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开创未来。在日本500余位律师为了伸张正义,为了让后人了解历史真相,为了中日两国民众间能实现真正的和解,成立了“中国人战争被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帮助侵华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自1995年8月7日南京大屠杀、无差别空袭、731部队受害者索赔诉讼开庭审理,到2014年10月28日齐齐哈尔、敦化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索赔诉讼被驳回上诉为止,律师团向日本司法的高墙发起了长达20年的挑战。
今年年初记录20年索赔诉讼历程的《JUSTICE 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记录》一书出版,东京支局联系到了作者之一,律师团中负责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索赔诉讼的南典男律师。请他为我们讲述了在过去20年支持律师团一直坚持下来的初心和动力。
1989年7月22日新宿区某施工现场出土了100余具尸骨,发现地是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遗址。新宿区政府准备统一焚烧掩埋这些不明身份的尸骨,对于这一决定,当地居民提出了异议,要求政府保留下这些很可能与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有所关联的尸骨。1993年为了阻止政府焚烧尸骨,销毁战争期间医学犯罪的证据,102名新宿居民将区政府告上了法庭。南典男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这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之一。
“我当时其实不太关注日中关系,对日本侵华战争也了解不多,只知道两国间发生过战争,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对于731部队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我的律师事务所位于新宿区,居民们找到了我,我才接下了这个案子。”
这样一个偶然承接的诉讼,却给南典男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开始相关的调查工作后,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多次接触731部队的士兵,他在态度逐渐软化后,向我讲述了过去自己在军队命令下做出的事情,我这才知道731部队原来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在调查中我感到,因为国家一直在掩盖事实,所以那些旧日本军的士兵们一生背负着心灵折磨,不知道是否应该闭紧嘴巴把一切带进坟墓。伴随诉讼工作的进展,我也开始思索,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侵略中国时犯下的残忍、非人道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日本人必须深入了解731部队,知道日本是如何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
这成为了我后来加入‘中国人战争被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负责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索赔诉讼的契机。作为律师我当然知道诉讼有时效性,为了数十年前的战争罪行,发起诉讼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但从查明事实,让日本的民众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这点来说,我认为这些诉讼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对历史充分的认识,日本就不可能和邻国建立友好的关系,日中就不可能实现发自内心的和解与友好。”
从1995年提起南京大屠杀、无差别空袭、731部队受害者索赔的第一场诉讼开始,在接下来的20年间,共有500余名律师加入到中国人战争被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的工作中。他们多次前往中国调查,与受害者对话,搜集核实证言,撰写上诉书,几乎所有律师都是自掏腰包参与进来。
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坚持正义的律师们还承受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南典男的律师事务所就曾多次受到过右翼势力的威胁,如收到预告爆炸袭击的恐吓信、接到恐吓电话等。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吓退律师团。南典男律师感慨道:“支持我们20年一直坚持下来的,不仅有伸张正义的初心,还有来自中国受害者的理解和友谊,我们深感绝不能辜负中国受害者们的信任,给他们带来二次伤害。”
事实上在持续20年帮助中国受害者上诉索赔的过程中,中国受害者从最初的防备怀疑,到逐渐放下戒备心理,愿意相信日本律师的诚意,讲出自己的伤痛,日本律师团和中国受害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赖关系。这些信赖给南典男留下了很多感动的回忆:“我有很多个瞬间都会感到‘做了这件事真好’。最令我感动的一次是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遗留毒气弹受害者们给律师团寄来了信件,里边写道:在这样困难的时候,继续诉讼工作一定很艰辛。你们不要担心我们,取消诉讼也没关系。接到这封信后,我们律师团反而下定了决心,大家要一起努力,把诉讼继续下去。
2014年10月28日最后一场诉讼,齐齐哈尔、敦化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索赔诉讼,以法院驳回上诉而落下帷幕,为长达20年的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画上了句号。20年中,日本律师团发起的15件诉讼案件都以最高法驳回上诉而告终。在外界眼中,他们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但南典男认为坚持上诉的意义有三点。
“一是法院承认了具体事实,承认了我们提交的证据真实可信,受害者、学者、日军士兵的证言都白纸黑字地写进了法院的判决文书里。历史真相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果。二是法院在承认事实后,就会相应产生道德责任、历史责任和政治责任。虽然法院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理由,驳回了中国受害者的索赔起诉,但同时判决书里也写明了应解决这些问题。以我负责的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索赔诉讼来说,裁定我们败诉的判决书里用三页的大篇幅,写明了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的精神出发应妥善解决赔偿受害者问题。三是日中两国民众间结下的友情牵绊。我们和支持索赔诉讼的日本民众得到了中国受害者的信任,这份信任一直延续至今。”
败诉并不意味着战争受害者索赔失败,相反它是一个让社会认识到历史问题,并出于道德、社会、历史责任采取行动的契机。现在日本律师团仍然每年坚持聚会两次,探讨如何在已经建立的民间信赖关系的基础上,为受害者解决赔偿援助问题。南典男介绍道:“例如被掳劳工赔偿问题,现在企业和劳工实现了和解,并且在各地修建了记录劳工受迫害历史的石碑。再如遗留毒气弹问题,日本民间成立了NPO组织‘化学武器受害者援助日本未来和平基金’,和中国共同出资援助受害者治疗,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呼吁日本政府采取行动援助受害者,将拆除遗留毒气弹作为国家事业来推进。”
在采访的最后,南典男期待道:“德国政府和企业在2000年一起建立了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战争受害者赔偿基金。这是出于历史责任采取的切实行动。我希望日本政府可以和德国一样,即使因为追诉时效已过,不必再承担法律责任,但依然可以从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创建赔偿基金,让人们能铭记历史,避免悲剧在未来再次发生。我想我们律师团在过去20年的诉讼努力,已经为此迈出了第一步。”
南典男
律师。中国人战争被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成员。负责侵华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索赔诉讼
(文:王朝阳、图片提供:南典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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