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就找马彩霞律师，马红霞律师

红英小学：我的光阴故事

□马彩霞

1978年，民勤县东镇公社红英小学首届秋季招生，我入校读书了。学费是暑假里捡麦穗得来的几斤粮食，书包是奶奶用掐花布新做的。那个年代，用一整块布做书包，是很奢侈的事，书包大多是用碎布头拼接,手工缝制。没有作业本，向哥哥讨要了半截铅笔，郑重其事地装在书包里。

出家门到了街上，入眼的是两边墙上的红色标语，因为哥哥长我8岁，也陆陆续续教我认了几个字。至今依稀记得标语的内容：“决胜一九七七年，拼命建成大寨县”“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红英小学始建于1935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县重点小学之一。最早在镇子中心的大庙里，后搬至镇东头大桥下中岔渠边上。学校坐北朝南，灰色的铁大门，中间是一口辘轳水井。学校名称也几经变迁，有“东镇完小”“红英小学”“红英完小”等。

虽然历史悠久，我们上学时，设施依然非常简陋，一、二年级用的是土台子和土凳子。不得不说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开学第一件事，是在上学路上拔一种名叫盐藻（不知该植物的准确名称，发小告诉我叫盐爪爪）的植物，因叶子多汁，放在土台子土凳子上使劲搓，绿色的叶汁使得土台子土凳子变成了绿色，反复多次，着色变得匀称，厚实，晾干后油光发亮，就像用真的绿油漆刷成的。冬天土课桌冰的瘆人，除非上厕所，下课后我不敢轻易离开座位，唯恐屁股下的那一点热乎立刻消失无踪。

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叫黄菊香，开学后用一二十天的时间，让我们用食指指着黑板上的笔划跟着念“点横撇捺”，孩子们齐刷刷地伸出黑乎乎如同秃柴棍似的小指头。她教我们学习“大小方圆，多少来去”。当然也有理想教育：“工人农民解放军，你长大了做什么，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现在，每每想起这篇课文我总是诚惶诚恐，近知天命之年，早已怠慢了诗和远方，更多的时光在厨房里忙忙碌碌，老母鸡般呵护着眼前的苟且与烟火。

毋庸置疑，拼音是一年级的重头戏，我们背着小手，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摇头晃脑地跟老师读“一门n，二门m，小棍赶猪l、l、l”，那清亮亮、脆生生的声音，至今回响在我的耳边。

一年级暑假的一天，我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玩耍，被一辆受惊的马车伤了右脚，二年级只断断续续地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大多数日子，我拄着父亲用锨把缠了些破布条做成的不太硌腋窝的简易拐杖，在院子里进进出出。

那些年我家和大伯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大伯家孩子较多，我家只有兄妹二人。哥哥姐姐们放学回来，时常给我带来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小画书。我学会了查字典，读了《红灯记》《七侠五义》《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岳全传》等。有一回大院里的兄弟姊妹们商议排练一场《红灯记》，但接连换了几个扮李铁梅的主角，均因大家对“演员”形象、气度不满意而作罢。

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哭闹着要去上课，父亲背着我去了学校，见到了阔别两个多月的黄老师，她头上扎着白毛巾，正在教唱《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老师的歌声拉得很长，有一种我无法体味的忧伤。教室里冷嗖嗖的，土炉子里不时冒出一股股呛人的炭烟，孩子们的咳嗽和哧溜哧溜吸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三年级时，开朗慈善的黄老师离开了学校，听说是去了阿左旗。整整40年之后，近日得知老师已于4年前去世，令我唏嘘良久。

三年级开学我们换了教室，木制的桌椅，心里一下敞亮了许多。语文课和班主任都由姜范基老师担任，老师总是笑咪咪地，讲课的声音温和朗润，如沐春风。大不敬的是，我对三年级所学的课程内容现在很模糊。

我的右脚已康复，我健步如飞，身手敏捷。冬天跳房子、踢毽子、丢沙包、挤疙巴（孩子们靠墙站成一排，从两边向中间挤，谁被挤出队伍，就算出局），甚至跟男孩子们一道滚铁环、“抗架架”（也叫斗鸡，游戏规则是一脚独立、另一脚用手扳成三角状，膝盖朝外，以膝盖攻击对方，先失去平衡、端起的腿落地者为输）。夏天玩“吃子儿”。子儿有染成不同颜色的杏核和名叫“羊拐”的羊骨头两种。

从三年级开始，父母便把喂猪喂羊的任务交待了我，放学后我背着芨芨筐去滩上捋“花儿菜”回家，把叶子沤在大缸中，约三四天的时间，叶子变黑变软，用笊篱捞到猪食槽里，拌上麦麸当作猪的饲料，味道刺鼻。

