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放弃深耕了近10年、驾轻就熟的职业,从头开始一份充满荆棘与未知的新职业,你有多大的勇气迈出这一步呢?
你是否真的能放弃过往的荣耀与资历,从零开始?
相比其他行业,自带“高精尖”标签的律师圈门槛更高,但同样也遍布“案源之争”“价格战”“专业化”的压力。对于刚入行的“新人”们而言,更是有着不少“坎”需要跨过。
而他们,却愿意扛着压力,投身法律圈,一点一点地在律师业站稳脚跟。
工程师
律师
哈晓玲
建纬(西安)律师事务所
“家里人都说我年纪不小了,在造价咨询行业做得也不错,突然放弃这些,从零做律师,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年过30岁的女性转型不易,如果不是她对于律师行业的执着,便不会有“哈工”到“哈律”的转变。
哈晓玲是一位非典型的“理工科女性”,相比电视剧塑造的刻板女性精英形象,她兼具冷静自持的理性和对生活与挑战的热爱。
2016年,是哈晓玲第一次有了转行做律师的想法,“行动派”的她花了一个半月备考国家司法考试,结果也显而易见——“没通过,法考真的挺难的。”她笑笑回忆道,“当时的自己,也没想着靠复习一个半月就拿到证,毕竟自己对法律只知道一些皮毛,主要还是想先体验一下法考的难度。”
谈起想要转行的原因,是源于她在承接一些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项目中,由于造价工程师缺乏法律体系知识出现了不少“问题”。
例如,合同约定不明或合同条款前后矛盾的时候,因为不具备法律体系知识,往往不知道怎么办;旁观办案律师与法官交流司法鉴定具体争议项的时候,如果因为律师不掌握造价咨询专业知识而没抓住技术问题的核心,往往就很难说服法官……
“那时候,我就想,如果一个既有造价咨询专业知识又懂法律的技术咖,处理建工类案件应该会游刃有余一些。”
让哈晓玲坚定转行做律师的契机,出现在2018年上半年的一次业内会议中,她认识了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建纬有不少从建筑工程专业转行的律师,不仅转型成功,而且不少都成绩斐然。
“遇到建纬,我就知道,时机到了。”哈晓玲说。这一次她做了万全的准备,用半年时间准备法考,通过后就立马先加入了西安建纬分所实习,通过实习后竞聘至上海建纬总所工程总承包业务部。
虽然在工程界,哈晓玲已经是有十几年经验的“资深前辈”,可在法律界,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律界小白”,跨行后的“不易”也马上显现出来了。
“一开始最难的地方在于,需要具备‘跨行’的知识储备,按流行的说法就是‘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律师这个职业的特性,也决定了律师本人需要经常拿出时间学习。
作为“半路出家”的新人,哈晓玲更是需要花费比其他律师双倍甚至多倍的时间学习,再加上明显比造价工程师更大的工作压力、要应对更多人和事的社交要求,“没点毅力可能真的坚持不下来。”
2019年,刚到西安建纬分所实习没多久的哈晓玲,接到了一个冲着建纬品牌来的当事人电话。“那位当事人上来就说,需要安排一位主任级别的律师和他聊案件,可那天刚好主任级别的律师都不在,主任就委托我先负责接待。”
这是一个由实际施工人起诉总包要求支付工程款,总包反诉其超付工程款的案子。当事人便是实际施工人,该案一审判决已经下达:认定总包超付,判令实际施工人向总包返还几百万工程款。
这是哈晓玲第一件自己负责具体工作的案件。此时,距离二审上诉期结束仅剩10天。“时间特别紧张,那些天我几乎是连轴转,就为了能帮助当事人准备好上诉状。”
这10天,她不仅梳理出该案一审败诉的主要原因,还反复研究一审多份结算等大体量证据材料,找到上诉突破口。最终在没有任何新证据可提交的情形下,二审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不仅为当事人赢得了程序上的胜利,其本人也获得了律师生涯第一个客户的高度认可。
对于女性来说,年龄的因素总萦绕不开,但哈晓玲认为:“现代的女性早就和以前大有不同了,我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独立,我们还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在她眼里,女性并不是一个只能围绕家庭,或是寻求安稳即可的角色。
坚定的信念和超强的行动力,是支持哈晓玲成功转型的原动力。执业的第一个15年,哈晓玲以工程师的身份在业内打下一片天地,在未来,她也将会以“工程师+律师”的双重身份创造属于她自己的全新舞台。
医生
律师
江军
瀛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江军与法律的结缘看似偶然但又冥冥注定。那年,他的太太在国外做访问学者,他自己一人在国内比较清闲,兴趣使然,去报了“法考培训班”,竟然一次通过。
