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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并于翌年1月19日登基，当年始建年号，史称"建元"。

武帝登基时，离汉朝开国已经过了60余年。这60年里，汉朝一直秉持黄老之术，坚持休养生息，经过几代皇帝的坚持，尤其是长达40年之久的文景之治，汉朝国家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史书称当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不过，富则富矣，强则尚未。毕竟北方的匈奴，依然犹如一座大山，死死压在汉朝头上。这座大山，不仅严重破坏了北方边境地区的生产，威胁汉廷的安全，而且在财政上也给汉廷造成巨大的负担——最重要的是，这种负担是持续性、长期性的，只要匈奴压力不解除，汉廷就不得不维持庞大的边境防御性驻军。而且，名声上，汉朝还要背负着被迫和亲的屈辱——相当于承认了弱者的地位。

所以武帝希望改变这一切，打破这个头上的桎梏。

不过，武帝的雄图壮志，受到窦太后和黄老派技术官僚的抵制。

其实站在黄老派立场上，他们抵制也是有道理的：文景之治彻底改变了国家贫弱之貌，让汉朝之富庶前所未有。虽然匈奴压力仍在，但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匈奴，已经过了鼎盛期，以当时的汉匈实力对比，它虽然仍不时侵扰边境，但真要说大规模南侵中原灭亡汉室，是做不到的。

继续维持现状，也就可以延续文景传下来的繁华和安宁。虽然面子上难看些，虽然北方边境断断续续的袭扰依然不会停，虽然国防压力和开支巨大，但过去几十年大家都这么过来了，也没有闹出什么大碍，那就没必要主动打破现状。而如果跟匈奴翻脸，那必然是绵绵不绝的战争，甚至大战。战争会消耗辛辛苦苦积攒的资源财富，也造成巨大的伤亡，甚至有可能失败——到时候局势会更加糟糕。

很明显，武帝和黄老，在国家发展方向方面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不过随着窦太后去世，武帝亲政，摆脱掣肘后，他依然决定打破套在这个头上的枷锁，绵延数十年的汉匈战争拉开序幕。

当然，凭借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更强的组织能力，汉廷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匈奴被彻底打残。不过也不出黄老派所料，战争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文景留下的财富积累被消耗一空，军队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以至于武帝晚年开始，汉廷又修养了几十年，才重新恢复繁荣。

那么，从这场战争值得吗？

如果从当世人角度来看，这个可能确实难说。但在后世人眼中，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北方草原的生产力有限，随着人口膨胀超过草原承载力极限，他们必须要通过战争解决过剩人口——要么分裂而互相攻杀，要么南下入侵中原——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过剩产能出清。

对于草原游牧部落来说，自相残杀，性价比肯定不如南侵富庶的中原——打赢了，可以夺取中原富庶之地的财富；打输了，也不过是解决过剩人口，让草原生态重回平衡；最次的情况，惨败导致分裂，这情况也不会比自相残杀更坏。

而对草原统治者来说——它更是别无选择。如果草原是分裂状态，为顾忌中原王朝的强力报复，他们可能还只能被迫自相残杀；但既然草原现在是统一状态，那匈奴单于如果不想自家因为财富不够分而内讧，那就只有南侵一途。

匈奴自冒顿单于统一草原以来，也已经历时六十余年。六十余年无大战，中原在生息，草原人口也在不断繁衍。不同的是中原可开发土地较多，所以在武帝初年时农业潜力尚未释放完毕，新增人口仍可以通过土地开荒来解决；而草原本就不存在开发一说，所以牧业潜力一开始就已注定；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超过草原承载极限，接下来就只能通过战争解决。

所以，汉匈之战，其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不管武帝本人是否有剿灭匈奴的决心，他在位的这段历史区间，汉匈都会掀起大战——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