我和村里的小孩玩得得昏天黑地，太阳落山时匆匆撇上些向日葵的叶子垫在筐底，然后胡乱铲些草按在上面，趁父母不注意时赶紧溜进后院，把草倒进羊圈里，这个方法居然屡试不爽。现在和母亲聊起小时候的事，母亲总是笑：“你那时霸家的呢，能供住一个猪。”

那一年我结识了“死党”叫郭芳秀，是从邻近的东风大队转学来的。我跟到她家去玩，她的父亲和兄长是铁匠，夏天光着膀子打铁，打铁的棚子就搭在院门前面。炉膛里的火红红的，老远就热的炙人。

四年级的同桌让我的眼前一亮，也让我这个脸蛋红通通、辫子乱蓬蓬的野丫头着实自惭形秽了一番。开学第二天，我被安排到靠窗第二排的右边，同桌是新面孔，名叫潘多军，听同学说他父亲是民勤二中的地理老师。这是个皮肤白净的男孩子，小平头，圆脸，大眼睛，笑起来两个深深的小酒窝，精致得如同年画里的娃娃。这种感觉应该就是现在的网红词语“惊颜”吧？

说老实话，在与潘同学同桌的一年中，我很少敢正视他。冬季流行“卡衣”，棉布或卡其布面子，里面装的是棉花，麻绒布领子，以灰黑色为主色调，比平时的外套略长一些。一个连衣服和鞋子都干干净净的男同桌，让我变得有点不自在，我撸起卡衣袖子擦鼻涕的频率大大下降，用胰子（香皂）的洗脸洗手的次数大大增加，还买了两块手方子（手绢），白底，上面印着一朵大的兰花，绿色的叶子，黄的花蕊。

多年以后，我和石多宾、马红香几个发小与潘君在金昌一家名叫“川湘苑”的餐厅小聚，现居京城的潘君有点发福，大家开玩笑说有点像“座山雕”，我认真端详了一番，酒窝还在，眉宇间英气依旧。

到了五年级，我们和那口水井的联系一下子密切了起来。学校给高年级每个班级划分了公共卫生区域，我们班打扫的是从大门口到学校中间的一大段马路。学校每天检查，每周五进行评比，下周一早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布结果。哪个班获得先进，流动红旗就挂在哪个班教室靠黑板的墙上。可以想象，一枚三角形上印着“卫生先进班级”的流动小红旗在孩子们心中有多么重要。

其实到了周五下午，和老师们一起参加卫生检查的班干部就把评比结果透露给大家了，获得荣誉的班级欢呼雀跃，没有获得荣誉的班级的，气氛要沉闷上好一阵子。

冬天，天麻麻亮，值日生早早来到学校，女生扫地，男生打水，在教室里、马路上洒水。由于班级多，水井的争夺也就显得异常激烈，水井周围经常黑压压地围了一疙瘩人。井台上都是冰，一不小心就滑倒了，水倒光了，衣服也弄湿了。孩子们手肿得像紫红的馒头，有的生了冻疮，浸了水，疼得呲牙裂嘴。夏天的午后，孩子们一窝蜂地窜到水井前打水解渴，遇到水桶掉到井里捞不上来的情况，就用嘴巴吮吸井绳上的水。

农村的学生没有多少钱买纸买笔，课堂作业很少，识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课堂上跟着老师数笔画，嘴里念着“点横竖撇捺、横折勾、竖弯勾”等，手指在空中比划，难免有人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比较经济也更有效的方式是在各自班级门前的院子里，学生每人划一方地皮，每个生字带词带拼音若干遍，同学写完了由组长检查，组长写完了由班长检查。

通常情况下，老师会搬把椅子坐在教室门前监督。有时候老师也会抽查，没有抽上的同学幸灾乐祸地对着被抽查的同学挤眉弄眼。学生们安生写字的时间并不长，过不了几分钟，有人先发出读拼音或笔画的声音，渐渐地有人开始因为“领土边界”发生争执，此时班长就会大声呵斥：“谁说话呢？悄悄！”过于顽劣的同学，则被叫到老师跟前，蹲在地上，由老师听写生字去了。

常常有女生端端正正地写完了字，刚要喊组长检查，便有调皮的男生冲过来，双脚一阵乱踩乱踏，写的字全乱了，女生哭着去告状：“老师，彼把我的字跐掉了！”……写字的工具有小木棍、石块等，谁要有个废旧电池里面的黑炭棒，谁就是全班同学眼羡的对象。我那时有个小黄羊角，甭提有多希罕了，写上两三行字就赶紧揣到衣兜里。

