王某甲在与武某、徐某、王某丁签订和履行关于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的承包协议书、合作经营管理协议书过程中，主观上没有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没有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款项后，没有逃匿、挥霍的行为。尽管双方存在一定的纠纷，但王某甲的行为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

四、特殊情况的讨论——“多重买卖”“一房二卖”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核心辩点

“多重买卖”与“一房二卖”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关键仍然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在现实的经济往来中，若行为人存在多重买卖的事实，则必然会有一方或者多方无法取得标的物。拿“一房二卖”来说，对于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同相对方，其往往觉得自己受欺诈而向公安机关控告出卖人。

但一房二卖不等于合同诈骗罪，其往往属于经济纠纷的范畴，行为人通常只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就像司法考试中无数个关于“一房多卖”的案例，也只是关于谁是最终物权人的讨论。

司法实践中，要避免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于“多重买卖”的合同诈骗罪指控，应主要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履行能力、多重买卖的原因、履行行为、积极承担违约责任等角度进行无罪论证。

（一）行为人虽然存在签订多重买卖合同的情形，但签订合同时，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并且具有实际履行行为的，应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靳军年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山西省吕梁市中级法院（2015）吕刑终字第239号裁定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被告人靳军年与中条山公司签订500吨废钢购销协议后，又将其向龙泉钢厂受让的废钢、废铁全部出售给被害人万某。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人收取被害人万某预付款和借款共计460万元，同时，因自有资金不足，为履行与龙泉钢厂的购销协议，又收取李某、程小能、卞艳刚、王某乙等多人的预付款后按约定交付了一定量的废钢、废铁。客观上，被告人靳军年存在将部分废钢废铁“多重买卖”的行为，且在与被害人万某签订购销协议时存在隐瞒与中条山公司签订500吨废钢购销协议的事实。但从主观上来看，（1）被告人靳军年与被害人万某签订协议时具有合同的能力，事实上也履行了交付部分废钢、废铁的能力；（2）被害人万某交付被告人预付款和借款并非陷于认识错误；（3）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4）被害人万某明知被告人将废钢、废铁出售给多人的事实，且造成损失后和卞艳刚、程小能、李某等人与被告人的委托人达成处理协议；（5）被告人靳军年所出售废钢废铁的价值、销售总额及盈利情况，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因此，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靳军年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抗诉机关所提原判认定万某未拉货原因不准确、靳军年部分资金来源和认定销售货款数额无证据支持的理由，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处理。

（二）外观上的“双重买卖”，实际其中一笔是名为买卖实为担保的，实质上不存在双重买卖事实，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深圳市H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阳分公司、陈某乙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2015）惠中法刑二终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第一，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上诉人“采用重复销售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购房款100万元”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证实：2012年5月21日，被告单位H惠阳分公司与叶某签订《借款协议》，向叶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期限为5个月，月利息为借款额的4%，H惠阳分公司以其名下枫叶雅堤小区的2B104号商铺等房产作为借款担保；同年5月28日，惠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涉案商铺的房地产预告登记证明，权属人为叶某；借款协议签订后，叶某在扣除借款第一个月利息16万元后，将384万元一次性支付给H惠阳分公司指定账户，接下来三个月，H惠阳分公司均有支付利息给叶某。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单位H惠阳分公司将其名下枫叶雅堤小区的2B104号商铺预告登记在叶某名下的行为，实际上是为借款提供担保，并不是将涉案房产销售给叶某，对此，原审法院（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40号判决亦已作出认定。因此，上诉单位在借款后又将涉案房产销售给吴某的行为并不是重复销售，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上诉人有“重复销售”行为的证据不足，且与原判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及原审法院的民事判决相矛盾。

第二，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充分。合同诈骗罪要求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本案中上诉单位与吴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吴某共支付购房款100万元后，2012年9月26日，吴某与上诉单位又签订了《商铺返租合同》，将涉案商铺返租给上诉单位使用，租赁期限5年。上述事实表明，上诉单位将涉案商铺卖给吴某并收取部分房款后，已将商铺实际交付给购买人使用。上诉单位作为涉案商铺所在小区的开发、销售主体，具备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能力，上诉单位、上诉人在收取吴某的购房款后，亦没有逃匿、撤销公司等行为。因此，本案没有证据证实上诉单位及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第三，上诉单位H惠阳分公司、上诉人陈某乙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本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对此，借款方叶某、购房方吴某均已就原公诉机关指控、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途径解决，本案应当由民事法律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能认定上诉单位H惠阳分公司、上诉人陈某乙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有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吴某房款的行为。

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刑事诉讼中由于控辩双方的不对等，其证明标准不同于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换句话说，控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法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即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不构成犯罪。

即无罪辩护存在以下两种思路：1.事实清楚的无罪；2.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

核心辩点：证据辩

具体而言：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在案证据能否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合同诈骗的行为，从案件事实、证据能否当然的推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两者但凡其一不能得出唯一结论的，即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

