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刑事律师有什么好处，律师为什么会为坏人辩护

#打开眼界#

一 谁是坏人

昨天，听到一个和我有关又无关的消息。一个我从心底里不想回忆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我耳边。当年，我还是初中生，被怀疑在宿舍里偷了十元钱。这位让我再也不想回忆起来的同学向校方提供了一份证言，说他记得一个月前我在宿舍。于是，我就这样被牵扯进了一个我根本想不起来一个月前到底怎么回事的“盗窃案”。

如果那时我能得到刑事律师的有效帮助，或许我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但很遗憾，当时没有律师帮我，当然十块钱的“盗窃案”大概率也不会有律师帮我，于是，我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急于摆脱困境的我继而做出了一件让我后悔终生的决定，我说：“大不了，我出十块钱，这个事就算了。”这个决定不仅没有让我摆脱困境，反而陷入更大的怀疑。

往事不堪回首，其他细节我就不说了。事件终局是我不得不在开除 （现在想想，学校可能也不是真想开除我，只是吓唬我）和转学中做出选择。再后来，很多年后，有人通过朋友辗转向我道歉，说他知道钱是一个高中生拿的，但他当时不敢说。

作为刑事律师，时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为坏人辩护”。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都会想起自己的这段经历。我会反问：“你如何认定谁是坏人。”

二 为什么有坏人

“未经审判不得认定为有罪”是很多律师为“坏人”提供辩护的理由。

这个理由当然是对的，比如我自己的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更切肤的感受。但是，客观地说，现实中很多刑事案件并非完全的冤枉。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确实犯了罪，为什么要为他提供辩护。

还有一种解释，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德肖维茨说的：“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看它如何对待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律师。在大部分专制国家里,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诚然,专制压迫肆虐无忌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护律师。”

不过，德肖维茨的这种解释存在逻辑瑕疵。德肖维茨的理论起点是“权利”，如果在一个弱人权的法律体系下，德肖维茨的理由具有极高的理论正当性。但把德肖维茨的理论放在欧美，假设德肖维茨知道辛普森就是真凶，法官也尊重辛普森的权利，德肖维茨利用程序瑕疵帮助辛普森脱罪，这是否依然正当？ （注意，这是假设，为辛普森辩护当然同样适用“未经审判不得认定为有罪”）

曾经有媒体采访过包括德肖维茨在内的律师，问：“辛普森到底是不是真凶。”这些律师回答是，作为律师，谁是真凶并非他们所考虑的问题。

德肖维茨们的这个原旨解释，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宁可放走一个真凶，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这个理论乍看起是对的，很受律师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备受非法律人的质疑。“不冤枉无辜的人”固然重要，但“放走真凶”与“不冤枉无辜的人”之间的孰轻孰重，标准是什么？其实没人能说清。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真凶被放走了，他很快再次犯案，造成更多的受害人。这些本可以避免的受害人的权利，如何去保护、衡量？

所以，面对“为什么为坏人辩护”这样的提问，我个人的回答是：“我是律师，我当然要为我自己的当事人提供服务，我首先要对得起我自己的当事人，才可能去考虑更多的社会意义，就这么简单。”

如果一定要考虑一些社会意义，其实我更关注“为什么会产生坏人”。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武汉快递小哥伤人事件。没错，快递小哥确实伤人了，他应该承担自己的法律责任。但是，他为什么伤人，至今没有清晰的说明。还有今天的新闻，民航医院行凶者被判处了死刑。我同样关心，是什么因素导致他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

律师尽职的辩护，其实是一个真相发现的过程。越是有效的辩护，越能清晰展示各方的问题，越能靠近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并不是一个废死主义者，但我也同时认为，单纯的死刑对于问题的解决，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朱元璋对贪腐官员剥皮实草，但明朝却是贪腐最严重的时代。犯罪人只是犯罪的载体，死掉一个载体，犯罪依然会传递。寻找表象背后的原因，尽力疏解问题，才能真的做到降低放罪，预防犯罪。这或许才是律师制度存在的最大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