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周边刑事重罪律师哪里找，欧洲打击恐怖主义

撰文丨 俞盛宙

10月16日17时，在位于巴黎郊外的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发生持刀袭击事件，当地一所中学的史地教师萨缪尔·帕蒂遭“斩首”遇害。袭击者是居住在百公里外的俄罗斯车臣裔18岁少年阿卜杜拉·安佐罗夫。

遇害的法国教师萨缪尔·帕蒂（法新社）

路透社报道，帕蒂在当月早些时候的课堂上展示涉及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激怒了一些家长。一名网民自称是帕蒂学生的父亲，在社交媒体上传一段视频，指责帕蒂是暴徒，呼吁网友签署“别让帕蒂碰我的孩子”。但另一名学生家长告诉法国媒体，帕蒂的行为并无失礼之处，他在展示漫画前已经告知学生：如不愿意可自行离开教室。多名反恐检察官证实，这起袭击与恐怖组织有关。但熟悉案情的调查者表示，先前没有迹象表明凶手是极端分子，他也不在反恐部门监视名单之列。

翌日，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定调“世俗主义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支柱，却成为这一卑鄙行径的攻击目标”。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态维护世俗价值，这一方面引起了欧美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同，但另一方面却点燃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怒火。

无独有偶，10月29日，法国尼斯发生恶性持刀恐袭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行凶者在圣母大教堂附近作案，导致3名无辜市民遇难。凶手现年21岁。

11月2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生枪击恐袭，据悉有6处地点发生连环袭击，造成严重伤亡。凶手被当场击毙，现年20岁。

11月2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发生枪击恐袭。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查理周刊》与言论自由的限度为焦点，从历史交往的维度切入驳斥简化的文明冲突论，借著名哲学家阿甘本的视角探讨世俗化和亵渎，思考“仇恨言论”、绘画自由等具体问题，为反恐提供了某种观念上的思考角度。

今天也适逢法国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特大恐袭五周年。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之下，这些讨论与反思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抵御恐怖主义的威胁。毕竟，要清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首先需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而在更宽阔的维度中，法国、奥地利面临的困境也正是世界的困境，因为世界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整体。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历史分梳上下半叶可参照柏林之于伦敦、莫斯科之于华盛顿，那么前者作为既定秩序的挑战者、后者作为把持正当性的守成者，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对充满张力的关系。倘若跳脱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分界，悠悠地上溯至西方文明的根源，我们便能在两希（希腊与希伯来或曰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即理性与信仰、思辨与启示、启蒙与律法的中探抉古典形上学与神学这两种道路，它们向内开出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在普世观念已无远弗届的后冷战时代，不禁要问，即便世界大同尚非目力所及，但普的是谁的世？这是否有隐然的霸权的强加？进而，我们是否因漠视这一通名的种类差异而自欺地以为这只是程度的分别呢？

笔者首先在此提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已然斑驳不堪，不应再拘囿于这八种粗疏的文明范式的划分。我们必须考虑到诸种对“文明”这一谓词的质疑：例如，文明的坚实性未获历史事实的完备支持；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凌驾于文明之上；文明不具备代行国家意志的功能；文明内的冲突并不少于文明间的冲突；全球化及由此引发的南北问题（例如叙利亚、库尔德等难民的流动和管控），后工业时代技术发展造成的代差等都是导致冲突不可忽视的驱动力。显然，无论是以价值观还是文明类型的化约为判准均未免偏狭。在此地基上，抱持种种多元主义的姿态也同样不能一概而论。

01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本身

先天具有不可调和的龃龉吗？

我们不妨尝试仅就客观的地理版图出发来刻画一条分界线，姑且提出“跨地中海之争”。我们以地中海-高加索这一北纬40度上下的广阔的五海三洲交汇之地为空间标尺，北侧自西向东由伊比利亚半岛起，经科西嘉和撒丁两岛、亚平宁半岛、南巴尔干希腊半岛穿越黑海取道东北抵近克里米亚半岛入外高加索并以此为东端的终点，南侧则自西北非的摩洛哥向东直行至连接亚非的西奈半岛，尔后东进北上达至地理上连成一片的辽阔的中-近东地区（从德黑兰到安卡拉）。地中海及其延伸线的西侧和北侧为主流的欧洲天主教国家和东方的拜占庭的东正教继承者们（但世事无绝对，西巴尔干有若干国家和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相应的，我们统称的中东北非地区却是清一色穆斯林国家。

