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再审律师法斗士，找再审律师法斗士可以吗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认识郭利的人，都说这首歌里唱的就是他。

郭利，男，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8年之前，他的人生一直是令人羡慕的：天资聪颖，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长大后精通德英双语，成为业界有名的同声传译师，而立之年就年薪百万，经常出入钓鱼台国宾馆和知名公司外企的会场；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夫妻恩爱。

2006年2月，在郭利38岁的时候，迎来了生命中最大的惊喜—宝贝女儿降生。中年得女，郭利对女儿视若珍宝，经过千挑万选，他为女儿选择了当时在主流媒体上做广告，号称“百分百进口奶源”的“美国施恩”奶粉，作为女儿的“口粮”，因为妻子身体不太好，他几乎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都花在照顾女儿上。

转眼到了2008年6月，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施恩也有4个批次奶粉被检出三聚氰胺严重超标。联想起女儿平时食欲不好，发育也比较慢，9月郭利带着女儿去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仅仅两岁半的孩子“双肾中央集合系统有数个点状强回声”、“尿混浊”，明显的三聚氰胺中毒症状。

考虑女儿唯一食用的奶粉就是施恩，郭利第二天即开始向奶粉销售商和生产厂商施恩公司投诉反映问题，但施恩却声称除了国家抽检的四批次外，其他批次奶粉都是合格的。

谈不拢就继续收集证据，2009年4月，郭利将女儿吃剩下的奶粉送到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三聚氰胺含量达到132.9毫克，超过国家限量132倍。同时，郭利还请美国的朋友帮忙，花费十几万，调查施恩公司的资质。结果得到一个更惊人的发现：这个包装上印着美国国旗，号称“百分百进口奶源”的施恩竟是个假洋鬼子，公司压根就是中国的，在美国注册地只是一间生产医用手套的破房子。

千挑万选选来了毒奶粉，无比信赖的品牌是一场骗局，视作珍宝的女儿不到三岁就患上了肾结石，换做是你会怎么做？

郭利选择了曝光。他一边继续索赔，一边将调查所得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这下施恩公司急了，施恩的控股公司是雅士利，当时雅士利正准备上市，哪经得起郭利这么“折腾”，于是，施恩公司公开向公众道歉，并于2009年6月13日，与郭利签订协议，支付40万元人民币作为赔偿。

6月15日，施恩公司董事长向社会公开道歉，承认：“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还向其他52名患儿支付了数额不等的赔偿金。

当时，郭利觉得维权事件已经划上了句号，注意力也开始转向工作和女儿身体的康复上。然而他不知道，人生的转向才刚刚开始。

2008年这场沸沸扬扬的毒奶粉风波，波及了3000万婴幼儿，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高达30万。当时普遍的受害者补偿方案是：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

郭利得到了40万元赔偿款，是普通赔偿的200倍。一时之间，他成了万众瞩目的“维权斗士”，各路媒体纷纷向他发出访问邀约，郭利也很配合。多年后他回忆起来，说自己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给广大家长们提个醒，让更多人不要重蹈自己覆辙，让更多宝宝免受毒害。

6月25日，就在郭利获得赔偿款不到半个月后，北京电视台分上下级播出了采访实录《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完整公开了郭利的维权经历。

节目播出后4天，2009年6月29日下午，施恩公司北区销售总监段庚惠给郭利打电话，后来电话录音记录，段庚惠在电话里反复对郭利说“你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讲出来”，貌似很有诚意约郭利出来再谈一谈。

对于施恩公司突然打来的电话，郭利开始并没有思想准备，第一反应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但看到段庚惠态度非常诚恳，最终答应出来见面。

2009年6月29日当晚，施恩公司与郭利及其母亲约定就赔偿事件在翠宫饭店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施恩方面两名代表自始至终表现得非常积极，一再对郭利说”你再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照实说，可以继续再沟通，也都没有问题“，还要求郭利将赔偿理由和要求全部整理成书面申请。

对于施恩公司前倨后恭，态度一百八十度大变样，郭利并没有多想，他认为自己为女儿寻求更多的保障合情合理，并且他是谨慎的人，对自己做事有充分的自信：“我讲的都是基于法律的问题，我是有证据的。”

最终，郭利提出了3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额，并与施恩公司签下赔偿协议。

协议是在北京签的，但施恩公司却要求郭利到杭州承兑。据郭利的母亲回忆，7月22日早，儿子带着她抵达杭州，处理完一些工作上的事，当晚和她以及两个朋友一起去吃夜宵，刚走出餐厅大门就听见有人说“警察”！没等反应过来，儿子就被带上了一辆陌生汽车。当时郭利还帮母亲背着背包，甚至没来得及回酒店取回自己的随身物品。

