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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

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抵达夏威夷，居留7个多月，其间发生了不少大事小事。与孙中山的分合、檀香山保皇会的成立壮大为其中荦荦大者；小事之中，假护照为一桩，筹款“受骗”为一桩，都值得重新探讨。此外，梁启超想象中的与何蕙珍的所谓“恋情”，如今看来实系神女无心、襄王多梦，何蕙珍演讲揭示的本土女权主义海外传播路线更值得注意。1900年梁启超夏威夷之行，学者郭世佑、陈忠平已有丰硕成果，笔者拟利用更多英文报道拾遗补缺，也试图澄清一些误传。

梁启超

抵檀日期歧出

1899年12月20日下午1时30分，梁启超从横滨乘坐“香港丸”（Hong Kong Maru）前往檀香山（火奴鲁鲁）。可怪的是，他抵达檀香山的日期，竟有两种说法。任公自己在《檀香山游记》中写道：“三十一日，舟抵檀香山，午后两点登岸……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无知者，一人独行，言语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亚灵顿客寓暂居。”亚灵顿客寓，即Arlington Hotel。他自己用日记形式记载，言之凿凿，似无可疑之处。

2000年，近代史学者郭世佑发表《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一文，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梁启超抵檀日期，应为1899年12月30日。郭世佑依据的是清廷驻檀香山领事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报告：“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邮船名香港丸抵口，当即会同美国税关官员登船，严密稽查。”（《伍廷芳集》第75页）该领事自言见到梁启超，农历十一月廿八日换算公历为12月30日。郭世佑问道：“究竟是长途劳累而且还晕船的梁启超自己记错了，还是清方领事的禀报有误？待考。而一般说来，后者的工作流程当有逐日记载，其失误的可能性更小。”

檀香山领事负有监督梁启超动向的责任，郭世佑认为他发生失误的可能性小，这个判断如今看来不准确。檀香山领事这次情报失实，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失职，仍有待考证。“香港丸”原计划于12月30日抵檀，稍作停留，当天继续前往旧金山，这在12月29日檀香山报纸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船期公告有披露。

但事实上“香港丸”31日才抵檀，是在途中遇到大风暴造成的延误。这艘邮船开往旧金山的时间也因此推后到1月1日中午。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对此也有简略记载。1月1日，《太平洋商报》专门报道了“香港丸”遭遇风暴的惊心动魄的旅程，巨浪翻腾，前路茫茫，邮船不得不抛锚32个小时，等待风暴平息。24日晚，暴风打断了船首斜桅，一个船员被巨浪抛入海中，努力营救，终归无效。无论如何，“香港丸”比原定计划延迟了1天抵达，报纸报道确证梁启超抵檀日期为12月31日。

护照问题

1月1日《夏威夷星报》报道，梁启超“预期在夏威夷停留一个月，然后前往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这次出行，梁启超原以美洲大陆为主要目标，尤其是华侨集中的旧金山、纽约，夏威夷只是前站，孰料一住住了7个多月。他自己解释说：“适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梁启超《三十自述》）这一年正当夏威夷发生鼠疫，美国大陆对中国人、日本人入境严加限制，当时实行隔离14天的规定，即赴美前“往海滨关闭半月，乃许行”。（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页，以下引用简称《长编》）但防疫控制并不是他滞留夏威夷的唯一原因。

檀香山正埠

同一天的《夏威夷星报》刊登抵埠贵客名单，从“香港丸”邮船下来的有两名日本头等舱旅客，第一名叫做B. Kashiwabara，第二名为Yoichi Abe。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报道梁启超抵达的消息。其实不然，Kashiwabara正是梁启超的护照姓氏，汉字写作“柏原”。同一报纸新闻版面说，梁启超已入籍为日本国民（subject），改名Kakuabala，这个拼写错误估计是道听途说所致，至于说梁启超入籍日本，事出有因，报纸并无捏造。一经抵埠，梁启超“是日即往见日本领事斋藤君，适外出，未得见，见副领事田中君而归”。（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他前往日本领事馆，是以“日本国民”身份向“本国”领事官报到。当天他只见到副领事，梁启超心有不安，过两天又专程登门拜访，终于见到正领事，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梁启超一下船，到旅馆安顿下来，立即前往拜访日本驻檀香山领事，此事对他来说是第一要务。他持日本护照入境，法律上说即属日本国国民，应受日本领事保护。清廷对梁启超赴美十分惊恐，曾发电报要求驻美公使伍廷芳严加防范。若清廷檀香山领事倾注全力加以留难，梁启超连入境都有问题，遑论开展工作，甚至会有危险。梁启超必须第一时间拜会日本领事，取得对方提供领事保护的当面承诺。