是十字架对峙弓月吗？固然，中世纪绵延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以攻陷耶路撒冷重夺圣城收尾，而在更早时，摩尔人就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自公元711年起开启了征服伊比利亚的漫长战争，直到七个多世纪后遭逐出卡斯蒂利亚（代指西班牙）被反向殖民为止。但我们也不能遗忘在阿拔斯王朝达到巅峰并迤逦数个世纪的“百年翻译运动”，更不能否认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当时的意大利人将阿拉伯语文献再转译为拉丁文，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亚里士多德及后续希腊化时期的著作经由阿拉伯人的中介再次回传欧洲，换句话说，西方文明并非铁板一块地产自西方，若没有阿维森纳的哲学和医学、伊德里西的地理学和极为博学的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开拓和对犹太教学者迈蒙尼德至深的影响就没有板结一块的“西方文明”这一能指（这也是笔者反对非有机的刻板文明说的实证理由之一）。

2015年1月6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袭击，造成至少12人遇难。

费了这些周章，无论是划定地理范围抑或撇下文明的区隔说而单向度地转向宗教战争，个中目的既非为回溯历史之故而为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张目，也就自然不牵涉其正义与否的价值判断之考察，亦非肤浅乃至愚妄之极的暗示某种隐晦的“建墙说”（用物理分隔抹杀人口流动或交杂或分散而居的事实，例如法国的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近10%，超过600万之众，这与法国的殖民史分不开关系，移民或来自早期的穆斯林军团在二战后解殖浪潮起则主要源自北非马格里布的劳工）。问题只聚拢在一个焦点上：回归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本身，这二者之间先天就有不可调和的龃龉吗？如果再添上时间轴（文艺复兴的反向吸收足以破除地理乃至心态的界限），在当前的局势下，是否必然如此？笔者认为，只有解答了这些诘问才能切入并切割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自身。

我们不妨接续古典的两希难题而转出基督教。略去历史的嬗替，首先厘清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源-流关系。纵然二者都居于信仰与启示这一边，但犹太人的弥赛亚是特称的，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民族。基督教则是前者的一个教派，耶稣凭借十诫颁布新的律法并教导他的十二门徒，它广纳外邦与本族的信众，悦纳众生，这明显与旧约中的立约不同。犹太人信仰的是独一真神耶和华而非基督徒信靠的三位一体（对前者而言，耶稣既非人子也非先知）。不过，旧约的人和事都预表了新约，亚当失败的试探、人的罪负与亏欠都在耶稣这里获得了完满。耶稣的神人二重性在约翰福音中写作“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身子的荣光”。

且不论及极其艰深的神学义理的考究，笔者认为，“道”的普世性一方面勾连了天国与尘世，另一方面在教义中“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譬如我们在教堂常见的十字架上的受难耶稣（并非偶像崇拜）仅作纪念之用而与领圣餐中包含的隐喻是殊为不同的。这是否说，有形的图像或塑像不具备神力，在犹太教那里偶像崇拜限制了神的荣耀因而是禁止的，而只是人的假托想象呢（新教只有十字架而不立像）？这一对偶像的教义与伊斯兰教的禁止是不同的，对于因信称义，我们唯有保持敬意。

但让我们进一步追问，秉持政教分离的法国是否能够用它的世俗理性来描绘画像并因此亵渎伊斯兰教的先知呢？

《渎神》，作者: 吉奥乔·阿甘本，译者: 王立秋，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让我们从乍一看来令人惊骇的阿甘本的《渎神礼赞》这篇文本中来寻找答案。阿甘本提出，神圣或宗教是以某种方式归属于神的东西，因而被移出自由使用和商业的范畴；既不可被出售（如查理周刊）也不可被留置，既不能用来换取使用权，也不能承载劳役，任何侵犯或违反此种不可用性都是冒渎的。

马克龙推行的行政命令将宗教漫画分发给全法中学生，他给出的理由是法国是世俗国家，无论是对宗教抑或政客民众都可以批评，这是公民首要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从狭义上说，倘若奉圣意味将事物移出人法的领域，那么，渎神就意味着使这些事物回归人的自由使用。必须强调，回归人类共通使用的事物是纯粹的、渎神的和免于圣名的。通过一丝不苟的仪式，献祭许可一物从神圣之外进到神圣，从人的领域抵达神的领域，反过来说，仪式的参与者通过触染，即触碰祭品的内脏器官甚至食用它而去魅。

