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

对话是因为一封信开启的。

今年父亲节前夕，华西都市报的副刊收到一份投稿，内容是身陷囹圄的儿子对已逝父亲的怀念。寄件人叫孙小媚，她是写信人孙伟铭的妹妹，“把文章发给你们，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给他一个鼓励，让关心他的朋友知道他的状态还好。”

孙伟铭—— 在中国，谈及醉驾事故，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2008年12月14日，孙伟铭在成都因醉酒无证驾驶导致４死１重伤。随后，他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

那是个互联网和汽车工业迅速发展的年代，彼时，在全国恶性车祸频发的背景下，发生于年末的这场惨烈事故，举国震惊。当时，人们聚焦网络，获取关于这场车祸的每个细节，关注最后的审判和量刑，全民热议中投射着对交通安全的隐忧，罪法相当下充满法与情的争论。

从2009年到2021年，今年，是孙伟铭在高墙内服刑的第十三年，也是醉驾入刑的第十年。十年间，醉驾比率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早已成为全民共识。而在高墙内，孙伟铭刚迎来了自己的42岁，作为国内首位因无证醉驾肇事而获得最高刑罚的人，他的刑期还远未结束；高墙外，当年的车祸受害者，仍在艰难重构自己的生活。

也正是因为十年了，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对于要不要提高“醉驾入刑”标准的讨论备受关注，醉驾入刑再次成为热点。

城市乡村，愈发车水马龙，悲剧之后，新的讨论仍在继续。

曾经的受害者，仍在重塑自己的生活

寻找孙伟铭

事实上，要找到孙伟铭本人，不算困难。

这是他服刑的第十三年。向四川省监狱管理局申请同意后，今年5月，记者获准来到孙伟铭服刑的监狱。因疫情防控的要求，只能和孙伟铭通过视频对话。等待片刻后，由一位民警陪同，他出现在摄像头的那端。

“孙伟铭。”民警点名。

“到。”他站得笔直，回答响亮。

即使隔着摄像头，仍能看出他的变化不大，因为剃着平头，额头上的疤明显可见，那是在车祸中留下的。

绵阳监狱二监区副监狱长杨详君记得，最初几年，孙伟铭会关注同类的醉驾案件，当看见有的判决结果没他的重时，会表现出些许懊恼，但是慢慢地，这样的情绪再也找不到了。

“我想明白了，这次即使没有因为这个进来，我也可能会因为别的进来，因为我欲望太强，驱使我做任何疯狂的事。”摄像头的另一端，他用四川话交流，最初语速很快。

他说到2008年年底的那场周末寿宴，那是他们家族在成都的第一次聚会，作为第一个从农村奋斗出来的年轻人，酒桌上他代表父母向各位长辈敬酒，那是个金光灿灿的时刻，他志得意满、逢酒必干。开车回程中，酒劲儿上头，开着开着，“感觉周围天都黑了。”待他从醉酒中清醒，交警怕吓到他，只告诉他出了交通事故。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朋友告诉他，按交通肇事罪，他可能要坐7年的牢，他当时看了看所处的拘留室，“那么小，那么暗，瞬间有种绝望感。”

如今，成都成龙路，作为穿城而过的主干道之一，依旧人多车杂。在这座飞速更新的城市，整洁宽阔的道路、高度数字化的交通，早已找不到丝毫当年车祸的毫末痕迹。而在那个遥远的午后，孙伟铭所驾驶的别克，歪歪斜斜一路狂飙，先后与5辆正常行驶的汽车碰撞，撞得最惨的是一辆“奔奔”，如同被丢弃的玩具，整个车被撞起来2米多高，一名女子直接从车中被甩出来。

事发时，孙伟铭的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高于当时醉酒驾驶的底线80mg/100ml，无证驾驶加上醉驾，4死1重伤的惨烈车祸，震惊全国。人们在愤怒中，将他对法律的漠视归结为狂妄，在审判时的面无表情断定为冷漠，为他杜撰出各种“显贵”身份，要求“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随着调查深入，孙伟铭的家庭和成长一点点被拨开。他出生于普通的工人之家，高中毕业后独自来到成都，从首月底薪仅400元的销售人员起步，一步步做到公司的销售总监。他很拼，一周工作至少70个小时，30岁了还没空谈恋爱；他也热忱，资助着一位贫困学生；他很少对朋友谈起自己的家庭，声称自己毕业于财经大学。

