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岗位可以找律师吗，中国第一代律师张思之走了,我们为什么怀念他父母

新中国第一代法官，第一代律师张思之走完了95个跌宕起伏的春秋。6月24日13时25分，一颗热爱自由的心停止了跳动。

张思之曾为“四人帮”辩护，也曾为聂树斌鸣冤，代理了吴英案等知名案件。让他备受尊敬的，是他屡败屡战的执着，试图将一个又一个案件推向公正的终点。

相对于“中国最伟大的律师”，身边熟识他的人更喜欢叫他“行者”或者“开心果”。这些亲昵的称谓，勾勒出一个可爱的张思之，拉近了他与我们的距离，也让我们透过他的一生，了解中国律师制度如何从无到有，思考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律师，以及更重要的：我们要做怎样的人？

为“四人帮”辩护：可以不喜欢当事人，但不能剥夺其辩护权

谈到张思之，绕不开他曾为“四人帮”辩护的经历。

“四人帮”案公开审理，恰逢中央重新启动律师辩护制度的恢复期，没有人愿意担任辩护组组长，担子最后落在了张思之肩上。在很多人看来，张思之仍在允许的空间里，将律师的职责发挥到最大程度，为他的辩护对象李作鹏摘掉了2个虚有的罪名。

张思之为“四人帮”辩护。

但张思之回顾那段经历，却是充满遗憾。他说，当时自己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在咨询江青是否请他担任辩护人时，少了一点耐心，江青拒绝了，庭审期间她为自己辩护。

张思之后来觉得，给江青辩护尽管有压力、有难度、有挑战，但对法治的健全完善，对律师的历练成长，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超出审判本身。“我没能为中国律师把握住这个历史的机遇，我经常为这个重大失误而懊悔。”他说。

这个事件带给张思之一些反思：“可以不喜欢当事人，但是不能剥夺他的辩护权，因为律师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天职。”任何人都有要求辩护的权利，律师应保持职业化的道德中立，不带私人偏见。

没有被劳动改造摧垮，但经常在恶斗中惊醒

1927年，张思之出生于河南郑州。11岁时，日军轰炸郑州，他辗转到了四川。1947年，张思之考入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参与接收北平法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官。

不久后，国内运动风起云涌，张思之的“敢言”，让他在此后的多次运动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但因为揭发不出问题，最后都没有下文。

1956年，张思之离开法院，加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不久后，风浪再起，张思之被划为右派，1958年下放到昌平一个小山村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张思之被调到垂杨柳二中教初中语文，结束15年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

张思之每每回忆这段时光都感到痛苦，“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就这么被浪费了，但比这更痛苦的是受愚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认为，张思之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从眼神就能看出：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是闪烁的、忖度得失的眼神，而是一种很少见到的、从来没有被放弃过的骄傲、勇敢和诚实，人一旦被摧垮，就失去了这种眼神。

然而，有些印记还是无可避免地留了下来。张思之说，几十年来，他不间断地会在梦中重复这些经历，常常在恶斗之中惊醒。

屡败屡战：“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

“屡败屡战”这四个字，几乎可以用来概括张思之的律师执业生涯。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品质，但这个抽象的词却不经意掩盖了失意者每一次失败后的痛苦，尤其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

曾跟着张思之办案的付可心，已多年不做诉讼，但当年的经历至今犹在眼前。

1985年，付可心从北大法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律师协会。1990年左右，她开始跟随张思之接案子。

俩人走南闯北，为“坏人”辩护，为蒙冤者申诉。在众多的案件中，俩人经常败诉。每一次失败，付可心都想撂挑子不干了。但每次老爷子都不同意她辞职，“这些事总得有人来做”，张思之坚信，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张思之也曾萌生退意。1990年初，张思之接手一个重大且敏感的案件。宣判被告有罪的那天深夜，张思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一场。他为自己未能给予有力的帮助而心情沉重、彻夜无眠。 这次挫败甚至让张思之发狠：“再也不干了！”。但之后，他的工作和辩词受到律界前辈和社会各界的肯定，他重拾回一些信心和勇气。

在矛盾中煎熬和摇摆，张思之曾说，律师的黄金时代还在远方向我们招手，为了这一天的日近，我们应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表告别辞，都不说“再见”。张思之觉得自己“不能躲，不应逃”。

