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鼓楼区结婚纠纷律师哪里找，南京婚姻诉讼律师咨询

9月11日上午9时许，“错换人生28年案”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开庭。

在这间约100平方米的法庭里，患癌小伙姚策的亲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面色憔悴，情绪一度失控并当场落泪。被告席上只有两名代理律师，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下称“淮河医院”）的医生、领导等未出庭应诉。

这场纠纷始于2月17日，江西九江的姚策被确诊为肝癌。正当母亲蒋艳丽准备为儿子捐肝治病时，却发现姚策不是她和丈夫亲生的。在前往当年生产的淮河医院（原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调查后，蒋艳丽夫妇发现，医院错抱了同病房杜新枝夫妇的孩子。

在杜新枝、蒋艳丽两家人看来，姚策从小患有乙肝并发展为肝癌，与出生时被抱错、未能及时注射乙肝疫苗有关，淮河医院应该对此负责。

今年7月，姚策和亲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将淮河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医院承担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共计91.6万余元，并赔偿三人的精神损失费、寻亲费、郭希宽误工费等共计180余万元。

9月11日上午，姚策生母杜新枝（右）与代理律师周兆成在鼓楼区法院门前。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

下午2时许庭审结束，淮河医院的律师未对媒体发表任何意见便匆匆离开。随后，姚策等人的代理律师周兆成表示，庭审时，对于28年前孩子是怎么错抱的、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等关键事实，淮河医院仍未查清。

周兆成说，目前两起案件的庭审已基本结束，接下来鼓楼区法院还要对一些证据进行认定；至于何时宣判、以何种方式宣判，现在尚不明确。

起诉前，蒋艳丽夫妇及郭威退出诉讼

9月11日上午开庭的是两起民事案件，被告均为淮河医院。

起诉状显示，其中一起案件的原告为姚策，他认为自己出生后即在淮河医院被“错抱”，脱离了亲生父母的监护，因而没得到严格的乙肝加强治疗，导致28岁就罹患肝癌晚期。他因此请求淮河医院赔偿由此造成的治疗费及相应损失，共计916947.81元。

另一起案件的原告为姚策及其亲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他们认为因在淮河医院“错抱”孩子，三人“遭受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创伤”，因此请求淮河医院支付每人6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并支付寻亲费1193.5元、郭希宽误工费11946元。

此外，三名原告还在开庭前追加了诉讼请求，希望淮河医院支付郭希宽、杜新枝抚养非亲生子的抚育费28万元并公开道歉。杜新枝说，28万元是按照姚策每成长一年一万元的标准提出的，目的是要让医院记住这28年的过错。“到现在，医院都没向我们正式道歉。姚策稀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在医院就错抱了。现在他又生了病，不能让他再稀里糊涂地走。”

但开庭时，周兆成未向合议庭表达上述诉讼请求。他的解释是，担心临时增加诉讼请求，会拖慢诉讼进展。

“后一起案件原定由两个家庭的6个当事人（即杜新枝夫妇、姚策、蒋艳丽夫妇、郭威）共同提起，但是去法院起诉前，姚策养母蒋艳丽因为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情绪崩溃，呼吸困难，晕了过去。所以（蒋艳丽夫妇及郭威）暂时退出了这次诉讼。”周兆成说，未来，蒋艳丽夫妇及其亲生子郭威可能另行起诉。

9月10日晚，杜新枝夫妇与代理律师讨论案件。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

据周兆成介绍，今年7月23日，两起案件的原告向开封市鼓楼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与此同时多次向淮河医院释放和解信号，“但医院的回应并不积极”。

9月9日，鼓楼区法院召开了两起案件的庭前会议，原告再次表示愿意庭前调解。周兆成说，被告代理律师表示要征求医院领导意见，“昨天（9月9日）晚上从法院离开到现在，（还）没收到被告的回应。”

姚策患病与错抱孩子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庭前会议起，姚策诉淮河医院案的原被告双方就对两个问题有所争议：一是28年前姚策在淮河医院出生时，医院的诊治方案等是否存在过错；二是姚策罹患乙肝并最终发展为肝癌，与错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周兆成从一份开封市卫健委向鼓楼区法院出具的文件中发现，早在1988年，开封市已对乙肝免疫做出严格要求，从1992年开始，各县县城新生儿接种率要达到85%，建卡率要达到100%。“从这个意义上讲，淮河医院根本没有理由不对新生儿进行乙肝防护。”

对此，被告淮河医院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出示了相关证据，并表示淮河医院为河南省管医院，开封市的文件对其不具有约束力；而且当年的政策是逐步推进的，姚策出生时要求的推广率并非100%。

至于姚策患病与淮河医院错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当庭否认。淮河医院代理律师说，杜新枝产前患有严重的乙肝，姚策在母亲子宫内就感染了乙肝病毒，而且1992年时乙肝阻断技术并不成熟，即使姚策出生时注射了乙肝疫苗也无济于事。所以姚策出生后是否被错抱、是否接种了乙肝疫苗并不影响其日后罹患乙肝的结果。