阿甘本的洞见还在于从词源上指出，宗教（Religio）并不指人和神的统一或联结，而是为了尊重神圣与神圣之外的分隔而必须遵守的形式。与此相对，玩忽是指在事物及其使用，在分隔的诸形式及意义面前的一种自由、分心的行为。反观马克龙在接受阿拉伯世界最有名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时宣称的“我的职责是平息事态，但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我将在我们的国家永远捍卫言论、写作、思考、绘画的自由”，这一宣言乍一看是占有普世正当的，可是不是无需辩护而自明的呢？如所周知，安全和国家利益是政权的内外目的。但我们不得不检讨的是他声称的“保护这些权利”究竟是否有盲点，是否侵占了某一群体的权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将思考的自由和其他种种行动的自由并置已然犯下了范畴错误。

02

恐袭语境下的言论自由，

自由并非无边界

其实早在2015年1月查理周刊12名漫画家被恐怖分子血洗之后，就有人打出了“我不是查理”的口号，合并公民课教师帕蒂被车臣裔少年当街斩首后法国人再次交杂着愤怒与感怀凝聚在一起打出的“我是教师”（Je suis enseignant）声援世俗化及言论自由的具体行动，我们至少要足够冷静与清醒地反思其中的实质。这一“我是”的逻辑一脉相承，很容易引起欧盟、西方世界的站队和最广泛的认同。十月的最后一天巴黎索邦大学已经为帕蒂举行国葬并追授最高公民奖章——荣誉军团勋章。

帕蒂被车臣裔少年当街斩首后，法国民众走上街头，手举“我是教师”（Je suis enseignant）的标牌。

对于反人类的恐袭、对激进的极端分子犯下的罪行我们决不姑息，但马克龙破天荒地头一次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关联起来。以往的用词均是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分子等，这一次使用的是缠绕的“带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特征的恐怖袭击”。这一用语无疑彻底激怒了全球近二十亿穆斯林信众。伊斯兰世界从南亚的孟加拉国到西亚的土耳其再到几乎整个阿拉伯半岛政要与民众，发起了规规模浩大的抵制法国货运动，而法国总统本人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清醒的穆斯林民众在强烈谴责恐怖袭击的同时，也拒绝认领法国的失当指控。

再次重申，笔者决不支持这些情绪化的行为及可能引发的残忍乃至惨痛的后果。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样的官方声明隐含着不公乃至不义，可能会导致仇恨言论与独狼式恐怖袭击“最小代价，最大毁伤”。“因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而罹难并因此配享人间最高荣耀与侮辱非本土宗教的先知的法理正当已然预设了二元对待的政治正确的潜文本，言论自由覆盖了宗教禁区，习惯法高于神法，但此种加冕是对惨痛的弥合抑或称许自无价呢？不容忽视的是，这里造成的不公是长期以来对特定族群不同选择和政治偏向的结果。例如，反犹在法国是重罪，因言足以获罪，但由于以色列是西方的盟友，这一敏感议题在涉巴以议题等现实国际政治利益上，公民更是不可公开发表与主流价值相悖观点的言论禁区。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从规范性的消极面来说，自由当然不是无边的。法国的法律有关言论自由的边界或者说界限有十分明晰的内涵：辱骂、诽谤、损害国家利益、颂扬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以及因一些群体的籍贯、种族、民族或宗教而挑起对其的仇视和暴力均是犯法的。

如此看来，不仅恐怖主义应当扼杀在摇篮之中，仇恨言论也同样触及了世俗法的极限，这些都无可厚非，更符合人类的良知。然而，可以看到，“我是查理”与“我是教师”宣扬的团结是具有排他性的，“我是则你不是”隐含的是针对特定族群而不只是反恐怖主义，二者（作画的自由和展示的自由）均已经实际侵犯了穆斯林群体的信仰。