梁启超这次以亡命之身赴檀，清廷总理衙门、各口岸海关当然不会给他颁发护照。他是冒用日本人柏原的护照入境檀香山。丁文江、赵丰田《长编》称：“先生此次出游原是应美洲华侨之邀游历美洲的……出发时为旅行安全计，先生并冒用日友柏原文太郎的姓名和护照。”4月4日，梁启超上康有为书说：“檀禁华人更甚于金山，弟子之来乃以柏原名来者，仅能登岸耳；美境尚未可知也。”（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19卷第184页）按《长编》的叙述，似乎梁启超是直接用了柏原文太郎（Buntaro Kashiwabara）的护照。柏原文太郎是梁启超当时最亲密的日本朋友，做过他的居亭主人。《杨维新与丁在君书》称：“此君与任公先生交厚，当时约为兄弟。”梁启超赴檀之前，柏原前来送别，赋诗相赠：“我昔灵山会，与君为弟兄。千劫不相遇，一见若为情。许国同忧乐，论交托死生。如何别容易，无语只惺惺。”任公与柏原的关系，可用生死之交来形容。

学者杜卓尔2002年曾发表《梁启超以日本护照赴夏威夷事件（摘要）》，（《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页）依据东京外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认定梁启超入境时持有的是“柏原文次郎”的护照。如此，则《长编》记载有误。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对梁启超是否入籍日本没有把握，对此进行调查，发现找不到梁启超的入籍证明，但联系到了柏原文太郎，柏原文太郎在一封信中解释了他的护照如何落入梁启超手中，论文摘要没有披露细节。领馆经过调查，明白梁启超并未正式入籍，日本政府没有责任保护梁启超。夏威夷领事遂通知日本驻旧金山领事，如果梁启超入境美国本土时护照被没收，“他将会有危险”。3月3日，梁启超上康有为书，陈说去旧金山“上岸之无把握最可虑耳”。到旧金山上岸没有把握，指的是护照有问题。

相当长时间内，学界都将梁启超滞留檀香山归因于疫情。现在看来，梁启超不便去美国的原因，是防疫控制与使用假护照两者兼而有之。若清廷驻美使领馆情报准确、证据确凿，向美国移民局举报，移民局可没收假护照，对梁启超十分危险。

4月29日，梁启超致信康有为：“美属弟子现时暂不往，实前者持日人名字之护照来，今日领事言，若往金山，彼处日吏不能肩保护之责；苦口劝勿往，并云已告金山领事，此护照作为废纸，若往恐生大不便云。故今只得暂留招待，前所托美人事，回复若何，再为后图。”（《长编》第231页）到7月初，据郭世佑所引梁启超致孙眉函，梁氏似又改变主要，想冒险一试，因行前收到新加坡、香港两地要求他东归襄理起义的电报，赴美计划又再次终止。

檀香山领事杨蔚彬

清廷驻檀香山领事杨蔚彬不仅弄错了梁启超抵达日期，还把梁启超护照姓名也弄错了。杨蔚彬就梁启超入境一事，呈递禀文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称：“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邮船名香港丸抵口，当即会同美国税关官员登船严密稽查，其搭客姓名册内，并无梁启超其人，亦无中国装束、形迹可疑之人；惟头等客舱内有已经易服剪发自称籍隶日本之吉田松阴一名，其面貌与市间所售梁逆照相片无异。经税关再三盘诘始露痕迹。惟该逆持有日本政府护照，碍难驳回。”（《伍廷芳集》上册第75页）杨蔚彬说梁启超护照名字为“吉田松阴”，这个说法肯定错了，却也有一定由来。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幕末时期著名的志士、思想家、教育家，倡导“尊王攘夷”思想，勤于著书讲学，因策划暗杀藩臣而被处死刑。吉田的学生高山晋作继承其遗志，打响了幕末维新第一枪。梁启超极仰慕这两师徒两人，将吉田松阴誉为“新日本之创造者”，1906年还出版了《松阴文钞》一书。1898年12月2日《申报》称：“中国逆犯康有为之徒党梁启超，遁迹日本后，自知罪大恶极，不容于礼仪之邦，遂窜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晋。”因仰慕吉田松阴与高山晋作，梁启超到日本后曾化名吉田晋，此事经《申报》报道后，海内外华人多有知之者。杨蔚彬报告的错误，是想当然地利用了不可靠的报章报道，也意味着他没有看到护照上的登记姓名“吉田文次郎”；逻辑上还有一种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出于什么动机作假，则殊难知晓。

