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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要我们找律师,网络暴力攻击对象

来源: 法律常识 作者: 法律常识 时间:2022-12-30 11:35:19

澎湃新闻记者 何沛芸 实习生 肖霞洁

贺佟(化名)六月中旬收到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网上多次骚扰她的人被拘留5天。

过去长达6年时间,这个骚扰者曾频繁给她发送色情图片、带有淫秽意味的文字,幻想和她是情侣关系,称呼她为“狗”“宝宝”,邀约她见面,把她的社交平台动态视作和自己的互动。

让贺佟感到恐惧的是在6月初的一个下午。她在公司上班突然收到骚扰者发来的一条汉堡店定位私信,这家汉堡店就在她公司附近。

难以想象,这个骚扰者通过社交平台动态如此精准地定位了她的位置。贺佟决定报警。

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国际组织国际计划(Plan International)2020年发布的一项有关年轻女性网络骚扰调查报告提及,在14000名调查对象中,有约58%报告了曾经受到网络骚扰的经历。这些骚扰有不同的形式,包括侮辱性的语言、性骚扰、人身恐吓等。

这项报告统计还显示,在经历网络骚扰后,大部分女性都倾向于忽视骚扰者。不过,也有约13%的女性选择“挑战骚扰者”。

“这些骚扰的东西太多了”

被骚扰的时长远超想象。2016年,贺佟第一次收到骚扰者发来的微博私信。她没有在意,觉得网上有很多人会把陌生人当作“树洞”,倾诉生活。

后来,她频繁收到这个人发来的信息。多的时候,贺佟每天能收到两三条这个骚扰者发来的私信,少的时候一两星期收到一条。这样的频率持续了约6年,但她从未回复过。

今年5月,骚扰者开始向贺佟发送餐厅、酒店定位,在私信里约她见面。贺佟发现,由于微博开始显示账号的IP地址,自己所在城市更加容易被人识别。她在北京,对方就发来北京的店铺定位,她在深圳时,对方也发来同城的定位。

来自网络的骚扰和威胁,女孩们选择反击

胡荔两次收到的信息

24岁的上海姑娘胡荔(化名)也有相似的经历。2021年11月,她在豆瓣收到一条陌生用户的私信:这条信息详细描写了将如何把她捆住,装进麻袋,然后扔进江里。

“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性变态。”她觉得恶心,也有些害怕,但只是把这条消息当作一条普通的骚扰处理,拉黑了发信息的用户。她说,“这些骚扰的东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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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佟收到的同一个骚扰者发来的私信与定位

豆瓣是胡荔每天都会使用的App,她常常在上面标记看过的影视作品,也分享日常生活和穿搭,看到有小红点提醒新消息,她都会点开。在她的记忆里,有段时间她常常收到男性用户发来的私信。有人发“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也有难听的说,“报个价?”

在收到那条豆瓣骚扰私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拉黑,胡荔并未想过要再如何去处理这类网络骚扰。直到7月初,她在微博收到了另一条私信。对方什么都没说,只发来一张黑色物体的照片。起初,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盯着图片看,突然意识到图片上是一只黑色麻布袋。

半年前收到的私信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点进微博用户的头像,发现其所在地和半年前豆瓣上给她发消息的用户在同一座城市。直觉告诉胡荔,这两个账号的主人大概率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一个陌生人一直在网络上窥视她的生活,时间至少持续半年多。

胡荔不寒而栗,立即拨通了110电话,一位女警官告诉她,保留好聊天记录等证据去当地派出所报案。当天,她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我在赌,赌他会害怕”

报案后,胡荔咨询了律师朋友,朋友告诉她可以保留证据,追究骚扰者的法律责任,但走法律程序需要时间和大量精力。

她决定先用自己的方式“吓退”这个骚扰者。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胡荔试图搞清楚。她去翻骚扰者的微博主页,发现他关注了省考的话题,推测出他想进入编制,可能仍然是在乎自己社会形象的人。她从他发来的私信内容猜想,这个人从未提到自己的长处或优势,而是选择恐吓和威胁的方式,应该是个不自信的人。