事实上，2015年否认“我是查理”的认同的民众既有穆斯林、犹太人，也有白人天主教徒和左派人士，他们要的不是这句口号下的虚假团结，无论就理据还是作为转嫁社会矛盾（如近年来的黄马甲运动）的缝合点而言，笔者认为查理周刊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作为自由的旗帜而竖立。拥有超过两千万穆斯林信徒，占总人口约15%的俄罗斯在马克龙提议分发漫画之后，克宫便明确表态：伊斯兰教是该国的第二大宗教，会尊重教义不可能去印发伤害信众感情、激起冲突的漫画，这不仅是出于实用或者实利的政治操作，也是维护族群和睦的必要之举。

双重标准、族群冲突、片面的政治正确、价值观的贴标签式站队、现实的贫富差距，凡此种种都不是言论自由可以简单遮蔽的。

03

受到威胁的身份认同

按照巴迪欧的说法，在此事件中存在三种主体性：中产的，积极的拙劣仿同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的。三者所指自已昭然若揭。其次，身份认同问题。恐袭发生后脸书上的法国三色旗滤镜头像，推特上的“我在露天座上”（je suis en terrasse）意指无惧外出并透过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的日常将其作为抗击恐怖主义的宣言和共构了阐扬人道主义精神，表达悲伤，同仇敌忾的集体话语。

但根本原因也许在于“您是一种受到威胁的身份认同”（Frédéric Worms语）。此中的威胁何解？联系到恐袭后不几日即出的法国漫画家乔安·斯法尔的“巴黎即爱”的漫画中可以看出端倪。巴黎漂浮而不沉没（Fluctuat Nec Mergitur）”。乍看起来，爱战胜恐怖，希望战胜死亡是再美好不过的人性光辉。但若我们仅仅止步于此便根本无法了然在此之下埋藏的种种预设和危机。

西方社会越来越只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优生宜居等范畴，生存的理由和理想愈益缺失。道德和文化的虚弱也给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扫射无辜者的法籍恐怖分子大叫“都是你们的总统奥朗德惹的祸”，这时的他们根本不认同自己的法国人身份。毋宁说，他们是在地的局外人。

时任总统奥朗德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如是定调说，“我们开展的不是针对一种文明的战争。我们进行的是反对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的战争”。这次事件法国舆论出奇的一致性在于人们已经抛弃了文明冲突战争的论调。

但悬置文明冲突，回归形塑法兰西文化之内部的法国人、认同被阐扬的法国价值观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要言之，不是身份认同的被威胁，而是是否能找到某种路径打破意识形态的屏障，构建物质往来交换和无条件的友爱的政治是此间关键。反观世俗法治下的法国，处于缝隙中的、被撕裂的饱尝自由与平等双重叙事深刻抵牾的异教徒接受象征叙事的收编和招安（若太尖锐我们也不妨顺着说，即向往成为文明的欧洲公民），但在更高层级的所谓认同政治中的归化却难以合和，无法融入。

给予不一定不是强制，哪怕是柔性的，哪怕是最大公约的。生为被动者的吁求和对生存权的呐喊，乃至捍卫其独异性，并未被充分纳入共和体制中来。西方的世俗与神学价值观：启蒙与基督教二者的内在悖论都无法为如今的危局提供解药。启蒙的世界主义预设了公民和非公民的边界，对于后者它向其关闭边界，这正是自体免疫的逻辑：自我保护并自我摧毁。

反观恐怖主义遵从的并非是全然的毁灭逻辑，更确切地说，它遵循的是一种个人关系。这是终结于真实（过量的暴力的溢出）和在真实中终结（自杀、暴恐活动）的辩证圆环。恐怖主义既不是权力和反权力的外部力量之间的内在共谋，也不止是自我毁灭的欲望。

毋宁说，它力图在现实中重获一个据点，是把自我牢固根植到身体现实（个人生命被交托出去作为赌注）中去的一次根本尝试。它意图抵制去-存在感，仇恨的种子乃至圣战思想在很小的时候业已萌芽，此世不稀罕过活，带来无法忍受的破灭。恐怖分子在对抗非差异逻辑的过程中，试图为某些失去意义的事物恢复意义（因其反人类性，这无法得到辩护）。但溢出的真实只是如此这般的一种能指的幻象，加剧了现实中的冲突。