“拿到证,不用,好像有点亏。”这是他萌生转行念头的起因。那时他已经做了9年医生,再有一年就可以成为副主任医师,职业前景近在眼前。
“当时辞职,确实是带着冲动。”江军并没有避讳,在一个行业深耕了快10年,突然转行没有一点点“猛劲”,可能还真做不到。
在很多人眼中,江军这一决定“难以理解”。但尽管朋友一再劝解,医院领导再三挽留,理科出身的他却没有犹豫,他十分明白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律师这行,转行前的江军是不折不扣的“门外汉”,医生只需要在医院做好本职任务就好——病人上门,医生看病。可律师,是需要案源的。就像所有刚踏入律师圈的年轻人一样,他也被“案源”这座大山挡了路。“一开始真的没有考虑过案源的问题,就一头扎进来了。”
因为需要案源,第一个不适应在于:律师工作方式和做医生完全不一样,做医生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万事不求人;律师则是要频繁地与人沟通,去争取案源或者争取他人认可。
第二个不适应则是:江军在医院里已经是“老师级”的资历,带了不少学生,也逐渐承担了科室的管理工作,有资历、有经验;可在律所,和他同期的律师都是年轻人。“那时我已经30多了,我周围的同事都比我小10来岁。”虽然与年轻人待在一起很有活力,但是压力也是成倍增长。
转行的初期,江军笑称:“真的太痛苦了。”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8年,刚执业一年的江军接到一对夫妇的委托,希望他能代理女方生产却因为剖腹产导致孩子夭折的案子。这个未出生夭折的孩子是这对夫妇得来不易“礼物”,失去自己的孩子无疑是给这个家庭当头一棒。
他知道,因剖腹产而死亡的孩子多少先天身体就不太好,这个案子不好办。“可委托人当时十分诚恳,我无法拒绝这样的信任。”
接下来半年时间,江军全心扑在这个案件上,只为能找到突破口。“虽然剖腹产致婴儿死亡事件的普遍认知是婴儿先天疾病,但经过调查和取证,我发现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大量的证据、详实的案件资料,让他赢得了这个案子。该案因为推翻了行业内的普遍认知,成为了当年央视一套《今日说法》栏目特别介绍案例。
也正是这个案子,江军慢慢地开始获得了不少同行的认可、客户的青睐。“不仅仅是行业内的,包括我的朋友家人也都认可了我转行这件事情。偶尔家庭聚会,也会听到亲朋好友说我‘律师做得还不错’。”江军笑着回答,获得他人认可的成就感助推着他继续向前走。
2013年,在行业内摸爬滚打了7年的江军,加入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如今已是瀛泰高级合伙人、健康与生命科学团队的负责人。
2021年,瀛泰以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与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与新经济模式深度融合为发展方向,其所带领的健康与生命科学团队更将以行业发展为驱动,与其他团队协作发展,深度融合进国家健康与医药器械行业蓬勃发展的大势之中。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江军认为作为律师应当信奉的准则。转行这件事,除了当时的那点“冲动”,更多的还有“情怀”——对医药行业的执著,对法律行业的向往,对未来事业的憧憬。
看好医药械领域法律服务远景的江军则深信:没有远见的行动是噩梦,没有行动的远见是白日梦,未来的发展之路始于他们团队坚定的脚下。
法务
律师
刘学选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您如何看待40+岁转行这件事呢?”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创业’。”
如果说从律师转型成为法务,在法律圈并不少见,那反其道而行,从法务转型做律师的例子呢?远远低于前者。在不惑之年进行“转型”的就更少了。
在2018年前,刘学选的身份是企业法务。常驻马来西亚、意大利、苏丹、美国等国家工作多年的他,曾先后在阿尔斯通、通用电气等世界500强外企、中石油、中海油等大型央企任职。
光鲜亮丽的简历背后,是其对行业与法律的双重把握,不仅对能源与基础设施行业的了解,对于法律服务也有独道见解。
在法律圈内,总有“律师不懂行业”的声音,可刘学选却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律师不能懂行业?”这也是他萌生“转型”的起因。
与他平时工作时的冷静与缜密相同,转型做律师这件事,刘学选思考了整整一年。“40岁了,做事情总不能脑门一热就去做,会想得更多一点。”