“他在恐吓我,我也要恐吓回去。”7月3日,胡荔把两次收到的私信截图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在评论区问骚扰者是谁,胡荔心一横,在评论中艾特出了骚扰者的账号。

她知道,一定会有网友去私信骚扰者。“我在赌,赌他会害怕。”她说。

那一两天,胡荔既紧张又兴奋。她不停地点进这个陌生人的账号主页,想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7月5日深夜,她再点开骚扰者的头像,发现他的微博和豆瓣账号都显示已注销。

胡荔感到绷紧的一根弦松了,“这个结果证明我判断对了,他也害怕被曝光。”

和身边的同事、朋友讲述被骚扰的经过时,贺佟得到的许多建议是拉黑骚扰者,或者回老家躲一阵子,甚至有人建议她换工作、换一座城市生活。

但她决定不妥协逃避。“大家总会说,逃的话更安全,但其实对抗也挺安全的……我要把这个人从暗处揪出来。”她说。

收到汉堡店定位的当天,贺佟叫了朋友来接自己下班,并立即前去派出所做了第一次笔录。随后,她迅速发了一条博文讲述了被骚扰六年的经历,文中她点出了骚扰者的账号名,并声明已经报警。

在博文中,贺佟写道:“我知道你现实中是谁了……我不怕你。”

接下来三周,她频繁更换自己的微博定位,在网上说明自己已申请远程工作,设置了一个迷惑骚扰者的“局”。实际上,她依然每天去公司上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唯一改变的是,有几天她住在了朋友家,上下班不再走常规路线,而是穿过地下车库进到公司大楼。

贺佟希望自己在网络上的声明能够告知骚扰者自己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不想提心吊胆太久。”

不仅是陌生人

网络骚扰也不仅仅来自于陌生人。国际计划的调查报告指出,骚扰者与被骚扰者的关系中,陌生人最为常见,但还有约21%是朋友,约23%是来自学校或工作场所的人,约11%是现任或曾经的亲密伴侣。

2019年,金霁(化名)26岁,在北京工作,和前男友分手已经一年多,偶然的机会他们又一起参加了一次艺术活动。那次活动后,前男友给她发微信,询问能否复合。金霁明确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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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男友给金霁发来的短信

然而,在那之后的一两个月里,前男友不间断地给她发信息,甚至在其他社交平台上发动态宣称“我要把你杀了”。金霁不敢删掉他的微信,怕激怒他引来更过激的行为。

骚扰从线上蔓延到线下。有时,金霁出门上班,一开门发现前男友就在家门口。于是她请朋友下班后送自己回家,几天后,他们在她家楼下碰到前男友,前男友还带了另外两个男性。还有天深夜11点多,金霁一个人在家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她知道是前男友,不敢开门。

线下和前男友“遇到”时,对方没有过激的行为和言语,双方也没有产生过肢体的冲突。金霁猜想,是前男友还对复合抱有期望,所以一次又一次来“蹲守”她。

尽管没有发生人身伤害,金霁也觉得烦躁不堪。那段时间,她生活里被人骚扰,工作上也遇到困境,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头绪。

有朋友建议她报警,于是她去派出所做了笔录。金霁说,警察表示会对前男友做出警告,但由于无实质性伤害,也无法进行进一步处理。

似乎是时间让前男友放弃了对金霁的追踪。在被前男友骚扰约两个月后,金霁感觉他“消停”了。他发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早晚弄死你。”后来,金霁换了城市工作,搬了家,开始了新的恋爱,但一种不安感仍然像一团雾一样笼罩在她身边。

她不确定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她担忧前男友还在窥视自己的社交账号,有心避免在网上发布与恋爱相关的动态,告诉他们共同的好友,不要透露她的最新信息和状态。

唯一让她感到安全的是,她目前所在的城市和前男友居住的北京相距上千公里。不过有时候她会想象一种概率极小的情况,要是哪天在路上碰到前男友了怎么办?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拉黑”的作用不大

6月中旬,贺佟整理好骚扰者发来的信息记录作为证据,去派出所做了第二次笔录。几天后,警方向她出示了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骚扰者因多次向报警人发送私信,内容包含多处不雅言语及图片,因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被拘留5天。

社交平台上,贺佟面对着许多网友的质疑。有人问,为什么不拉黑骚扰者?为什么被骚扰了6年都不追究?