郭利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带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一开始他整个人都是蒙的，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请警方赶紧把背包给母亲送过去，因为里面有老人每天都要服的药。

几天后，郭利被辗转带到广东潮安，坐在审讯室里，郭利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6月30日，也就是施恩公司主动找他“再次谈一谈”的第二天，施恩公司就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告他“敲诈勒索”。

郭利后来回忆，当时他并不太慌张，因为以他的法律常识，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纯粹的民事协商案件，与“敲诈勒索”这种刑事责任完全无关，他坚信自己很快会重获自由，甚至都想好了要原谅公安机关搞出的这起“乌龙”。

当时郭利请的辩护律师是代理过念斌案的张燕生，张律师发现，雅士利6月30日就向警方报警了，所有提交给警方作为郭利“敲诈勒索”的罪证都发生在6月30日报案之后。

张燕生律师

为了证明郭利“敲诈勒索”的罪名，施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长达50多个小时的录音，全部是他们在同郭利第二次接触后暗中录制的。张燕生把这些录音全部整理完，发现郭利被控告敲诈勒索的证据均来自施恩方面的精心设计，郭利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张燕生自认在一审中做出了堪称漂亮的辩护，但最终被驳回。

2010年1月12日，广东省潮安县法院一审判决郭利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判决后，张燕生立即约见郭利，准备帮他诉。2010年2月5日，潮州中院二审裁判，维持原判。

郭利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判决结果，他在律师张燕生的帮助下，继续上诉。

当时，作为施恩公司的控股公司的雅士利集团，老板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给司法部发函，要求严查郭利的代理律师——张燕生律师。理由是这个律师经常散布不利于公司的言论，损害公司名誉。

接到举报后，司法部认真介入调查，发现律师没有问题，案件却经不起推敲。2010年5月底，广东省高院称“此案在程序上存在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确有错误”，发出再审决定书，要求再审。2010年12月30日，潮州市中院再次裁定，原审裁判的“审判程序合法，量刑并无不当”。

至此，郭利案彻底反转，施恩公司从被告变原告，郭利，从中产精英沦为阶下之囚。

维权斗士变成敲诈犯，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有些人对郭利表示同情，但也有很多人边围观边窃窃私语“郭利太贪心”，“仗着自己有文化，捅娄子了吧”，“人家都赔那点钱，就你娃金贵？"

郭利的家人也一度不理解。他们频繁从北京去看他，坐了飞机再坐汽车，千里迢迢折腾一次，只能见二十分钟。记不得第几次见面的时候，父母开始劝他认罪减刑，因为只有认罪才能减刑。可他们这话刚开个头，郭利就说你们回去吧，转身走向牢房。

老两口虽然没成功，好歹开了个头，后面是亲戚、朋友……他们前赴后继地努力，但最终都被郭离挡了回去，他有条不紊地讲法律条款，阐述自己的罪名不成立的原因，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当然，郭利知道大家都是为了他好，他也知道聪明的做法是先认罪减刑，出来以后再翻案。但是天生的倔强不允许他低头，哪怕只是权宜之计。

“在诱惑和是非面前，我认是非。”出狱后的郭利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只认是非的郭利满满当当坐了5年牢，一天都不少。5年牢狱生涯，跟各种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对于他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想象。

只知道2014年7月郭利刑满出狱，此时的他患上营养不良，同时腰椎退行性改变，必须依靠拐杖才能行走。更令人唏嘘的是，在他服刑期间妻子就跟他离了婚，也拿走了女儿的监护权，多年不见，女儿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追着他喊爸爸的小妞妞，对他充满了疏离，总是避而不见。

失去了事业，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女儿，郭利几乎一无所有。

生活只剩下一件事：上诉。

出狱后不到一个月郭利就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了上诉。之后为了搜集证据，郭利拄着拐杖在北京和广东之间往返无数次。

2016年8月8日，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郭利没请律师，全程自己辩护，案件的各种证据，法律的规章条款，他早已倒背如流。第二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改判郭利无罪。

判决当天，从法院走出来的郭利一脸平静，他对记说，“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沉冤得雪，但对于郭利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说“我是对抗性选手，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

而此时，雅士利集团已在香港上市，2018年7月31日，郭利向香港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雅士利集团赔偿4000万美元。

40万，300万，4000万，有人会问，郭利是不是要得太多了，所以才被告敲诈？对此，罗翔老师一锤定音：对于私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对于公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禁止的，这才是法治。

郭利能成功吗？一切尚不可知，但令人欣慰的是，据说郭利的女儿在网上看了关于父亲的报道，终于不再回避他，而且立志要当一名律师，成为父亲的辩护人。

祝郭利终得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