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找当事人耍朋友，律师找当事人耍朋友违法吗

杜家房屋

女子“轻信同事邀约被拐卖”？

涉案三家人：未限制该女子自由，过程中无金钱来往

警方透露：或不涉及金钱交易，“只能说被拐”

被“拐卖”者乡亲：她智力较低，但生活能自理

本月初，几则标题各异，但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包括《安徽女子被拐卖四川大山深处！警方找到她时，震惊了……》《女子被骗入巴中深山为人妻,趁“家人”看管疏忽求助获救》等。文章中的受害者，是安徽女子小露，其轻信的“同事”，是四川女子小蔡，事发地则是四川巴中南江县。消息传播的同时，巴中几个事件的当事人家庭觉得很疑惑，怎么就成“同事邀约” “拐卖结婚”了？事件中的小蔡家等三家人向记者表示，小露是自由的，耍朋友成就成，不成不勉强，并不存在强迫小露与谁“结婚”。同时，三家都表示，这一过程中没有金钱来往。

近日，记者从办案的合肥市肥东警方对接媒体的工作人员处及小露老家获悉，事实上，小露存在智商较低的问题，“该案或不涉及金钱交易”。由于案件仍在办理之中，尚无更多消息对外披露。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会员张承凤律师表示，小露这个案例在法律上非常具有争议性，涉及《民法典》《婚姻法》《母婴保健法》甚至《刑法》，同时也涉及一些法律空白。

多位当地人指出，中间为小露的家

1

难解题目

女子“轻信同事旅游邀约被拐卖”？

涉案家庭另有说法

上述文章描述：2018年11月上旬，安徽肥东的李某接到陌生来电，电话那头说：“爸，我是小露，现在被人拐卖到四川，快来救救我！”李某接电话后，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进行侦查。警方锁定，小露的位置在巴中市南江县柏山村大山深处，民警赶到南江县，在地方派出所协助下，将小露接走。经询问得知，原来小露在去上海务工期间，认识同事小蔡。小蔡以带她回四川游玩为借口，将其骗至巴中大山深处老家，目的是让小露嫁给其亲戚杜某为妻。小露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的亲人以及6岁大的女儿。终于，她趁着看管人的疏忽，拿起电话拨打家人手机，成功脱困。

报道一出，即引发传播。在事发地巴中南江，这条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同时也让相关的当事人家庭觉得不解。他们对此另有说法。

2

两大疑问

强迫还是自愿？

“拐卖”还是“拐”？

连日来，记者在四川南江、安徽肥东走访了涉案的几个当事人家庭。对于部分文章所指的“拐卖”， 赵、蔡、杜三家均表示，小露一直都是自由的，耍朋友成就成，不成不勉强，并不存在强迫小露与谁“结婚”。同时，三家都表示这一过程中没有金钱来往。

A

是否强迫

同事小蔡：

先把她介绍给赵家，后把她介绍给杜家

12月11日，小蔡告诉记者：“我根本就没有带小露回家，为什么说（我）把她带回来？”根据小蔡的表述，2017年3月，小露到上海的一家钢笔厂上班，自己是带班领导。小露和男朋友分手了，于是她安慰小露说另外介绍一个，于是介绍了自己丈夫堂兄的儿子赵诚（化名）。小蔡说，2017年六七月的样子，两人见面合意，随后，小露辞职，和赵诚一起去了河南郑州。根据小蔡的说法，2017年底，赵诚带着小露回到巴中老家，自己是后来因为公公去世才回到了老家南江，“小露比我先到南江，为何说是我带她回去的？” 小蔡表示，在赵诚家住了半年之后，小露说赵诚家人欺负她，就带着衣服到了自己家住了10多天，“看她可怜，才找到自己舅舅杜德军的小儿子（把小露介绍给对方）。”

杜家人：

在我们家她是自由的

杜德军（化名）是上述报道中提及的杜某之父。 12月10日 ，记者来到南江县红光镇柏山村杜德军家中。杜德军介绍道，今年7月，亲戚小蔡说要给自己儿子介绍一个女孩，是外地人。小蔡安排两人见了面，之后，小露从小蔡家来到了杜家。杜家人认为，小露在杜家是自由的，“家门大多数时间是敞开的，没有把小露关在家里，她可以玩手机。”杜德军妻子说。杜家人介绍，小露和小杜并没有结婚。对于说小露是被拐卖，被迫与自己儿子结婚，杜德军自称“有苦说不出”。

赵家人：

没有限制她行动，还给她钱花

小蔡口中，自己为小露介绍的第一位男友是赵诚。 12月11日，记者也来到了南江县黑谭乡九村赵家。赵诚父母和嫂子在家。父亲赵春阳（化名）介绍，小露是2018年春节前到自己家的，6月份离开，“在家里相处了半年的样子。”在这半年时间里，赵诚嫂子对小露的评价是“单纯”。赵春阳夫妻也称没有限制小露行动，还给小露拿钱，“她经常买零食回家吃。”赵诚本人承认，2017年底自己把小露带回了南江老家，直到今年6月小露离开，自己才又外出打工。

B

是否拐卖

警方：可能并不涉及“卖”

小露离家多时，为何一直没有跟家中父母联系？如果只是单纯的耍朋友关系，为何会触动小露家人报警，警方跨省救人？

记者先后通过电话或当面从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一位对接媒体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目前的情况“不能叫拐卖，只能说被拐”，可能并不牵涉卖的环节。对于小露的智力情况，该工作人员说，她本人智商较低，但并不影响她的生活，包括说话，但她很容易轻信别人，没有防备心理。