杨蔚彬（1868-1929），广东新会人，香港富商之子，举人，弱冠追随伍廷芳，1896年随伍廷芳使美，任使馆参赞，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清廷以杨蔚彬为驻檀香山正领事。杨蔚彬奉清廷严令，不得不按要求行事，他对檀香山保皇会的活动，确有压制、阻挠行动，曾将保皇会名单上报清廷，使清廷得以抓捕保皇会成员在中国的家属，当时夏威夷英文报纸多有报道。

杨蔚彬

杨蔚彬对檀香山保皇会成员的迫害，令梁启超极为愤怒，两个新会同乡因公事而产生私仇。1902年8月4日，梁启超发表《民选领事问题》，对杨蔚彬展开猛烈攻击：“中国驻扎檀香山领事杨蔚彬，贪污残暴，阖埠侨商久欲得其肉以为食。”（《新民丛报》第13号）8月12日，清廷有上谕一道：“交外务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有人奏，檀香山正领事杨蔚彬、古今辉同恶相济，鱼肉华民，有售烟、贩人、聚赌各款，请饬查办。等语。著外务部查核办理。”（《光绪朝上谕档》第28册第177页）合理推测，这是梁启超透过有关系的京官，摭拾无根之谈，参劾杨蔚彬以作报复，迫使杨氏去职。

杨蔚彬在檀香山，协助清政府迫害保皇会会员家属一事确属污点，但参劾奏折所言大多不实。杨氏任内，保护华侨方面不仅是尽力尽责，简直可以说表现英勇。1900年初檀香山大疫，1月20日美国殖民当局封锁华埠，有一华侨染疫，军警焚烧其房屋，火势失控，即将延烧全埠；杨蔚彬率领华侨突破警戒线“冲围而出”，保住了数千人性命，事后并加以救济、安抚，无微不至。事定之后，华侨团体写成《华侨恭颂杨领事文》作纪念。（1929年《檀山华侨》“华侨史”第39-40页）杨蔚彬还尽心调查华侨损失，向美国政府力争，终于让华侨得到适当补偿。（欧济霖等《新会华侨华人史话》第65-66页）

华埠焚烧染疫房屋

被劾罢职之后，杨蔚彬回香港继承父业，为清末民初香港商界领袖之一，1905年结识陈少白，加入同盟会，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筹饷局主席，从香港筹款200多万元，对辛亥革命有较大贡献。入民国后，杨蔚彬主要使用“杨西岩”一名。孙中山开府广州，杨西岩在财政方面助力甚大。当他在檀香山奉命压制保皇会时，被人看作清廷鹰犬，孰料后来变成孙中山在财政方面的得力助手。今人有条件了解杨蔚彬后来参加革命党、力助孙中山的后事，才不至于把他只认做压制檀香山保皇会的帮凶。

赫钦骗钱乎？

学者张朋园曾认为，夏威夷商界闻人赫钦骗走了梁启超2万银元。两人本来约定一起去纽约，后梁启超未能成行，赫钦一人独自前往，“赫钦去后，消息全无，任公再度受骗。”（吉林版《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99页）3月20日，梁启超禀复康有为，菲律宾雇佣军“五百人每月仅需一万五千（华银）之间”，2万银元对准备起兵勤王的保皇会来说十分重要。梁启超被骗一说多年里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证诸当年夏威夷各报纸报道，此说似有再议的必要。

1898年3月，在公平人寿保险公司（Equitable Life Insurance Company）工作的赫钦（Clinton J. Hutchins），带着西方名人给李鸿章介绍信，从夏威夷出发前往中国、日本。（1898年3月29日《夏威夷星报》）这年5月2日，上海《北华捷报》也报道了公平人寿公司赫钦抵达上海的消息，并说他将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8月15日，该报又报道赫钦从武昌乘船赴天津。