1.穆强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

（来源：天津市高级法院（2015）津高刑二终字第31号裁定书）

裁判要旨：1、理财协议在签订和履行中存在违背常理之处。首先，理财协议约定理财金额是单笔2000万元，如此大额的合同，双方是在未曾见面协商的情况下签署的；其次，理财协议约定理财金额为2000万元，实际上却只支付了1500万元，双方未就此进行过任何沟通或补充约定；第三，第二份合同是在第一份合同签署三年后对第一份合同的补充，却未就合同约定的20%的投资回报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协商，只是按照实际支付金额将合同金额改成了1500万元；第四，自签订合同起至案发，张一X或B公司、B投资公司从来没有找穆强或A公司主张过权利，即使张一X在朋友家碰见穆强，也未就理财事项有任何交流；第五，张一X证明找马二X要过钱，马二X却不是合同相对方，且否认与协议有关系。

马二X是否参与投资过程事实不清。（1）马二X提出，2003年市政公司想在香港找一个上市平台，穆强向其推荐香港I公司。该证言与穆强的供述一致；（2）马二X同时提出，K公司和L公司分别借给穆强1500万元、2000万元，穆强用这两笔钱替市政公司投资在香港股票市场代持I的股票，这些股票是穆强替借给他钱的人代持I的股票，但不是马二X让穆强垫资购买的股票。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穆强持有大量I公司的股票，但没有证据证明购买该股票的款项来源是K公司和L公司；（3）马二X承认其知晓张一X通过孙二X与穆强签订理财协议的事情，但是否认参与此事。该证言与张一X、孙二X的证言均相互矛盾，而关于投资理财协议的签订过程，张一X、孙二X的证言与穆强的供述一致。

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穆强是否为马二X垫资购买股票，亦无法证明在本案投资理财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马二X所起的作用，穆强所提的涉案1500万元是马二X归还其前期为马二X购买股票垫资的辩解系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

关于穆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问题。穆强始终承认两份理财协议真实存在；合同约定投资项目为股票、证券等有价证券，但并未明确投资哪一特定有价证券，在案证据显示，穆强2003年8月前已持有远超过市值1500万元的股票，原审被告人无需为此投资理财协议另行购买有价证券的辩解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穆强未将B公司的1500万用于有价证券投资，不能得出穆强实施了欺骗行为的结论；在签订理财合同并收取理财款后，穆强没有逃避债务、隐匿行踪或肆意挥霍财物不能偿还的行为。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穆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在无法合理解释理财协议诸多不合常理之处以及无法排除穆强辩解的涉案款系马二X归还对其欠款可能性的前提下，认定原审被告人穆强将理财款项非法占有的证据并不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反映行为人非法占有主观故意的情形有五种，分别是（1）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穆强存在上述行为。故认定穆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及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穆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穆强及其辩护人所提穆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穆强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判决被告人穆强无罪的意见正确。

关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合同诈骗罪无罪案例不胜枚举，因该类案例较多，具体案情各有不同，以下提供部分有参考价值的判例及索引供参考：

2.赖×1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北京市高级法院（2015）高刑终字第178号判决书）

3.廖某江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深圳市中级法院（2015）深中法刑二终字326号判决书）

4.廖某江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四川省资阳市中级法院（2015）资刑初字第1号判决书）

5.魏某甲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刑二初字第155号判决书）

6.李小兰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西高院（2015）桂刑经终字第46号判决书）

7.姚志宏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辽71刑终1号判决书）

8.李某昌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广州中院(2009)穗中法刑二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

9.周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湖北省巴东县法院（2015）鄂巴东刑初字第00056号刑事判决书）

10.曾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黑龙江省漠河县法院（2015）漠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

11.黄某华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终字第490号刑事判决书）

12.李某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4）黔南刑二终字第72号刑事判决书）

13.廖某江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2015）深中法刑二终字326号刑事判决书）

14.刘某涛被判合同诈骗、贷款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2000）海中法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书）

15.龙X高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再审（一审）判决书

（来源：贵州省S苗族自治县法院(2013)松刑再初字第001号刑事判决书）

16.任某甲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重审判决书

（来源：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法院（2013）海刑重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

17.深圳市H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阳分公司、陈某乙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2015）惠中法刑二终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

18.苏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湛江市中级法院（2012）湛中法刑三终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

19.苏州开开万嘉实业有限公司、沈某甲等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5）熟刑二初字第00024号刑事判决书）

20.王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4）揭普法刑初字第612号刑事判决书）

21.王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2014）滨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22.王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

（来源：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2015）安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书）

23.王首先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贵州省高级法院（2015）黔高刑二终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24.徐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2013)惠中法刑二终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书）

25.周兵亮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判决书

（来源：河南省济源市中级法院（2015）济中刑终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