这一年,刘学选回顾了二十余年的法务职业生涯,在名企工作过,也去过不少国家、合作了不少律所,律师对于他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职业。他细细整理了自己的优势:
当这三点想法一一出现在刘学选的脑海中,他知道,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改变了。
对于早已在法务圈如鱼得水的刘学选,脱离“舒适圈”无疑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不过,他却并未觉得“艰难”,他将这次的转型称为他的一次“创业”。
“从40岁开始做律师,为时不晚,我见过很多国外律所的合伙人,40岁依然在行业内活跃。”刘学选笑谈道,用自己20年的工作经验做一次“投资”,并不吃亏,“更像是转换一种身份工作。”
“在企业里,员工的职业生涯是跟着企业发展的情况而定的,可律师的职业生涯却可以更长。”刘学选说,在企业工作,到了60岁后员工就要考虑退休问题,但是在律师界没有“退休”的概念。而且一名优秀的律师不仅仅是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依赖长期实践过程中累积的经验。
即便法务与律师的工作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也依旧存在一些差别。首先体现的是心态的转变,如何很好的从“甲方”转为“乙方”。其次,是客户和人脉资源的积累,这一点对从法务转型的律师来说,是明显的劣势。如何克服并解决这两点,是法务转型做律师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刘学选谈道,“好的律师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支撑,选择合适的律师是也是法务管理工作的重要业绩。我对专业精深、懂业务、懂行业的律师是非常尊重的。”至于律师客户的开发和人脉资源的积累,刘学选也大方承认,这是从法务转型做律师的一个软肋。
在刘学选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转型做律师后,必须进行适度的自我营销,可以通过写一些文章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及参加行业的探讨会等以扩大团队的影响力。
扬长避短,方可在竞争激烈的法律服务界站稳脚跟。有着资深法务经验的刘学选马上便调整好了状态,“很多人只是听到‘案源’俩字便将自己困住了,事实上,法务经历在这方面也有优势。”
在专业能力上,刘学选认为很多企业法务的法律服务与律师并没有相差甚远,甚至在公司主营业务方面,不少资深法务会更有“先天优势”。“一些资深法务从业经验超过20年,做过数十个大型国际工程项目的法律服务,只要稍加整理,我相信这样的法务如果进入法律服务市场,一定会是顶尖的律师。”
其次,从法务出来的律师更加懂客户的需求,懂业务,也懂行业。有法务背景的律师对什么是真正的风险理解更加深刻,给出的法律意见会让客户觉得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第三,从法务出来的律师,与客户的沟通会更加顺畅。比如从外企出来的律师,与外企客户的沟通会有显著的优势,从央企出来的律师,与央企的沟通也会有不少优势。
法务背景的律师还有一大显著优势是,在企业从事法务工作的过程中,会跟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律所打交道,学习他们的长处,用到自己的律师工作中去。刘学选律师谈到,他去了近20个国家做项目和案件,结识了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律师事务所,大多数都非常专业,通过和他们打交道,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在刘学选看来,中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流动应当是双向的,这对中国的法律服务是有好处。他鼓励更多的企业法务,尤其是资深法务进入律所,担任高级顾问或合伙人。
跨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但这个挑战往往不是真的跨行后带来的“打击”——大部分人都败了“是否要转行”的“是否”选择上。
不管是经济原因、家庭原因或工作原因,这群带着破釜沉舟勇气或对于法律行业的情怀,加入了律师队伍。
和年轻的律师一样,他们也经历着案源焦虑、经验不足、专业知识不够、时间不平衡的压力,甚至还有“中年危机”。
可他们依旧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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