1900年1月4日，《夏威夷星报》称，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赫钦，昨天代表保皇会梁启超拜会外务大臣莫特-史密斯（Minister Mott-smith），询问“逆犯”梁启超在夏威夷会不会被强制遣返。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王国，派莫特-史密斯常驻夏威夷，相当于“钦差大臣”，监督夏威夷政府的施政。莫特-史密斯给赫钦打包票说：放心，梁启超将享受美国的自由与保护。

赫钦自称：一年多前，他常驻北京的时候，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天，他刚好从天津回到北京，当他骑马前往酒店时，见到梁启超匆匆逃往日本公使馆；又称他曾在李鸿章府邸见过梁启超。赫钦先后服务的两家公司，均为当时居于前列的大型保险企业。赫钦担任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夏威夷地区经理，属于商界翘楚，信用素著。赫钦还是夏威夷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赫钦的身份地位，不像是卷款潜逃的角色。

梁在夏威夷，曾有一西人名为“鲁云”者与之联络，说纽约有一富翁曾贷出3000万元帮助古巴独立，或可商请他提供融资给勤王事业。3月20日，梁启超上康有为书称：“前书所言之鲁云，其人不甚诚实，不可恃之。现别与一人商，其人名赫钦，且云在北京合肥座中曾与弟子相见者，政变时彼正在京。此人在檀为有名望商家……弟子一到，彼即来见。尔后月余，未曾与商大事。昨数日前，始商之，彼发大心，肯偕往纽约，谓若弟子往见各富豪，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弟子决于下月偕往，唯彼在檀，薪工甚昂，与之同行六月，须万金（美国纸）乃能偿其利益。既与檀中同志共商，皆谓此人可信，孤注一掷亦无妨。现决意以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长编》第204页；标点符号有一处更动）

4月5日，梁启超禀康有为称：“现托赫氏所办之事，需费二万元（华银）。”（《长编》第213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书据此认定赫钦拿了梁启超2万元去了美国，“消息全无”。此事仍有再探讨的空间。原因在于，这个融资计划，最初是一个叫“鲁云”的西人向梁启超提出，后来觉得此人不诚实而终止，转而与赫钦商量。换言之，这次是梁启超主动联系赫钦，请他帮忙游说纽约的风险资本家。梁启超扮演主动角色，赫钦是被动一方。梁启超曾预定4月11日与赫钦一道赴美洲大陆，因假护照问题未能成行，被迫委托赫钦单独赴美，全权办理。

从4月26日至5月3日，赫钦郑重其事地连续在夏威夷报纸刊登授权委托书：“敝人不在本岛期间，威廉·布莱斯代尔先生代表我全权处理各项事务。”公开刊登委托书的举措，似意味着不论事情成否他都会返回夏威夷。5月5日，赫钦搭乘日本邮轮“美国丸”前往旧金山，（1900年5月5日《太平洋商报》）7月26日乘坐“里约热内卢”号轮船回到夏威夷。（The Honolulu Republican, July 27, 1900）下船不久，赫钦即以“中国通”身份接受采访，大谈当时北京使馆区被围情况，对融资一事没有提及。（The Evening Bulletin, Honolulu, July 27,1900）7月30日，《夏威夷星报》就保皇会问题采访了赫钦，称之为“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地区经理”，曾在北京住过两年。赫钦回檀，既见诸报纸“抵港旅客”名单，抵埠后又马上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天见报，这似乎不是骗子应有的行为。10月15日，赫钦参加夏威夷民主党大会，此后一直到1918年，都可看到他在夏威夷非常活跃，见报超过800次，拥有很高声望，1918年曾被提名为夏威夷总督候选人。此前学界认为赫钦“一去不返”的判断是错误的。

赫钦向梁启超索要的钱，是误工损失补偿，梁启超好几次谈到金额为2万元。不过，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上康有为书称，实际交给赫钦5千美元加1千银元。（《长编》第221-222页）当时1中国银两约折合0.65美元，1中国银元约等于0.72两。以此折算，梁启超总共给了赫钦5400多美元，折算银元约10600多元，与梁启超其他场合所说2万银元有较大差距。

