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援助律师，写给法律援助律师的锦旗

在北京有一家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律师事务所。一进门的白墙上，挂满了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都折射出法律援助律师的酸甜苦辣。今天，观澜君为大家讲述其中几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动力所在

能多帮一把就多帮一把

受援人为法援律师送来锦旗。（资料图）

初次接触法律援助工作是2006年底，那时王楠刚来北京不久，律师事务所安排她做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值班室设在检察院大院一个铁皮顶的临时建筑内。当时，律师值班没有费用，一个月下来也就接两三起案件，以刑事案件为主，案情简单。当事人很朴实，对律师也很信任。”王楠说，这是法律援助案件给她留下的最初印象。

2011年底遇到的一起案件让她对法律援助有了更深入地认识。

晓华是某即将上市公司的财务经理，因多日加班过度疲劳，摔倒在某酒店走廊里。同事将他送医，后来又辗转到多家医院就治。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晓华只会眨眼睛，不认识人。经鉴定，晓华为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

受伤时晓华年仅40岁，妻子晓海刚刚生完孩子一个月，晓华受伤后，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晓华最开始就医的两家医院不是工伤定点医院，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迟申报工伤，导致部分医疗费用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列支，公司还拒绝支付差额。

尽管晓海是研究生毕业，她所了解的法律知识也无法应对这么复杂的情况，前期留存的证据很难支持她的诉讼请求。

看到晓海要照顾受伤的丈夫和襁褓中的孩子，王楠主动跑医院调取证据。那时律师还没有和医院对接的途径，医生都怕给自己惹来麻烦，不愿意配合。王楠拉上晓海，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挨个做医生的工作，终于拿到打官司所需要的证据。

公司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这部分证据也在王楠的努力下一一补齐。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晓华的大部分诉讼请求。

拿到判决书后，事情却没有尘埃落定，这家人内部起了纷争。婆家人向晓海索要打官司拿到的补偿款，还把晓华带回了老家。晓海又求助于王楠。

“她希望我给她的婆家打电话，直接进行劝说。”王楠二话没说，马上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从老家医疗条件不行不利于晓华治疗康复，讲到应该顾及夫妻二人的感情和孩子，终于说服了晓海的婆家人。

判决生效后,伤残津贴的差额部分公司一直拒绝支付给晓华。从2013年起,晓海每年都要走一遍劳动仲裁委员会、一审和二审法院的司法程序，解决这部分差额。

每年，王楠都要作为晓华的法律援助代理律师出庭，到现在已经坚持了7年。“这不，诉讼时间又要到了。”她说。

在妻子多年的精心护理下，目前晓华已经能认人了。王楠和晓海之间也产生了默契，她们平时并不经常联系，到了需要走法律程序时候，晓海仅需一个电话打过来，王楠就立即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王楠创办了冠楠律师事务所。近年来，法律援助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王楠便把法律援助发展成了律所的特色。冠楠律所现在有两层办公区，其中一层用来接待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

“这么多年，我的想法没有变过，就是想能多帮困难群众一把就多帮一把。”王楠说。

所遇难题

调取证据找对方当事人最难

法援律师在工地现场，为农民工朋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资料图）

办理法律援助案子过程中，王楠遇到最难的事就是调取证据和寻找对方当事人。

厨师小文工作的饭馆液化气罐起火，他拿起打湿的棉被扑救时，脸和胳膊被烧伤。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雇主不肯支付他的医疗费，更不用说赔偿了。

从小文难懂的湖北口音里，王楠了解到，他的问题在于无法证明与雇主存在劳动关系。小文在医院治疗时替他签字的另一名打工者早已不知去向，工伤赔偿没有着落。

“我把饭店转让了，小文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小文的雇主对王楠说。

王楠没有放弃，她到医院仔细搜集小文所有就医单据，关键证据终于被找到。在医院最早签的一份单据的不起眼地方，留有雇主的签名和电话。

从王楠接到小文的咨询，到代理他进行劳动仲裁、工伤鉴定、诉讼,所有程序走了个遍。历时4年半，王楠帮小文争取回本属于他的权利。

事后，输了官司的雇主给王楠打电话来威胁道:“你的律所在哪儿我知道，你小心点儿。”

“我办的是法律援助案子，又不图个人利益。她还敢威胁我，我可不怕，我心里底气足着呢。”说到这里，王楠情绪有些激动，顺手抓起抹布摔在桌子上。

人心换人心

工友们把我的车抬出泥坑

采访中王楠手机突然响起，她接通电话，记者隐约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第一句就是:“我是个农民工，你在哪儿，我有个事想过去找你帮忙。”

“你在哪个工地?工程是哪年的?项目有几期?你是什么工种……”王楠一个接一个问了一连串问题，语速很快，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

最近，王楠经常去工地，她对附近工地的情况都很了解。初春，大地回暖，也是劳务纠纷、欠薪案件多发的季节。

“春天地表返浆，工地的路不好走。前些天我去一个工地做工作，汽车陷在泥里出不来，是农民工工友们用砖一块一块把地垫平，把我的车抬了出来。”王楠一边比划着垫路和抬车的动作一边说。

这段时间也是法律援助律师最忙的时候。这种案件，工人们往往一起来到律所，接待、调解、工资发放等工作要持续到后半夜。她指着眉心和眼眶周围有些红肿的地方说:“这是前几天熬夜引起的内分泌失调，还没消下去。”

说话中手机又响了，电话那头传来几乎一样的开场白。

“法院、检察院、派出所、信访办和劳动监察部门都有我的电话，他们在工作中碰到需要法律帮助的人，就把我的电话给他们，所以我的咨询电话很多。”在电话里做了一番安排后，王楠略带歉意地向记者解释。

近两年来，冠楠律所已接到200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服务援助对象约1700人。

这么多法律援助案件怎么办得过来?王楠告诉记者，目前冠楠律所对于法律援助案件是团队作战，每名律师都参与其中。

“我经常嘱咐大家，不许跟当事人要交通费，不许要礼物，我们要的是口碑。”王楠说。

（内容摘编自《法制日报》 记者 张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