但虽然是战，以避战之心应战，和以斗争之心主战，这个展现出的格局，以及对历史的影响又截然不同。以避战之心应战，其目的就仅仅是为了苟安，所谓的战争，目的仅仅是被动防御，击溃敌人，挫败对方对中原的进攻即可。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自身损耗较低，但代价就是治标不治本——由于匈奴没有伤筋动骨，那么只要这个草原统一政权还在，元气稍有恢复，它就会再次南侵。甚至，由于每一次的失败都会加剧它的内部危机，但这种危机又不至于让其马上分裂解体，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国运，它就会更加歇斯底里，更加急迫的南侵中原。

而以斗争决心应战，格局就完全不同，目的是彻底打残匈奴，逼迫其内讧解体，让其长期性的丧失南侵中原的能力。

这算得上是一劳永逸。但鉴于匈奴的强大实力，这么做就算成功，自己肯定损失也非常惨重。

那么，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这个没有固定之说，得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来看。如果是在文景时，那前者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候中原还在恢复期，国家实力还不够；而反观匈奴，虽然已经过了冒顿时代的巅峰，但国力依旧鼎盛。这时候汉廷当然是能苟则苟，拖一时算一时。

但到了武帝时代，汉朝已经进入发展的巅峰，财富和人口也已经逐渐逼近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的极限（武帝前期对南越、东南、云贵的吞并，侧面证明当时中原剩余可开发土地已经不多，有必要需要寻找新的疆土——哪怕这些土地的开发潜力远不如中原）；而反观匈奴，虽然整体依然强大，但因为人口按照发展趋势计算，已经提前逼近草原承载力极限，已经有内部不稳，衰落分裂迹象。

所以，以进击代替回避，以斗争代替隐忍，其实是合适的。何况从大历史角度来看，国运自有兴衰周期，汉朝在内部生产力即将触顶的情况下，如果既不能出现技术革新解放生产力，又不能找到足够的新增可开发土地，这种情况下也有必要跟匈奴决战——对外打破最大的国家威胁，对内借此机会强化改革，完成生产关系的调整和财富的重新组合分配，这样才能为国家争取更长久、更舒适的生存环境。如果继续拖下去，不仅有可能错过对匈决战的最佳历史时期，内部也会因各路豪强的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而导致矛盾积累。拖下去，如果匈奴出了一位雄主，汉朝却在逐渐陷入内部阶级矛盾而不能自拔，那历史就有可能改写。

在这种背景下，汉武主动发起了汉匈之间的决战。这场绵延数十年的决战，在当时看来确实消耗掉了文景时代的留下的财富，甚至因为汉武帝本人的过于好大喜功，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但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

外部，汉朝彻底击败了匈奴，迫使其走向分裂，从此以后，草原陷入了几百年的混乱，再也不能威胁中原。哪怕中间历经王莽篡汉、三国分裂，这种对游牧民族来说千载难逢的南侵机会，也因为汉武掀起的这致命打击，草原只能对此有心无力。即便再过数十年，到八王之乱，中原彻底溃败，由于游牧各部缺乏统一的组织体系，这种南下也伴随着彼此间的相互攻杀，汉人也正有赖于这种游牧部落的分裂，才得以在仅仅只是初步开发的江南站稳脚跟，延续华夏文明的薪火传承。而如果没有汉武对匈奴的这场决战，恐怕五胡乱华就会提前上演——而当时的草原依然保持着匈奴似的大一统强权状态，而当时的江南，连初步开发都还没有进行，这种状况下，即便汉人衣冠南渡，最后能否躲过追杀，能否将民族、文明的种子传续后世，就真的不好说了。

而在内部，汉武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管后世对此有多少非议，但它第一次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了对中国人思想认知的统一；战争需求下的中央集权，不仅强化了中枢的控制力，也间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重新洗牌——土地兼并和士族豪门崛起因此被大大延后。

总而言之，这一场以斗争姿态展开的汉匈之战，虽然代价巨大，但收益更丰。于汉廷而言，它从此不用再承担外部安全的恐惧，不用再承担巨大的国防开支；于当时的民众而言，虽然汉匈之战确实蒙受了损失，但从长远看，战胜匈奴后，他们承担的赋税也大幅降低，土地兼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大为缓和；