赫钦可能是在误工损失之上加上了差旅、招待等项费用。问题的关键是，这是梁启超事先同意的费用，双方并无约定事成之后支付，而是不管成功与否都先行支付。笔者认为，这时候梁启超病急乱投医、孤注一掷，这种约定尽管可以认为不合理、不平等、很吃亏，按契约自由原则判断在法律上并无问题。对方收到这笔费用后，只要尽力而为，不成功也不构成诈骗。

检索1900年7月以后的夏威夷报纸，没有见到保皇党向赫钦追讨款项的报道。按美国制度，司法案件事无巨细都会在相关报纸上公布，夏威夷同样如此。何蕙珍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本属平常事，也按规定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登公告。赫钦回檀之时，梁启超固然已离开，但保皇党机关尚在，干部人才济济，却始终未见任何提起诉讼的报道。檀香山保皇会自3月份开始向政府申请立案，有位十分能干的西人律师代为办理各项手续，保皇会并非无人可用，为何对这一“诈骗案”忍气吞声？所谓赫钦“骗”了梁启超2万银元的说法，缺乏过硬证据，反证却颇多，似不可当作定论。

女权主义者何蕙珍

陈忠平《梁启超与何蕙珍“情事”新考》，依据夏威夷档案、报纸，指出各方著述对两人关系有太多“渲染铺张和浪漫想象”，甚至是“偏信、误解或曲解”。该文力证何蕙珍是个女权主义者，也是坚守一夫一妻制的虔诚基督徒，对她与梁启超的所谓“恋情”表示怀疑。梁启超在1899年底到檀香山，但直到1900年5月24日才在家信中提到何蕙珍，6月30日家信中又说“月余不见此人”，两人接触时间很短，也不频密。陈忠平认为：“何蕙珍明智地表白双方已无可能结为连理，甚至无法再次相遇，因此仅仅希望获得梁氏的照片以作纪念。然而，梁启超却因此展开他在夏威夷的柏拉图之恋。”

何蕙珍为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此事比虚无缥缈的所谓“恋情”重要得多。1902年12月6日晚，在溃溃街（Kukai Street）保皇会会所，何蕙珍用英文发表演讲，乃弟何望（Ho Mong）翻译中文。何蕙珍痛陈华人妇女长期处于被禁锢状态，生活圈子狭窄，与外部世界没有交流，不了解公共事务，呼吁作出改变；何蕙珍宣称，妇女解放的时代业已到来。

演讲后半段，她郑重其事地向听众介绍了几位中国女权运动先驱者张竹君（Chong Chuck Kwan）、杜清持（Too Ching Chee）、薛锦琴（Lii Kom Kom，此处姓氏拼写有误）的事迹。（1902年12月8日《夏威夷星报》）何蕙珍对广州、上海女权运动的最新动向十分清楚，这些信息可能来自薛锦琴。中国本土女权主义运动，如何从广州、上海向夏威夷、加州传播，何蕙珍的这篇演说提供了不可多得独家史料。将何蕙珍演讲内容与其他史料结合，可约略窥见近代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最早历史。

张竹君（1879-1964）出生于一个有着西学背景的家庭，1900年初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先后创办褆福医院、南福医院，为女病人服务。行医之暇，她召集官绅眷属和相知志士，集名园演说，鼓吹男女平等，“以为女人不可徒恃男子让权，须自争之；争权之术，不外求学。”（马君武《女士张竹君传》，1902年《新民丛报》第七号）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张竹君发起成立粤东赤十字会，准备赴东北战场救伤，到上海时为人挽留，先后创办上海育贤女工业学堂、女子中西医学院，致力于培养女性的职业能力而达到经济独立。1911年武昌起义一爆发，张竹君组织“中国赤十字会”救生队前往武汉进行战场救护，堪称女子解放运动中“行动派”的翘楚，与单纯的“言论派”有别。

杜清持是与张竹君同时在广州出现的女权领袖。1901年4月19日，她在《清议报》发表《女子亟宜自立论》，提出女子“是贵自立焉！设女学、阅报章、交游广、知识多而已。”这篇文字堪称女性自主女权运动的檄文。杜清持与张竹君相同之处在于坐言起行，在用文字加以提倡的同时，即与同志举办女子阅报社，1902年先后创办广东移风女学堂、时敏女学堂，后又主持坤维女学堂，成绩卓著，为近代广东杰出女教育家。（黄湘金：《杜清持与近代广州女子教育》）