“案发后和他对话，他也没有情绪崩溃，字字句句，都是想过后再回答。”时隔多年，一位在当时参与报道的记者，用“藏得很深”来形容他，“他的身上有矛盾性，即使是把他朋友们的说法拼到一起，都没有人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他。”

“当时我是迷失的。”只有孙伟铭自己能说清楚他自己。13年后，坐在狭小的审讯室，孙伟铭的语速开始慢下来，“那时候我是无知的，这种无知让我缺乏对生命和法律的敬畏。”

曾经的车祸路段，如今已找不到丝毫痕迹

在漫长的服刑期，他仔细回忆自己的前半段人生。

他说，自己的知识体系仅到初中毕业，“高中三年我是放飞的”。高考失利后，他短暂陷入赌博，偷拿母亲的金饰去换赌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网吧做网管，来到成都后，他拼命努力，为自己赢得尊重和体面。但回过头看，他总结，自己在工作中，常常是需要用到什么软件就去学习什么，知识不成体系。思想上，他自述“三观缺失”，“思考仅限于工作层面，随性又目光短浅”。也因此，他会因为销售旺季而不去考驾照，因为虚荣而为自己购置一个光鲜的行头，更因为侥幸而选择醉驾。

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孙伟铭存了很多报纸，有当时涉及到他的报道，也有同类型的别的案件。

有时候，他会觉得“太痛苦了，活着有什么意义？错把满足欲望当做奋斗的目标，肆意妄为、不择手段，到头来，竟成社会公害。”

有时候，他又会告诉自己，“我觉得只有这样直面过去，直面我的内心，才能够重新做人，然后找到一个努力向上的路径，坚定走下去。”

到现在，孙伟铭查看旧报道的频率已经越来越低，但每年的9月下旬，他都一定会翻出来重新阅读，也会变得低沉寡言。因为，9月30日，是他父亲孙林的忌日，在他入狱次年，孙林因癌症去世，享年59岁。

服刑中的孙伟铭（照片由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提供）

事中人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位瘦小、愁苦、最普通的中年人。当听到儿子造成了4死1伤，他吓得瘫到地上，当汹涌的关注聚焦于这件醉驾案时，他只能凭着本能去面对。

“在整个案件中，孙伟铭的父亲孙林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孙伟铭的二审律师，直到现在，律师施杰都认为，正是因为孙林，才让民众从愤怒的情绪中缓和下来，更加理智地去看待这个案件。

2009年的一审中，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死刑后，曾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大概80%以上的人赞成这个结果。彼时，案件受害者，去世的两对夫妻，孩子都才刚刚大学毕业；重伤的代玉秀，重型颅脑外伤，全身多处骨折。在同一年各地重大交通肇事案件频发的背景下，这成为“压垮民众情绪的稻草。”

事件最初，孙家人没有第一时间赶赴成都，包括见到伤者后的躲闪，都被解读为是逃避。为此，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师傅在第一次见到孙林后，忍不住扇了他一耳光。

“后来在媒体刊登了一张照片，孙林在公交车上扯着吊环站着睡着了，整个人胡子拉碴，那么热的天，还穿着刚到成都时穿的衬衣。这让大众开始意识到，这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在施杰看来，为救儿子，孙林下跪求情、挨人耳光，抵押唯一的住房四处借款，是他的父爱感动了许多人。

如今，孙伟铭坦言，很多细节，都是在他入狱之后才慢慢知晓的。

“父亲的最后一年，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黑暗、无望、脆弱的一年。”孙伟铭珍藏着父亲的照片，那是孙林去世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坐在木质沙发上，体重只有80多斤，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面带微笑，“我经常在清明节、春节、父亲节这些时候，或者是情绪不好时，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种忠告，也是鼓励。”

会想起孙林的，不仅仅是孙家人。

“我当时很快就后悔了，不应该打孙林。”6月的黄昏，在成都一个草木茂盛的老小区内，韩师傅看着自己的手感叹着。他是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在他不远处，妻子正拉着孙子一步步慢慢走着，这些年，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车祸的阴影一直在被努力驱散。