对此，原告提交了杜新枝长女未患乙肝的证明、杜新枝怀姚策时的B超检验单。前者试图证明乙肝患者的子女未必同样患有乙肝，后者试图证明姚策出生前十分健康。

尽管姚策的养父母退出了本次诉讼，但11日上午的庭审中，二人仍以证人身份出庭。姚策养母蒋艳丽身穿黑衣、戴着口罩，当庭表示自己在淮河医院生产时，院方未告知新生儿需注射乙肝疫苗；大约两年后，姚策被确诊为乙肝。

在回忆自己如何生下郭威、如何带着年幼的姚策治病时，蒋艳丽一度泣不成声。

9月11日上午，姚策养母蒋艳丽从江西赶到了庭审现场。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

此外，原告还请杜新枝的弟弟、在驻马店防疫站工作的杜某出庭作证。杜某表示，虽然1992年时乙肝免疫尚未联合使用免疫球蛋白，但针对母婴垂直传播，单独注射乙肝疫苗的阻断率在87.8%，并不像淮河医院所说的没有效果。

在姚策患病的因果关系问题上，法官在庭审中表示，被告淮河医院曾向合议庭申请鉴定。但案件牵涉的医疗专业问题众多，合议庭将在休庭后对双方作出回应。

对此，周兆成表示，原告已向法院建议驳回相关鉴定申请。原因在于淮河医院管理混乱，杜新枝当年在医院生产、住院时的不少病历材料和重要数据缺失，这最终可能导致鉴定难以进行。此外，姚策病情严重，难以等待漫长的鉴定程序，所以希望淮河医院尽快给予赔偿。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早在姚策等人起诉前的7月12日，杜新枝、蒋艳丽两家曾共同致信开封市卫健委及河南大学联合调查组，要求尽快公布错抱事件的调查结果。周兆成说，调查组成立后曾对媒体表示“调查不会没有结果”，但截至目前，两家人尚未收到调查结论。

9月11日上午，开封市卫健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调查组已将收集到的所有材料移交鼓楼区法院，“案子已经由法院受理了，我们不可能重复受理。”

争议精神损害赔偿

在姚策、郭希宽、杜新枝诉淮河医院精神损害赔偿案中，郭希宽、杜新枝及两名代理律师坐上了原告席，姚策本人因在上海接受治疗，未到庭。被告席上仅有两名律师，淮河医院的医生、领导等未出庭。

原告认为，对于当年在淮河医院生产的杜新枝，医院负有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应确保产妇所生之子女处于产妇及亲属的监护之下。但淮河医院医护人员存在重大过失，使杜新枝之子姚策脱离监护，并导致杜新枝一家三口骨肉分离。为此，淮河医院应承担责任，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对此，淮河医院的代理律师承认错抱事实确实是在院内发生，但未明确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在精神损害应赔偿数额的问题上，原告律师提出，错抱一事不仅给原告的亲权、监护权、亲属权造成损害，还造成姚策最终罹患肝癌，使得他们刚一相认就可能面临再次分离的痛苦，“精神损害程度超出了我们了解到的所有案例”。因此，赔偿每人60万元“远远不够抚平（给原告）带来的精神损害”。

对此，被告律师表示，具体赔偿金额将交由合议庭裁决。

2020年4月30日，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内，姚策与生母杜新枝第一次见面。新京报记者 雷燕超 摄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原告律师提到杜新枝夫妇未来可能老无所养时，原告席上的杜新枝小声啜泣起来。而在法庭辩论环节，郭希宽突然举手示意称“我有话说”，之后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哭着要求被告查明当年错抱孩子的真相，“给个说法，为什么会抱错？给我们公开道歉！”

上午10时30分左右，法官宣布精神损害赔偿案休庭，但并未宣判。休庭前，原告律师再次向被告律师提出调解意向。但被告律师表示淮河医院未对此事授权，“要回去核实一下。”

姚策在上海接受治疗，未能到庭

5个多小时的庭审中，两起案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姚策并未出现。姚策的妻子熊菲说，庭审前两天的9月9日，姚策刚在上海进行了一台手术。

今年2月，28岁的姚策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伴有门静脉癌栓。确诊后，他先在南昌接受了靶向加免疫的保守药物治疗，后转院到上海，接受更为积极的放射性治疗。折腾了半年多，身高1.75米的姚策从150斤瘦到了120斤，衣服都大了。“虽然我很想到现场参加庭审，但身体实在不允许。”姚策说。

8月中旬再次到上海放疗后，医生发现姚策的门静脉癌栓有所控制，但肝上的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和骨头。此外，医生发现姚策体内的一些病灶活性很强，并为此安排了9月9日的介入手术。熊菲说，介入手术就是把药打到血管里，“把有癌细胞的血管堵住，饿死或杀死癌细胞。”手术结束后，姚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疼出了一身汗。

