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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峰 报道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一新披露，2021年2月底至6月底进行的全国政法队伍第一批教育整顿，全面摸清了党的十八大以来14.9万名离任法官检察官从业状况。

他介绍，对离任后从事律师职业的7640人进行重点筛查，发现违规从事律师职业的2044人，占离任后从事律师职业人数的近三成（存在司法掮客问题的有101人），其中近六成离任前担任科级以上职务，两成担任过班子成员或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

司法掮客久禁不绝，除了织密制度牢笼，还需要运用信息化技术予以防治。

行贿人近一半是律师

司法掮客，是影响司法公平公正的“幕后黑手”。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法官、检察官退休、离职后违规担任律师、法律顾问，充当司法掮客”被纳入“六大顽瘴痼疾”，是整治的重点之一。

律师，是司法掮客中比较特殊的一类。

2020年12月4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因受贿、行政枉法裁判、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9年，被告人张家慧利用担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通过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审理中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4375万元。

据《廉政瞭望》杂志报道，张家慧的37名行贿人名单中，有近一半是律师，他们的重点行贿对象是张家慧的外甥刘磊、前夫刘远生。比如，2017年至2018年，海南某律师事务所的隐名合伙人给张家慧外甥刘磊送去了595万元的好处费，请托张家慧为其律所代理的案件提供帮助；2018年，另一名律师通过其同学，找到刘远生请托张家慧，为其代理的案件提供帮助。

向张家慧行贿245万元的涂显亚，本就是法官出身，后担任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主任，同时还是海南律师协会副会长。为了其所在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案件能得到张家慧的关照，涂显亚于2013年至2019年每年春节期间，都会到张家慧家中为其送上20万元。

2020年12月11日，海南官方对外发布了“联合调查组对于张家慧案件的通报”。通报称，纪检监察机关正在会同司法行政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对涉案律师有关问题进行处置；已对部分涉案法官和公职人员立案审查调查，部分涉案法官已被定罪处罚，其他涉案人员正在依规依纪依法分类处置。

通报还称，张家慧受他人请托为案件说情打招呼，其中部分案件因其腐败行为影响了裁判结果，联合调查组正督促海南省高院对所涉案件启动内部监督程序进行审查复查。对经审查确有错误的案件，将依法提起再审，及时予以纠正。

司法掮客可以直接导致“人情案”“关系案”。陈一新在发布会上指出，全国共查处乡科级干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4960件，其中“人情案”“关系案”占比超过70%，同一案件涉及多名政法干警相互勾结、被处理处分的占43%。

这些违纪违法干警长期在同一地域工作，熟人多、人情重，干警之间、干警与执法对象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导致窝案串案多发，有的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比如，倒查广东廉江黄永存黄永裕特大涉黑案、甘肃兰州荣一键案、山东李绍彬涉黑案等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彻查了一批“保护伞”。

律师介入司法腐败长期存在，且难以根治。2014年，“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司法文明指数项目的调研就发现，律师遵守职业伦理状况不容乐观。实践中存在律师乱收费、虚假承诺、虚假宣传，公检法人员办理“人情案”现象等现象。

从调研结果看，70.4%受访者认为，律师和法官之间存在（包括司空见惯和有时出现）不正当利益往来，认为这一情况“完全不存在”的比例仅为2.5%。

研究制定禁止不正当接触交往制度

治理司法掮客，需要建立制度牢笼。

根据《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检察官，离职后并非不能从事律师职业，而是禁止代理原单位案件，以及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代理案件。

除了对法官、检察官转做律师进行规定，我国还实施了法官任职回避制度，对法官与做律师的直系亲属的关系进行了规定。

2011年2月，最高法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要求，凡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的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2020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中提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等亲属具有律师身份的，该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向所在人民法院组织（人事）部门报告。相关亲属在所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法院工作人员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各地也探索了公开化的治理举措，比如，江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公示了16位法官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亲属名单。公告称，16位法官郑重做出承诺，在其担任员额制法官及院领导期间，其配偶、子女及父母一律不得在无锡范围内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但法官、检察官总要与律师进行接触交往，这种行为也需纳入规范轨道。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规定，法官应当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如果与本案当事人委托的律师有亲朋、同学、师生、曾经同事等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是否回避由本院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决定。

2015年，《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落实〈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等文件先后出台，明确增强问责力度，以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

陈一新在发布会上指出，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立健全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制度机制的意见》，细化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接触交往负面清单，完善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业限制。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各地开展了清查律师充当司法掮客行动，信息化技术成为重要手段。

据报道，四川省宜宾市司法局研发了“宜宾司法智能预警平台”及法检离任工作人员从事法律职业信息共享平台，借助大数据，有力压缩“司法掮客”生存空间。

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分别在平台中导入人员数据，数据库同时涵盖全市617名专兼职律师人员，354名法院和329名检察院退休离任人员的个人情况、从业区域、工作单位、离职级别等11项信息，全部录入系统，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系统自动比对出法检退休离任人员，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纳入蓝色预警管理，蓝色预警人员从事诉讼业务纳入黄色预警管理，黄色预警人员代理的案件、受理单位、办案法官、检察官相对集中，且胜率异常，纳入红色预警管理。一旦出现红色预警人员，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立即启动联席会商、警示约谈、案件倒查机制。

有学者指出，应该建立法律职业者全国联网检索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官、检察官的信息能够在全国法律职业信息平台上查到，使法官任职回避不仅仅通过档案调查发现，还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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