他怀抱着“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的使命感。他说，大家都沉默，那是死路一条。

付可心认为，张思之有着战乱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所具有的责任感，和旧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当然这一切也和张思之的个性有关。张思之曾说，自己儿时曾受姑姑抚养过一段时间，姑姑的敢讲心里话、敢打抱不平，让幼时的他印象深刻。

说真话需要勇气，张思之曾收到死亡威胁，更常见的严重后果，是可能会随辩护对象一同“进去”。张思之在代理的多个重大敏感案件中，坚持履行律师的职责，又不至于“撞墙”，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看来，在于他的智慧和相对保守。

斯伟江说，智慧在于理想和现实的适当调和，保守是对社会现状的认可和对进步需要条件的熟虑，不作无谓的牺牲。方流芳认为，张思之总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事，也鲜少在法庭之外谈论案件。

张思之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在他看来，用极端的方式表达结果是伤害了整个群体的活力和行动力。

“律师可以清贫，可以平凡，但不能吹吹拍拍”

没有人比张思之更热爱律师这支队伍，《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说，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行业杂志上，意在打造一个律师基地。

1983年，张创办《北京律师》，编写、讲解案例，归纳辩护的不足。创刊的那几年，差不多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最多时15个小时。

张思之记得，有一天下班后，他孤坐沙发，累得连碗面都不想煮，当时又没有条件经常下小馆，从柜子里摸出来一块干馒头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心生不平：难道这就是中国律师的生活！竟然掉了眼泪。但又马上告诫自己，为个人生活的清苦而落泪，怎么这样没有出息。类似的思想波动，日后再也没有发生了。

张思之的部分著作

张思之的生活并不富裕。一位业内人士说，张思之本可以用他的名望去做一点商业大案或能赚大钱的案件，但他没有，代理的都是草根的案子，有的人甚至交不起律师费。他也没有像样的一套房子，这些年住的是律所帮他租的房子。

“律师可以清贫，可以平凡，但不能吹吹拍拍。” 这是张思之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后继者的期待。

对于律师这一群体，外界的印象可能是：社会的精英，衣着得体，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然而，近年来却不断有中青年律师的讣告传出，在长时间、高密度的劳累下，这一群体发生猝死的情况并不罕见。年轻律师的薪资整体水平，也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高。

在时代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当下为“坏人”辩护更需要勇气。然而，正如斯伟江指出，现在普通年轻人热心的还是生存问题、吃饭问题、发展问题。很少有年轻人对政治性案件感兴趣。

张思之是悲观的，他对当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律界生态感到忧虑。他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寄希望于年轻人，另一方面又尽全力保护年轻人。在敏感性案件中，他总让付可心躲在后面，自己打头阵。

他说，年轻律师风华正茂，还有好多事要做。如果需要有人上菜市口，那个人应该是我。

维护律师的权利，张思之不留余力。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记得，张思之是在自己人生最灰暗的时候出现的。2006年，王令在天津南开法院办理立案，遭到时任行政庭庭长王学林的殴打（笔者注：王学林此事后被免职，又因涉嫌贪污受贿被公诉），之后有传言说要抓他坐牢。不久后，王令接到张思之的电话，俩人约在一座大厦的大堂见面。来自律界老前辈的鼓励，让少不更事的他不再感到害怕。

付可心说，张思之对待年轻人非常宽容和友好，很会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如果你说得有道理，他也会采纳。这就是为什么他身边总有年轻人围绕着。

付可心是张思之手把手带出的律师，两人虽是师徒关系，但相处起来却很平等，甚至经常因为观点不同而激烈争吵。她说，张思之不会指责你哪里做得不好，也不会对你提出严苛的要求，他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示范。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开始她的辩词写得不够好，张思之会另起炉灶再写一篇，于是她不断模仿学习。后来张思之会在她写的辩词上进行大量删改，渐渐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两人分工，各自完成一部分。她就这么慢慢成长起来。

“执业中时生激情”，87岁依旧全天出庭

孙国栋记得，恢复律师职称制度后，有一个正高职称名额。当时大家都认为张思之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但张思之有意不去参评，他并不期待自己的名片上印着“一级律师”的头衔。

对于“荣耀”，张思之甚至到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步。他也很反感被称为“大律师”，通常以“你算了！别笑话我了！”作为回应。但是对方要是再多赞美一句，他有可能真的会生气。

在张思之的评判标准中，对一个人最高的赞誉是“勇者”，是在执业中有着足够的、始终如一的道义勇气，具有奋起批判一切旧东西冲破禁区的理论勇气的人。然而自己只是一个缺少大勇气质，大勇胆识的平凡老兵，万不可自我陶醉，自我麻痹。