这还是当时的收益。至于历史收益，更是非凡！

怎么个非凡法？

我们可以从朝代、国家、民族、文明四个维度来解析。

汉匈之战的胜利以及衍生的一连串地缘政治反应，不让汉朝这个朝代建立起了巨大的威望。

这个威望，体面在王朝层面，就是汉朝王莽篡汉失败后，得以在“人心思汉”的氛围中继而中兴——甚至献帝禅位后，还能由刘备在巴蜀搞出个季汉，生命力之强无疑伦比；

在国家层面，汉朝的崇高威望，大大降低了其对云贵、辽东、南越、闽越、瓯越乃至西域等新开拓的生存空间的经营成本，对中国新增版图的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民族层面，汉朝的威望，协助中国人实现了从华夏族到汉族的概念升级——周朝时被作为非我族类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他们与华夏族的融合持续了数百年，直到汉朝，才在汉族这个崭新概念下，以文化的形式真正融合到了一起。换句话说，中国人在这时，才彻底实现了由血缘民族向文化民族的转型——而后者的边界，无疑比前者要广阔的多。

文明层面。汉朝的威望，使得华夏文明第一次冲出传统中原地区，得到传播到今天东亚大陆上的几乎所有地区——而且这种传播跟以前不同，它并不完全依仗于汉族物质层面强力干涉下，异族的被动屈服；更多的是异族在见识到了汉室威仪后，精神层面的主动认可——东亚世界的异族，从这里开始，普遍形成了汉文明为上等文明的心理认同。

这一切，都是汉朝的历史遗产。而这些历史遗产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汉匈之战的胜利！

而贪图眼下繁华，该斗争时不斗争呢？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也有，就是北宋。燕云十六州，不仅是中国故土，也对北宋防务体系同样至关重要。

按说这样的地方，但凡国力具备，无论如何都得夺回来。早期时辽国兵强马壮，暂时无力图之，签个檀渊之盟也算可以理解。但随后百年时间里，为了贪念繁华安宁，竟然真把盟约当成了不可逾越的雷池——这等于是为了眼前之苟安，把自己的国家安全置之不顾。

而下场大家也知道了——大宋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巅峰期，随着时间推移国力下滑，既没有了足够的军事能力，又没有燕山地缘屏障加持，所谓的东京梦华，最终就在一朝之内成为齑粉。

过去很多人还以檀渊之盟维持的宋辽百年和平而为之辩护。但看今日欧盟之状——如今任人拿捏的欧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翻版的北宋？国家安全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系于人手，再多的繁华，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你自己不想走出舒适区，哪怕就算你的敌人现在也跟你一样，二者之外，也会有你想不到的敌人出现。

其实大宋也不是没有试图改变，王安石变法的富国强兵，就是想重掌自主权——获得足够的地缘保障，重建强大防务体系。但宋神宗和王安石君相，最终还是抗不过建立在无保障和平基础上的地主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及强大的历史惯性。

不过饶是如此，宋朝某种意义上还是靠这次走出舒适区的变法，最终得以苟延残喘——毕竟这次改革还是锻炼出了一支能战的西军。虽然这支军队也并没有挽救北宋的命运。但至少在南宋开国立足未稳时，为它提供了军事支撑——后来的所谓中兴四将，除了岳飞，其他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皆出自西军。

总而言之，该斗争时就得斗争。很多人以为斗争是一种消耗。这话没错。但收获与付出，本来就是相伴相成的。最怕的，就是你该斗争时不斗争；等天下形势改变，你不得不斗争时，突然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丧失了斗争的能力和时机。真到那时，你努力创造的一切，所钟爱的一切，都将只能成为敌人的盘中餐下酒菜，留给世人的，就只剩下《清明上河图》的遐想，和《东京梦华录》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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