在车祸中，代玉秀的小腿有17处骨折，身体里有无数断骨和十来颗钢钉。直到现在，她的左小腿都不能弯曲，诊断书上写着，左膝关节活动度丧失达50%以上，已明显构成肢体残废。车祸后的前三年，她重新学习走路，家人每天要扶她站起来做康复训练，这是个痛苦的折磨，当身体的力量一次次加诸到碎裂的腿骨上，“疼得我想放弃。”

如今，代玉秀瘦削的脚踝处，仍能摸出钢钉的形状。出事前，她是退休工人，喜欢唱歌，跳舞，打小麻将，有很多朋友。出事后，她再也没去跳过广场舞。在韩师傅的感觉里，长期的病痛，让妻子个性变得暴躁，朋友慢慢少了，但家人一直陪在左右，“好歹，她还活下来了，还站起来了，我们全家已经很庆幸了。”

韩师傅没有说完的下文，是遇难的另外两对夫妻，出事时，他们的儿子都才大学毕业，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其中一位家属很坚定，一定要判孙伟铭死刑，才能够对得起父母，但后来，他还是在谅解书上签了字。

在当年央视的一段采访中，他说，“我冷静下来，想起了我19岁那年，有一天在冬天的晚上喝了酒，开车差点撞到人。我踩了脚刹车，全身汗都出来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记者问。

“对，我也可能是孙伟铭！”彼时，他回答道。

服刑中的孙伟铭（照片由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提供）

法与情

2009年，在一审中，孙伟铭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二审中，四川省高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法理上，在死刑宣判后第二天，四川就有5名律师上书高院，认为量刑过重，建议“刀下留人”。 彼时，法学界的争议集中在，孙伟铭的行为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而交通肇事罪属过失犯罪。

而就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二审判决孙伟铭无期徒刑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就醉驾犯罪适用法律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今后对类似案件均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要罪法相适。”到现在，施杰都坚持认为，在那几年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还没有为快速发展的汽车工业，做好法律上的准备，“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

2010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在当年的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以此由结果犯罪，提前到行为本身犯罪，可以根据刑法设定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更好地震慑和防范有可能喝酒以后去开车的人。

“提出设这个罪名，不在于更严厉地打击，而在于警示和威慑，以保护行为人本身。”谈及初衷，施杰坦言，是希望行为人不敢再在酒后驾车，他的亲朋好友也会劝阻他，这样才能更好地从根本上减少乃至遏制危险驾车行为本身，“仅仅靠执法人员的劝告和专项整治行动，不能形成有效的长期机制。”

几乎同时，孙伟铭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时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王静宏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汽车时代的飞速发展，有必要增设危险驾驶罪，把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和吸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设定为犯罪，既保证司法的统一，又维护公众交通安全。”

2011年，醉驾进入《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罪。

当醉驾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案件中所涉及的几个家庭，已经断了联系。

“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两个孩子的愤怒，但我们更希望他们现在都能过得充实幸福。”懊恼打了孙林一巴掌的韩师傅，也是最早愿意签署谅解书的。他是唯一给孙伟铭回信的家属，在给孙伟铭的每一封回信中，他都会叮嘱他好好学习，好好改造。

第一封回信中，是在2011年的1月23日，他写了妻子的恢复情况，以及其他两个家庭也都恢复正常生活。第二年的回信中，他嘱咐孙伟铭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到了第三年，他提醒孙伟铭多看书，对以后有帮助，“谢谢对我们家庭的关心，我们一切都好。”落款的“韩叔叔”，让孙伟铭充满感激，“是长辈对晚辈的问候，不是受害者对我这个罪人的憎恶。”

对施杰而言，这个案件，不管是从法律还是感情上，都让他印象深刻。

“三个家庭，总价100万的赔偿，就算在当时，也真的是没有为难他们家。”施杰记得，三个受害家庭讨论的结果是，伤者代玉秀获赔28万元，父母双亡的两个家庭各获赔36万元。