最近一段时间，姚策在上海接受治疗。受访者供图

姚策在上海治疗期间，独生子留在了九江，由岳父母照顾，他的亲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承担起了照顾姚策的重任。老两口从河南驻马店坐高铁赶到上海，和儿子儿媳在医院附近的老旧居民楼里租了一套单元房，一室一厅，不到40平方米，月租金5500元。

杜新枝夫妇陪姚策在上海治病。受访者供图

因为肝癌，姚策不能吃海鲜和鸡肉，杜新枝就经常给他买鸭肉以及补气的山药、芋头等。上海菜价高，杜新枝就和老伴趁着晚间菜场打折时出门采购。

杜新枝还把驻马店家中的豆浆机和电饼铛带到了上海。豆浆机不仅可以打豆浆，还能榨果汁，可以换着样地为姚策补充营养。电饼铛可以做烧饼、煎包，以免姚策总吃米饭。 “天天忙得都把我自己的病给忘了。”杜新枝说。

与姚策一样，57岁的杜新枝也患有肝癌。今年3月，她在河南郑州的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中期并切除了一部分肝，直到现在，还要定期到医院复查。

在儿子儿媳面前，她看起来总是轻松开朗，照常洗衣做饭，可到了晚上，她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天天想的都是怎么孩子不是自己的？怎么亲生孩子又有病？他以后怎么办？”

在临近晚年时，杜新枝突然陷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既怕失去亲生儿子，又怕失去相处28年的养子的感情，“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治疗费已达数十万，未来或将卖房

为了分享对疾病的认知和自己的治疗进展，从5月初开始，在上海接受治疗的姚策在网络平台上开了直播。“我想给面对各种生活压力的朋友们打打气，其实生命的烦扰并不像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么多。”姚策说。

但6场直播后，他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开播。此后，他会不定期发布短视频，与网友交流互动。

5月中旬时，一名同样罹患肝癌的20岁女孩与姚策取得联系。姚策说，对方因为治疗，掉了一些头发。姚策看了心疼，便安慰女孩，“也算彼此相互鼓励”。

也有不少人给姚策发来鼓励信，其中一封题为《一位最想祝愿的陌生人》，是一名高中女孩所写。女孩称，了解到姚策被错抱28年，并身患肝癌的经理后，内心五味杂陈。“我犹豫了好久才决定加他微信，希望可以给他带来帮助。”

女孩说，最让她难忘的，是姚策发布的一段关于家庭的视频。视频中，姚策和妻子领着孩子，戴着自己送的旺仔口罩。“我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我的礼物，也给我带来了力量。”

与彻夜难免的杜新枝一样，姚策也经常失眠，因为难以忍受的疼痛，也因为要反复思考两家人今后怎么办。“我会坐在床上，从看着窗外的月亮到看着窗外太阳升起。”

对于与亲生父母的相处，姚策说，那是一个从陌生到融洽的过程，迟到28年的亲情渐渐升温。在上海治疗期间，郭希宽、杜新枝夫妇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爸妈在医院照顾我，帮我削水果，帮我倒水，都是没齿难忘的。”

治疗之余，一家人还去了抗战纪念馆、野生动物园等地游玩。因为身体状况特殊，姚策不能剧烈运动，即便步行，每天也不能超过8000步。但到抗战纪念馆的那次，他一天走了一万多步，“晚上全身疼”。

2020年5月2日，郭希宽曾在庐山为姚策挂上平安锁。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而对于养育自己28年的蒋艳丽，姚策说那也是他的爸妈。不管以后是两个家庭合并，还是自己到河南、河南的兄弟到江西，他都会一直照顾养父养母，也感谢养父养母对自己的不离不弃。“无论如何，无论是否存在血缘关系，28年的养育之情不可替代。”

姚策的另一重担心是钱。他说现在服用的靶向药每盒16800元，一盒能吃10天；免疫药物注射液每21天打一次，一次19800元；加上辅助药物、检查、抽血、治疗等费用，截至目前，已花费约70万元。“这里面有两家人多年的积蓄，有我自己卖掉的一辆车，还有部分爱心人士的捐款。”

熊菲说，姚策现在接受的治疗都是在为肝移植做准备。她之前听专家说过，如果姚策的身体符合做肝移植手术的条件了，从做手术到出院还要大约120万。

“我们不知道官司要打多久，所以一直希望能与医院和解。姚策看病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哪怕精神损失费不要，只要（淮河医院）包给我孩子看病就行。”杜新枝说。

熊菲和姚策也没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将来能做（肝移植）手术，只能卖房子了。”

（文中蒋艳丽、熊菲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刘名洋 实习生 杜佳冰 吴晓旋 王健

编辑 滑璇 李颉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