04

宗教不是犯罪的借口，

但世俗化的亵渎可能引发恶性循环

笔者认为，反转并颠覆权力的策略既不应假借道德或宗教冲突的名义，也不能借助文明碰撞的幌子，毋宁说，它是作为全球化权力的简单的、不可接受性的后果而呈现的。

我们也决不会美化巴黎东北郊尤其是93省等犯罪率极高、极端主义氛围一触即发政令不通的划地分治的法外之地。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的自私自利，即将难民阻挡在地中海以东或拉芒什海峡以外导致的内外动荡有关；另一方面，随着民粹主义在法国的抬头，收紧移民政策、散步仇外言论的趋势与温和穆斯林人口政治与宗教认同出现撕裂。即以法语为第一母语，认可自己是法国人但不接受随之而来的世俗化都加深了主体白人与阿拉伯人的对立。

在如今疫情骤升、经济与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殖民时期债务遗留问题都不能很好地因应和处理的当下，共和理念主导下的“融合”岌岌可危，作为有历史包袱和大国雄心的法国，如何维持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是其避无可避的重大任务。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作者: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译者: 季广茂，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5年4月

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它能够与自身的图像相互交换、映射自身，并在理想的能指中找到等价物。可被摧毁的就是这样的等价物。换言之，恐怖主义所象征的不正是一种侵入的、非对称的内在暴力，象征一个社会所促成的自我内爆的倾向吗？

鲍德里亚预见到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否定主义的社会之中了，不再有什么是真实的了。对现实的否定本身是恐怖主义的，但反过来又有什么不是从真相和事实原则的恩典中堕落的牺牲品呢？毕竟与现实的搏斗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我们却浑然不觉。齐泽克认为，要在欺骗性的现实和真实的某种坚硬的肯定性内核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最终是不可能的。（《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9.11及相关死亡五论》）

11月2日，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发生了恐袭，罪犯是一名身体健壮，装备精良现年20岁的马其顿裔奥地利人，其在市中心犹太会堂外发起无差别射击，射出100多发子弹，直接酿成至少5死，23伤的惨剧。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表示，他的国家长期被视作免于恐袭的有福之岛，但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表示，没有安全的世界就不会有安全的国家。可谓一语中的，也命中了本文的立意。比起始终总是被瞄准的法国，比起在文明、宗教、政治、经济中的叙事，奥地利抑或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西方小国经历的惨剧无疑更深地刺入了时代的症结。

11月2日，音乐之都维也纳发生了恐袭。

行文至此，抛出提纲挈领式的结论。依笔者之见，宗教从来不是犯罪的借口，但因亵渎而刺激狂热分子引发的后果实乃不可置换的因果循环。

如果说无知和自我隔绝是人性的阴暗面，那么对理性朗照的高阶价值的自诩以及对极端分子和自由战士“为我所用”的双重判准（如在对叙利亚努斯拉阵线、“白头盔”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霄壤态度上）就必要承受由此产生的次生危机。一句话，我们倡导的避免煽动仇恨暴力的具体行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包括对宗教的尊重，而言论自由唯有勾勒和明晰二者间的边界，或至少应当从寻求适度的平衡点开始做起。至于反过来说，在实际操作的宗教宽松政策是否是滋生犯罪和暴恐乃至“占山为王”的诱因（过于纵容放任）并非本文力所能及。

不过无论如何，教育的批判精神怎样抵御原教旨主义的灌输确乎是法国的公民教育亟待反思的。在此意义上，帕蒂老师的做法是不正当的，他让穆斯林学生不想看就离开教室触犯了更基本的人权。如果说伊斯兰分裂主义仅限于有限的、证实条件下的使用（恐怖袭击的相关语境），那么反过来，不能让社会分裂并重新找到黏合剂才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在武力打击和文化融合之外需要寻得的门径。

倘若还要为结论再添一个附注的话，那么我很愿意以阿甘本的这段话作结：资本主义本身，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现象，它是寄生性地从基督教那里发展出来的。它为三个特征所界定：首先，它是一种崇拜的宗教；第二，这种崇拜是永久性的；第三，资本主义的崇拜并非指向罪中所获的救赎或对罪的救赎，它指向罪本身。崇拜不是要偿赎这种罪，而是要使它普世化。

既然是一种隐藏的拜物教，再论（资本主义的）文明国家的世俗化权且三思！

撰文 | 俞盛宙

编辑 | 宫照华

校对 | 赵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