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援助律师在哪找，法律援助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司法公正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于一些经济受限、法律知识不足的困难人群来说，要实现公平，需要社会更多的关爱与救助，参与法律援助的律师志愿者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12月5日，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即将到来，记者日前采访了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志愿者，了解了“铁肩担道义”背后的甜酸苦辣。据了解，浦东新区法援中心近3年累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1477件，接待咨询累计93379人次，12348专线咨询接答32533人次。

为失足少年打开新生之门

“我刚刚见到沈翔（化名）时，他一直低着头，没有正眼看我一次。”朱玲龄律师还清晰地记得与沈翔初次见面时的场景。当时，年仅17岁的沈翔文质彬彬，涉嫌的却是“重罪”抢劫，他手持路边捡到的玻璃片，抢劫了便利店，拿走一包泡面和一瓶冰红茶。朱玲龄受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成为了沈翔的代理律师。“朱律师，我知道我这次闯了大祸，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你不用白费力气。”沈翔低着头讷讷地说。

“你这次确实做错了，对你来说是一件坏事，但对你的人生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能提醒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幸你这次的行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情节比较轻微，再加之你是未成年人，你还是有改写人生的机会的。”朱玲龄的话给了沈翔希望，他开始打开心扉，向朱玲龄说起了自己此次走上歧路的经过。

沈翔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从小家境贫寒，一家的生计都靠父亲支撑。可是不久前，作为顶梁柱的父亲去世了，这让性格内向的沈翔更加忧郁了。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情况，还未成年的他独自来到上海打工。可是人生地不熟，沈翔的打工之路走得并不顺畅。案发当天，沈翔因为囊中羞涩，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居无定所的他在路上“闲逛”到了凌晨三四点，饥肠辘辘之时看到便利店就想进去找吃的，可是这时他身上只有10元钱。他进店拿了一盒泡面和一瓶冰红茶后，又想多要一包利群香烟，因口袋里的钱不够支付，他便鬼使神差想到了抢劫，并从口袋掏出闲逛时捡来防身的玻璃长片威胁收银员，向收银员要钱，并要求收银员打开钱箱，收银员并没有打开钱箱，沈翔与收银员开始发生推搡。但最终沈翔还是因为害怕拿着泡面和饮料就逃走了。“我这次真的很后悔，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沈翔懊恼地说。

了解了沈翔作案的全部过程后，朱玲龄又联系上沈翔老家的社区和派出所，了解到他过往行为良好，无前科。通过她的联系，沈翔的姐姐也愿意承担考察期的监督责任。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较轻，使用的暴力强度较小，未对被害人造成人身损害。……综上所述，本案犯罪嫌疑人有法定从轻或减轻的情节……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未成年人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朱玲龄向检察院请求对沈翔从轻处罚。最终，她的辩护意见被检察院采纳，检察院决定对其附条件不起诉。经过一年考察期，沈翔表现良好，检察院对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一年后，朱玲龄再次见到了沈翔，这个大男孩早已走出了阴霾，他告诉朱玲龄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也已迈上了正轨。“谢谢你让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我以后一定遵纪守法。”这次沈翔直视朱玲龄的眼睛，向她郑重保证。

挽救生活在“垃圾堆”里的老人

在朱玲龄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老年人案件占有很大的比重。“老年人的纠纷多以赡养为主，虽说都以索要赡养费告上法庭，但其实背后更多的却是社会问题。”朱玲龄感慨道，老年人由于经济能力相对较差、法律意识淡薄，加之复杂的家庭关系纠葛，往往成为维权“困难户”。

年过八旬的张老伯就是一位令朱玲龄记忆深刻的受援人。那时，身怀六甲的朱玲龄接到了张老伯的案件。张老伯居住的动迁安置房并未安装电话，他也没有手机。于是，朱玲龄律师只能摸索到了位于浦东农村地区的一个住宅小区。“我在楼下按了很久的门铃，一直无人应答。询问邻居说他在家，邻居开门让我进去。”朱玲龄回忆道。

到了张老伯的家门口，朱玲龄又敲了许久的门，才有人将门打开。“一开门我就闻到一阵恶臭，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颤巍巍地向我走来。”朱玲龄说，“他的家真的就是一个垃圾场，阵阵恶臭不时传来。”眼看屋里没有落脚地，朱玲龄只能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对老人进行法律服务。“房间里实在太臭了，我又怀孕不适，只能向外深呼吸两口新鲜空气，才和老爷子说话，说几句再深呼吸一口。”