对于代玉秀家而言，28万元，确实不足以支付她漫长的复健期和失去的快乐，“但我和儿子都觉得，他们家卖房又借钱，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了。作为另外两个家庭孩子的长辈，我应该退一步，后面的医药费我自己想办法。”韩师傅认为，自己做出的最好选择，是向走前。

而另一边，在当时，到了最后的期限，这100万还差11.8万。这时，一个电话打到施杰所在的律所，在问了差额和孙林的账号后，第二天，这笔钱就一次性到位了。

这反倒让施杰和团队感到为难。在他看来，不管怎样，孙伟铭是犯罪者，这笔匿名的捐款，更多是对他父亲的同情，如果现在公布有这么笔巨额捐款，他担心会对社会舆论造成不好的引导，“大家去同情孙伟铭了，要不然，会抗议为他捐款。”但另一方面，如同不公布，会不会还有新的捐款，以及对这位一直没能找到的捐款人也没有交代。

最后，他们拖了一两天，再公布的赔偿款已经凑齐，并在当时没有提及这笔捐款。

新的讨论

今年，是醉驾入刑的第十年。

对于该案件的解读仍有新的角度，包括“被害人谅解”“赔偿动机与公众安全感”、“网络舆情与司法正义的冲突和平衡”多个领域。更多时候，“孙伟铭一案”都会作为参考，出现在同类型的酒驾肇事案中。

4月28日，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醉驾比率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2011至2021年间，在全国机动车增加1.81亿、驾驶人增加2.59亿，年均增加1800万辆、2600万人的情况下，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相比上一个十年减少了2万余起。

“醉驾的都是侥幸心理。”一位当年参与报道孙伟铭案件的记者，在同年的夜晚，曾酒后将车开回家，深夜的成都街头，飙到了近80码的时速，“第二天我脚都吓软了，完全没有印象，我真的不敢深想。”从此，不醉驾成为他绝对恪守的准则。

对于施杰而言，作为“醉驾入刑提案第一人”，他获评了“CCTV2011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他将推动醉驾入刑视作积德行善。今年夏天，上海一位醉驾被查的老师找到他，希望他做自己的律师，施杰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我看来，都十年了，还在醉驾，这就是知法犯法。”

也正是因为十年了，2021年的全国“两会”，醉驾入刑再次成为热点，对于要不要提高“醉驾入刑”标准的讨论备受关注。

在赞成派看来，按照刑法规定，因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即使被处以最轻处罚及缓刑，仍将导致行为人正常社会身份被改变并因留下犯罪记录，进而对行为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与工作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同时，“醉驾入刑”案件在各地使用标准严重不一，事实上也危及执法不公，占用并浪费大量司法资源。

“部分专家认为醉驾入刑偏离了初衷。”施杰自己时常也会反思，“随着时代发展，醉驾入刑确实还存在有待完善和细化之处。”

他认为，不建议将摩托车醉驾入刑。因为机动车是“铁包肉”，摩托车是“肉包铁”，显然醉驾机动车对他人的伤害更大，一般来说，醉驾摩托车的伤害要小得多。同时，建议酒驾和醉驾酒精含量判断标准可依据实际情况科学调整，以及从司法解释上，进一步明确“道路”界定。 “目前，我们对酒驾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什么样的道路算是刑法意义上的‘道路’？在停车场醉驾致人伤亡算不算？”

对于孙伟铭而言，尽管他已经按规定获得了多次减刑，但他的余刑仍还有6年左右。他会定期和家人通信，每个月有5到10分钟的电话时间，他在电话里告诉侄子，要好好学习，做好人，行好事，那是他入狱后妹妹生的孩子，他还没有抱过一次。每年父亲节，他都会想起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隔着玻璃用电话交流，那时候孙林就已经很瘦弱了，像是知道这是父子今生的最后一面一般，两人都很激动，真正的交流很少，“他就说要不要给我送钱，要珍惜时间，有时间多看点书，要好好的活下去。”

曾经，孙伟铭在一张便签纸上手写的“饮酒不能驾车，驾车绝不饮酒”，图片被广泛流传。

如今，“我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完成对自己、清贫的家庭和受害者的救赎。”——视频摄像头那端，他似是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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