如果说有什么美好品质是张思之亲口承认并引以为豪的，那就是“执业中时生激情”。但如今我们却可以说，这股激情几乎贯穿了张思之的整个执业生涯。

张思之的确萌生八十岁退休的想法，但80岁生日那天朋友们的祝寿，与志同道合的人的相聚，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那天张思之说，我要以一个普通律师的名义，向弱势大众表达我们绵绵不尽的诚意。他们对法治的渴望，以及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执著精神，自始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乳。

考虑到体力还行，张思之决定干到干不动为止。“吃饱混天黑的日子，我不干！”他说。

在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讲座中，87岁的张思之聊起自己上个礼拜出的一次庭，法官问张思之的朋友：“他（指张思之）能来吗？要拄拐杖吧？”，那天庭审从上午10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告诉诸位，精神抖擞！” 说到这里，张思之故意提高了音量，声音洪亮而清晰，引来台下的笑声和掌声。

付可心记得，张思之回来就炫耀：“我看谁能把我累倒”。她不敢想象，一个80岁老人的工作强度，一点也不逊色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然而，也是在那一年，张思之突发中风，还能行走，但语言中枢受损。但在付可心看来，老爷子未必不是因祸得福，她担心老爷子的“敢言”再次为自己招致无妄之灾。

至情至性：因不公而流泪，因高兴而手舞足蹈

张思之走后，王令说，自己反而能睡个好觉了。

自两个月前张思之重病入院以来，医院下了好几次临终通知，每次王令都会急匆匆赶过去。看着老爷子受罪，王令的心总悬着，没睡过一次踏实觉。

张思之曾在垂杨柳二中教过语文，当时的学生如今也已垂垂老矣，其中一位老先生特地赶来北京送老师最后一程，他给女儿打电话，哭到不能自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伤心？王令和家人聊起，这不仅是因为老爷子的离去代表一个时代的落幕，更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王令说，和张思之相处会觉得非常舒服、平等，他从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人，你能感受到他的尊重和真诚。

张思之的待人接物，在很多叙述者的记忆里得到重现：你刚进他家门的时候，他会立刻端上一杯提前泡好的热茶。在一次旅途中，一个年轻人因为贪睡错过酒店早餐，张思之变戏法似地，从袖子里掏出一颗白煮蛋。如果听到冒犯女性的玩笑，他不好当面说些什么，只好轻轻离席。每次聚会，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店迎接客人，坚持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这条规矩雷打不动，直到去年年底，虚弱到在轮椅上无法起身为止。

张思之始终坚持着这些如今可能会被称作“老派”的礼仪，他从来不迟到，与人交谈时从不中途接听电话。有的时候，他甚至还会要求亲密的人也遵守这些礼节。他总是体面尊严，干净漂亮，让人喜爱。

张老爷子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容易因他人的苦难和不公现象而流泪，高兴时也会手舞足蹈。“他那真诚开怀的朗笑，常常是在享受一块红烧排骨之后，再与晚辈们碰上一杯，而且是不输一杯的得意之后”文史学者李冬君称他是又老又坚强的“开心果”，他喜欢逗别人笑。

王令曾问他，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老爷子回，我爱开玩笑，这一点容易得罪人，不是所有人都开得起玩笑。

王令不谈张思之那些为人称道的事迹，聊得更多的是生活中那个可爱的老头。因为俩人都爱到处寻觅美食，王令称他们二人是“饕餮”。老爷子退休工资就那么点，每次吃饭还抢着买单。有一回老头子急着去结账，没注意拿着张房卡就去了，这件事还被王令调侃了好久。

一谈到老爷子，王令还是忍不住落泪，“哪怕是老爷子中风之后，散发出的能量已大不如前，他依然是我生活中最大的精神支柱。”

王令说，他一生都在行动着，这种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包含了思考，行者思之。张思之的口述自传《行者思之》的书名，就是王令在和张思之、孙国栋一起喝酒时想到的。

张思之离去至今已近1个月，人们仍在诉说着关于他的点点滴滴，有的人发奋要沿着张老的道路徐徐前行。斯伟江曾说，纪念和追随先行者的最好方式是，以他的方式，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勇敢而谨慎地前行。

正如张思之生前所说：“勇敢地做一位智者吧”。

采写：南都记者郭若梅 发自北京

本文图片均由孙国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