对于家人报案的细节，该工作人员说，当时小露是给她母亲发的信息，就是拿了一个陌生号码给她妈发简单的信息，说“妈妈，我是小露”，大概两三条这样的信息。

12月19日，记者以杜德军家属的身份，前往曾协助肥东警方办案的南江长赤派出所了解案件进展。经长赤派出所向肥东警方询问，对方表示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杜家没有涉及金钱交易。

20日，记者再次向该工作人员询问，对方表示，具体情况尚待调查。

3

解题关键

她的智力缺陷程度

小露乡亲：

她智力低下，但读过书、能干活、能自理

那么，交往过程中，相关当事人是否发现小露的智商不同于常人？

小蔡告诉记者，她们一起在上海的钢笔厂打工时，小露动作很麻利，看不出有何不同，但在两次介绍男友的过程中，她认为小露“很容易相信别人”。杜德军告诉记者，在介绍过程中，并不知道小露智力低下，直到警方来家带走小露时，拿出了相关检查报告才知道的，他提出“小露在自己家生活能自理，也能耍手机、发信息，并不像有智力问题的人。”赵诚表示，小蔡介绍小露与自己认识时，没有提过小露有智力问题，“如果当时说有，自己也不会和她耍朋友”。赵诚说，一年左右的交往中，（小露）生活能自理，“无非就是读书少，考虑问题不周全。”

13日16时许，记者在反复拨打小露的手机号后，一名操普通话的男子接通了电话，对方表示，自己是小露的弟弟。当记者问及是否有报道称小露被拐卖到四川巴中这边，对方称“对”。记者向其表示，“巴中的几个当事人觉得这跟事实不符”，对方表示“我们家里面已经报案了，由公安机关（处理），你就不要再打我们电话了。”

记者了解到，小露的家在距离安徽合肥市区约40公里外的肥东县白龙镇镇南社区的一个村民小组。12月14日下午，记者在镇南社区干部和附近村民的指引下，找到这个村民小组。镇南社区多名干部介绍，小露生于1992年，系肥东县牌坊乡尖庙村人，智力较低。2013年初，小露嫁给了镇南时钟组村民陈金（化名），陈金比小露大三岁。当年下半年，小露生了个女儿。他们介绍，小露结婚后，在镇南社区境内一家牧场打工，2017年二月失踪，家里到处寻找，连社区干部也帮忙发朋友圈找过，但一直音讯全无。

12月15日，记者又来到肥东县牌坊乡尖庙村，这里的多位村民和村干部向记者指认了小露娘家。但敲开房门，屋里两位老人称“不是小露家，不认识小露”。尖庙村的两名干部也证实，小露确实智弱，但读过书，基本的活能干，生活能自理。

法律专家：

处理该案，她的智力低到何种程度很关键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会员张承凤律师表示，小露这个案例在法律上非常具有争议性，涉及《民法典》《婚姻法》《母婴保健法》甚至《刑法》，同时也涉及一些法律空白，需要引起立法机构重视。

“从记者在小露夫家村子、娘家村子和警方采访的结果来看，小露的智力明显要低于正常人。在法律意义上，智力低于正常人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一样，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承凤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具备处置一些“小事”或纯收益性权利的事，比如接受赠与、穿好看的衣服。但结婚或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这显然不是“小事”，她（他）们能不能完全承担这个民事责任？但是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又没有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结婚，这就形成了矛盾。

张承凤表示，目前能查到的一个比较接近的规定是《母婴保健法》。但《母婴保健法》里规定了“精神类疾病，建议暂缓结婚”，也没有说不能结婚。而且，智力低下也不属于精神类疾病，精神类疾病可以治疗，智力低下是无法治疗的。所以，《母婴保健法》也不是完全能用得上。

张承凤说，无论在婚内还是谈对象期间的性行为，前提是年满14周岁以上，且完全自愿，才不涉及犯罪问题。“小露虽然年龄上是成年人，但其智力低于成年人。那么她的智力低到何种程度就很关键，如果低于18周岁高于14周岁，那么她有处理性问题的能力；但如果小露的智力低于14周岁，即使她完全自愿，是不是也涉嫌强奸了呢？这值得探讨。”

4

难题背后

“保护智弱、智障女性群体，应开展相关立法研究”

张承凤建议，小露的家人或侦办此案的公安机关，及时对小露进行司法鉴定，以便确认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度。“即使小露被鉴定出来的民事行为能力被限制在14周岁以下，因为她在年龄上是成年人，侵害人是不是涉嫌犯罪，恐怕也要取决于侵害人事前是不是明知小露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在14周岁以下的人。”

张承凤认为，根据《民法典》和《刑法》的有关规定，智力低于14周岁正常人的成年女性，其行为应该参照未满14周岁女性的法律规定，因为她们的民事行为能力可能无法掌控性行为是不是自己的意愿，应该受到监护人保护。但很多农村地区，涉及女性精神病人、智力低下人士甚至智障人士的婚姻并不少见，这样的群体在结婚之前，往往是监护人做主，把她们“嫁”出去。结婚后，她们的监护人由父母变更为配偶，而配偶能不能很好地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这中间就产生了矛盾。

“呼吁司法界和立法机构，在保护智弱、智障女性群体的立法方面，开展研究。同时，地方妇联、村委社区等基层单位，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关心和关注。”张承凤说，只有这样，类似群体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法律保护和帮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扬 罗敏 摄影报道

原标题：一场被拐罗生门 一道难解法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