1901年3月24日，年仅16岁的女学生薛锦琴在上海张园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呼吁政府抵制俄国对东北的侵略，被日本妇女领袖福田英子誉之为“中华之贞德”。薛锦琴的女权观，集中于要求女子教育权。1902年夏，薛锦琴赴美国留学，经停日本时，曾与梁启超有过深谈。何蕙珍在演讲中说，2个月前薛锦琴曾在夏威夷停留。据《太平洋商报》船期公告，薛锦琴（按官话拼写为Sieh Kin King）乘坐“美国丸”轮船，于1902年10月15日晚上7：30抵达夏威夷，16日上午10时出发前往旧金山。从何蕙珍口气猜测，她们两人可能在停船期间见过面，有过深入交流。

1903年10月12日，薛锦琴在旧金山创立“中国女维新会”。该会派送的传单指出：“又或谓男女之大分别，在男子有学问以助国家。殊不知学问由于读书，彼未受教育之男子，与不读书之女子何别？男子得读书而有权利，女子独不许读书，而俾之失其权利，是事之大不公者。……我本国腐败之近情，与其贫苦之现状，皆由习俗相沿，不重女子教育之故，则男女必并重教育明矣。”（《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号）留美期间，薛锦琴极其活跃，是美国华侨女权运动的重要人物。

晚清女性实行自我解放，实以张竹君、杜清持、薛锦琴为最早，她们都在1900-1901年间开始其女权主义言说与实践。戊戌维新时期，康梁等人有倡导戒缠足、兴女学、办女报的举措，一时间曾风起云涌，然而这些活动并非女性自身主导，该时期参与妇女运动的女性，几乎都是以男性名流家属的面目出现。以此衡量，戊戌时期的活动，只能算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前史”。与1900年前不同的是，张竹君、杜清持、薛锦琴都坚持言论与实践并重，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与主张妇女解放的男性进行合作。

笔者从夏威夷英文报纸中，找到陈忠平未及注意的何蕙珍家庭史料，略作补充。1903年8月，何蕙珍父亲何广荣去世，遗下11个子女。他立下的遗嘱有颇多新颖之处：给10个未成年子女每人1美元；银行存款约3000美元，保险单价值约1000美元，以及一些公司股票，均由寡妻及长女何蕙珍继承，以何蕙珍为遗嘱执行人。（1903年8月10日《夏威夷星报》）这个安排意味着，何蕙珍要承担起将全部弟妹抚养教育成人、帮助其成家立业的责任。从后续报道看，何广荣的遗产实际超过5000美元，在当时的夏威夷华人当中，算比较富裕。

附带一说，何蕙珍在英文报纸上的名字，有过多种书写形式，有些是记者、编辑的笔误。据陈忠平考证，何蕙珍是广东归善（今惠阳）人，笔者认为她出身客家，在遗产继承等法律场合，用的是Ho Fui Jin，按客家话发音拼写；在其他很多场合，也写作Ho Wai Chin，这是按广府话发音拼写。后来，何蕙珍主要用Pearl Hoe，这是按“珍”的字义“珍珠”转为英文Pearl。

1921年7月22日，《茂宜新闻》报道何蕙珍弟弟、弟媳在茂宜岛为新生女儿摆满月酒，何蕙珍从檀香山过来参加庆贺。令人惊喜的是，参加满月酒庆祝活动的，有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唐秀容（Anna Tong）和她的丈夫罗新保（Apau Paul Low）。何蕙珍和罗新保乃是广东惠阳同乡，罗新保母亲姓何，两人或者有一定的亲戚关系。

据陈忠平所述，到1930年，何蕙珍把弟妹抚养成人，大体嫁娶已毕，她与寡母、一个单身弟弟、一个离婚妹妹同住。从她的家庭状况看，何蕙珍是极有责任心的女子，她在与梁启超相遇之前数年已抱定不嫁主义，明白自己担负着抚养一群弟妹的责任，加上她的基督教信仰，应该不会产生给梁启超作妾的念头。梁启超从何蕙珍求照片、赠纨扇之举，误以为“神女有心”。梁启超之前在中日两国遇到的女子大多作风拘谨，面对夏威夷长大的活泼开朗的华侨女子，未免作过多联想。

（注：夏威夷英文报纸The Hawaiian Star本文译作《夏威夷星报》，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译作《太平洋商报》。）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