至今想起来，红英小学无疑是快乐教育的典范。如果现在的孩子们知道我们上学时可以经常看电影，不知做何感想。学校放映的电影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课本紧密联系，上什么课，学校就配合放什么电影，比如学了《小英雄王二小》的课文，就看《二小放牛郎》的电影；学了《齐天大圣》，就看《大闹天宫》。如此还有《地道战》《地雷战》等；另一类是流行电影，如《红牡丹》《少林寺》等。有时候是在教室里放，有时候校长高兴了就在周末的晚上到学校对面东镇市场的舞台上放，四乡八邻早早吃了晚饭来观看。记得有一次放《哪吒闹海》，家乡方言n和l、ai和an不分，电影开场后就有几个老人互相询问，“不是说是个老汉吗？怎么蹦出来了个小娃娃？”

由于红英小学是县重点小学，赶上九年义务教育试点，我们成为红英小学有史以来第一拨上六年级的学生。印象中语文和数学课本很厚，相当于把小学一到五年级的知识点巩固了一遍，还开了英语课。

英语老师叫张利仁，民办教师，脸庞红红的，听说他是在县城集训了一个暑假。第一节课没有教“A、B、C”，张老师在讲台上热情洋溢地给我们分享了他一个月刻苦学习英语的励志故事，听得大家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看见了老师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看着贴在床铺墙壁上的字条背单词的情景。

毕业季的“六一”儿童节格外隆重、热闹，东镇几个教学区集中到镇上汇演，足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东镇有东方红、育红、卫东三个学区，即东中、上润、雨顺三个中学周边的小学。演出地点就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作为东道主的红英小学，自然铆足了劲儿要博得头彩。

“五一”节刚过完，就开始排练。锣鼓敲得震天响，下午第二节课开始绕着操场走步。走过主席台时，同学们自觉地举起右手敬队礼，然后排成方阵，一遍一遍整队，一遍一遍地唱《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爱祖国、爱人民”之间要停顿一拍，有同学总是把握不好节奏，唱得参差不齐，老师就教给同学们一个窍门，让同学们在唱完“爱祖国”以后，心中默念一声“空”，再唱“爱人民”。可是总有同学把这个“空”字唱出来，当然不排除有同学是在捣乱，故意为之。老师只得一次次停下来，不厌其烦地加以纠正。

秧歌和花束表演是传统节目，合唱练罢，花束队在操场上有节奏地挥动花束，秧歌队随着锣鼓声扭来扭去，模样俊俏的男同学女同学自然被选拔上跳舞了。为了确保节目不至于过早曝光，各个班级都在自己的教室里排练，教室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演员们仿佛个个是克格勃特工。

汇演那天，人山人海，几乎全镇所有小学的老师和学生都集中在了我们学校的操场上。锣鼓声声、彩旗猎猎，学生们穿着那个年代“六一”儿童节标志性的服装——白的确良短袖、蓝的确良裤子、白球鞋。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染着红脸蛋，化着红嘴唇。扩音喇叭中不时传来总指挥维持秩序和预报节目的声音，家长们也从四面八方是蜂拥而来，聚在操场周边的地埂上观看，甚至中岔渠岸上也站满了人。卖冰棍、卖汽水、卖面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别是一番热闹景象。

在大多数同学的眼中，“六一”儿童节那天最耀眼的明星不是当选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也不是某个舞姿出众的演员，而是各个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胳膊上别着三道鲜艳的红杠杠，哨子吹得清脆又响亮。红英小学的大队长、我们班的班长石多宾，有板有眼地整队、报数，与平时的顽皮捣蛋判若两人，甚至有威风凛凛的感觉。那天的大合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出奇地整齐，嘹亮。

1984年6月底，我考入民勤二中，6年小学生活画上了句号。

2019年8月9日，现居太原的王兆军同学发来一张微信照片，照片上的姜范基老师带着小孙女在县城文化广场上玩耍。老师眉眼含笑，全神贯注地为小孙女挑选玩具。

2019年8月14日回乡，红英村委会杨明山书记告诉我说，近20年来，年轻人外出的越来越多，村子里留守的大多在40岁以上，其中以老年人居多。适龄儿童越来越少，有条件的都转到县城上学去了，学校已有两三年没有学生。政府将投资70万在操场上修建一座广场。

我失落之余多了几许憧憬，期待着退休后能多回乡看看，有空到广场上跳跳舞，如果能邂逅当年的小同学，更好。

2019年9月20日

马彩霞，女，民勤县东湖镇红英村人，现居金昌市。爱好写作，有百余篇散文在省内外媒体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