就这样，朱玲龄忍着身体不适，坐在小板凳上了解老人的诉讼请求。原来，老人的老伴已过世，老人膝下有两个儿子，本来父子关系不错。但自从老人认识了小自己40岁的外来女子，和她结婚并在房产证上加了女方名字，家中的和睦平静便被打破了。

“她结婚第二天就走了。”老人有些失落地说，再婚妻子走后儿子们也不管他，他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为此，他将儿子们告上法庭，要求儿子们承担每月2000元的赡养费。

开庭后，儿子们对父亲的行为更加反感。调解中，儿子们和朱玲龄说，房产是老母亲在世时留下的，按理应该都留给儿子。但老父亲却莫名其妙和一个年轻女子结婚，还将她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儿子们感觉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就是被人骗了。”说起父亲的糊涂事，儿子们气不打一处来。“其实老人要钱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希望你们能来看看他。老人真的很孤单。”朱玲龄说起了初见老人的情景，“你们真的希望自己的父亲每天生活在垃圾堆里吗？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再婚？如果你们平时对他关心到位，又怎么会连他结婚也不知道？”朱玲龄的一连串问题，让原本“理直气壮”的儿子们瞬间“熄了火”。

另一边朱玲龄也在做张老伯的思想工作，儿子们的经济条件也不理想，每月2000元的赡养费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你其实就是希望孩子们能照顾你，多看看你，所以还是要维系好亲情。毕竟赡养费可以强制执行，但常回家看看的要求只能靠孩子们自己来做。”朱玲龄的话也让这个倔强固执的老人有了新的感悟。

“朱律师你说得对，我还是要亲情的。”最终张老伯大幅下调了赡养费的诉求请求。而儿子这边也愿意支付赡养费，并且照顾好老父亲。“对于房产加名字的事，可以另行起诉，通过法律来救济，不管怎么样父子亲情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朱玲龄对父子三人建议说。

父亲遭遇车祸死亡 保险公司当“甩手掌柜”

“律师，求求你帮帮我们家吧，我父亲被撞死了，现在却拿不到赔偿。”今年5月17日上午，市民刘先生到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律援助，杨伟东律师作为浦东新区“名优律师”法律援助服务专业团队成员，当天正在法援中心值班，因此他接待了刘先生并耐心听取了他的诉求。经了解，刘先生父亲刘某于今年3月27日被胡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后身亡，事故责任书中认定胡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案涉车辆所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已赔偿117.2万元，刘先生对于赔偿金额不满，且该案涉车辆同时投保了另一份补偿商业保险，而该补充责任保险公司却拒绝承担超出部分的保险责任。作为死者家属，刘先生申诉无门，为维护权益，故而前来寻求法律援助。

杨伟东律师在听取了刘雅先生的情况及诉求后，先对案情进行了梳理和把握，对争议焦点进行了概括，其次对于交通事故中可以请求哪些费用项目进行了说明，以及将《保险法》相关内容对刘先生进行了知识普及，同时他也对其父亲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哀悼和惋惜。刘先生在听完杨伟东的答复后表示很满意，并执意要把案件相关材料发送给他，希望杨伟东可以进一步帮助他。由于当天咨询人数较多，杨伟东让刘先生留了联系方式，并承诺会尽快回复。

此案件为交通事故保险责任纠纷，通过审阅案件材料和对相似判例及法律问题进行团队讨论研究后，杨律师对刘先生进行了电话回复，建议他若协商未果，可将死亡赔偿金、抚养费以及丧葬费、误工费等费用合并计算后将肇事司机、司机所在公司、两家保险公司一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在电话中杨伟东亦对各类金额的计算及相关证据保留给了他一些说明和解释。他也建议刘先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与保险公司友好协商，理性维权。刘先生在听完杨伟东的答复后非常满意。“得到了老百姓的肯定和赞赏，是对一名法律援助律师最大的鼓舞。”杨伟东律师表示说。

记者了解到，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坚实的法律服务保障，浦东新区司法局组织开展新区名优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活动。这些律师志愿者参与到了浦东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开展的“名家坐堂”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法治讲座、人民调解等各类公共法律服务。

做律师志愿者光有一腔热情还不够，必须要有过硬的业务技能。报名的律师要执业10年以上，有丰富的企业法律服务经历、基层法律服务经历、法律援助业务经历，专业能力达到较高的层级，具有相关资质。

记者 | 陈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