在收集证据给警方的时候,贺佟发现,自己曾经拉黑过骚扰者的一两个账号,但拉黑后,骚扰者又注册了新的账号,换了同样的名字和头像给她发信息。

采访中,多位曾被骚扰的受访者都表示,拉黑的作用不大,如果骚扰者愿意,可以随时注册另一个账号卷土重来。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拉黑过他的账号,导致我现在留有的最早的聊天记录是从2020年开始。”贺佟说,“拉黑让他知道我看到了他的消息,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害怕,他就爽了。”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王莉提醒,网络留痕已经是比较普遍的规则,任何人在网络上的行为,都会被记录,都可以被查验。“如果发现有类似骚扰的行为,首要和关键的是进行相关信息留存,而不是删除、抹除相关信息,其中公证留存、数字存证等方式是比较专业的取证方式,建议及时寻求公证机关、专业律师的帮助。”

王莉指出,网络骚扰首先侵犯的是公民的隐私权,网络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途径。她介绍,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首次将隐私权进行了法律层面的定义,并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亦规定未经法律规定或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等。

王莉介绍,在实务中,她接触比较多的是性骚扰,一部分行为也是通过信息网络的途径实施的。

2017年,有学者曾在国内进行了一项调查,在1277名调查对象中,受过网络性骚扰的调查对象占比33.2%,在被调查的女性中,曾遭受网络性骚扰的比例高达71%。

调查也统计了受到网络性骚扰后人们的处理方式,66.5%的调查对象选择“不理睬,就当没这回事”,54.2%的调查对象选择“屏蔽骚扰者”,而选择“保留证据,向警方报案”及“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调查对象比例分别仅为3.3%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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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报告 截图

王莉鼓励被骚扰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默默承受。“(这样)法律才不至于停留在纸面。”

2021年,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法院曾公开一起网络性骚扰的案件处理详情。该案件中,2020年12月,王某利用微信视频向原告黄某发送了不雅视频,黄某与丈夫一起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了治安处罚。但王某没有表示歉意和悔过,黄某便将其起诉到法院。法庭受理案件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对王某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经过调解,王某同意赔偿黄某精神损失5000元,同时书面向黄某进行道歉。

不逃避,为了免受威胁的自由

7月,贺佟和朋友把受到骚扰、反击骚扰者的经验录成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她们多次强调:不要逃避,要对抗。

金霁刷到了这段分享。再回忆起2019年被骚扰的两个月,她觉得当时的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没能更积极地应对当时的情况。

但她能感受到,经历这件事的三年间,自我意识在心里不断地生长。生活中,金霁发觉自己对某些状况变得更加敏锐,开始思考从前未深想过的场景。比如她和一个女性同事一起等红绿灯过马路,有一辆电瓶车从她们身边经过,骑车人吹了个口哨,回头看了她们一眼。

金霁觉得不舒服。她说,“我会希望自己未来遇到这些事情,可以更快地反应过来。”

胡荔把自己反击骚扰者的心路历程写下来,发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评论说好像在看一篇爽文,但她并不希望这段分享被视作一篇爽文。

“我的第一诉求是保证自己的安全,(骚扰者的)处理和惩罚都和我无关,我是要告诉他我能够追究他的责任。”胡荔说,“还有告诉女孩们,不能逃避,人是可以自己帮自己的。”

去年11月刚收到骚扰者信息的时候,胡荔曾经把这件事告诉过当时的男朋友。男友说,“你把你的号注销不就行了,我也不喜欢你在上面发东西,也不喜欢你被其他男的私信。”胡荔很生气,和他大吵一架。

在平常生活里,这种质疑也不少。有人听她讲了被骚扰的经历,反而问她,“你是不是在网上发暴露的照片了?”“你是做什么职业的?”老一辈思想比较传统的父母也曾表示,不希望她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暴露在网络上。

“有的人觉得我扎眼,就应该为此接受惩罚。好像你在网上高调了,就活该被骚扰。”胡荔说,“但这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我决定要在网上展示什么,并且也不必受威胁。”

责任编辑:胥辉 图片编辑:蒋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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