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多年可以找律师吗，离婚律师的长线战争：“所有最终走向决裂的人，曾经都是相爱的”

婚姻家事领域常被视为律师界的“低端业务”，行内流传着一种说法，“刑诉律师见证人性的善，婚姻家事律师见证人性的恶。”（受访者供图）

一桩离婚官司是从当事人走进咨询室开始的，律师邹露璐对这套流程不陌生：当事人携带着各自灰败的婚姻经历，坐在婚姻家事律师面前，带着不甘、愤怒和眼泪。邹露璐通常承担倾听者的角色，她知道，对于下定决心要离婚的人来说，一切刚刚开始。

婚姻家事律师面对的是一道道长线战争。那些隐秘的家事，原本发生在房门之内，如今需要外人审视，依托法律解决争端。

一对夫妻想要离婚，通常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去民政局协议离婚，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第二条路是去法院诉讼离婚，如果调解不了，流程将会拖得更加漫长。邹露璐手里同时转着13个案子，时间跨度的标准单位是“年”。她手头有一桩案子，两年前的夏天接到咨询，2022年上半年刚刚结束二审。

律师莫珣珣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诉讼离婚，一般会有一个月的诉前调解，调解不成，则进入法院的审理程序，简单的案件三个月，复杂的要六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第一次诉讼离婚，法院大概率判不离。

莫珣珣说，婚姻法中支持离婚的依据是“感情破裂”，但现实中“感情破裂”的情形难以判定，除非存在家暴、重婚、遗弃、虐待等情况。莫珣珣接待过一位女士，长期遭受丈夫家暴，法院第一次还是判不离。莫珣珣说，家暴的取证确实很难，但也没有离不了的婚。

按照规定，第一次判决不离后，除非另一方起诉离婚，否则必须六个月到一年以后才能第二次起诉。第二次起诉，法院大概率判离。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就会开始做转移财产的准备——有人每个月买一只奢侈品包，有人开始做有风险的投资。即使申请了财产保全，一审结束后也会面临解冻。“事前防不住，事后也难以证明是恶意转移，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夫妻俩辛苦积累下的财富，有人宁愿花掉，也不愿意对方多分一些，莫珣珣很难理解那种心态。

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一对难以调和的夫妻会走向不同的岔道。

对簿公堂时，有人锱铢必较——一对为了五块钱离婚的夫妻，会计较一包纸巾、一瓶矿泉水的钱；有人老死不相往来，夫妻开庭全程避开，说走到诉讼时才终于看清了伴侣的真面目；也有人被律师拉进调解室，剧烈争吵，几乎要出动法警维持秩序，走出调解室后两人却决定放下，相逢一笑泯恩仇，所有先前的矛盾都顺利达成共识，连律师都感觉讶异。

经济实力旗鼓相当的一对夫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时，列表一样举出房产、经济状况、夫妻二人的父母是否有余裕带孩子，发现所有条件都几乎打平。最后，一方拿出高德地图导航，以距离孩子的幼儿园更近一些作为优势。一位律师解释，这不过是68分和70分的区别，法院不会因为这两分就倾向某一方。有时，共同财产不止囊括房子和股票，宠物的所属也会导致整个谈判的失败——一位律师曾碰见一对高净值夫妻，“几个亿的资产都谈下来，最后因为一条狗谈崩了”。

“家事婚姻律师碰到的案件，从民法典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一位知名律所合伙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行内流传一句话：“刑诉律师见证人性的善，婚姻家事律师见证人性的恶。”看遍了婚姻家事纠纷，“见过了很多挑战三观的事情”，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梁瑛说，做婚姻家事律师，是一个不断对人性降低预期的过程。

2022年7月，首部讲述婚姻家事律师的纪录片《亲爱的敌人》上线，跟拍了二三十个婚姻家事案例。导演肖姝说，拍摄时她的第一感觉是惊讶，“我没有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真的愿意来找律师打离婚官司，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

《亲爱的敌人》监制唐剑聪起初受邀拍“高大上”的商事律师，团队成员却做得提不起兴致——那些涉及经济贸易的案子“离普通人太远了”。有同事提议改做离婚律师，唐剑聪想到，影视剧里对这个群体的刻画的确很悬浮，拍一部以婚姻家事律师为主角的纪录片，或许能反映出真实的现代婚姻生活。

“婚姻这个事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因为它让人琢磨不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有一千种不同的婚姻和爱情。”唐剑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难靠几条铁律，就把家庭经营好。

片子拍完后，肖姝的同事问她，“你们拍这个片子，是不是越拍越对婚姻失望？”肖姝团队里的一位90后女生原本单身，拍完后结婚了。肖姝问过原因，对方回答：“我在拍片的过程当中确实看到很多爱恨情仇，把婚姻说得很恐怖。但是我也学会了一点：所有最终走向决裂的人，他们曾经都是相爱的。”

纪录片《亲爱的敌人》跟拍了包括邹露璐在内的四位婚姻家事律师，试图反映真实的现代婚姻生活。（受访者供图）

其实就是在赌一口气

一年前，郭静走进邹露璐的咨询室。结婚四周年纪念日那天，丈夫提出离婚，理由是她无法生育。她同意协议离婚，两人分居。

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事情来了巨大的转折：亲戚在一家医院里，撞见丈夫带着一个年轻女子做流产手术。多年婚姻建立的信任轰然崩塌，郭静和女方联系，才得知丈夫早已出轨。咨询过程中，郭静数度哽咽激动，邹露璐问她是不是还爱丈夫，她泪如雨下。

申请法院调令取证时，邹露璐发现，男方在第三者手术同意书上签署的身份是“丈夫”。郭静回到曾经的家中，发现自己搬走以后，家里都是丈夫和其他人生活的痕迹。直到这一刻，郭静才彻底清醒。她提出诉求：男方必须道歉；追回男方向年轻女子转账的夫妻共同财产。

直面婚姻里的不体面，是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常态。

邹露璐始终忘不掉一个案例：妻子常年在乡下老家，在外工作的丈夫安置了另一个家，长达二十余年。儿子、女儿都知道第三者的存在，甚至起过正面冲突，只有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防止妻子知道真相后崩溃，邹露璐提前设计了很多问题，引导她一步步猜测丈夫的状况。到最后，当事人终于说出：“他外面肯定是有人了，是不是还有了孩子？”

熊麒做了十多年婚姻家事律师，他用六个字总结大部分离婚夫妻心里的台词：“你不配，我不甘。”他代理的一个案件，开了八次庭，几成僵局。离婚原因也是丈夫出轨，熊麒代理女方，分割房产时，男方提出将其中一套房卖了折现，但需要三个月时间售出。女方故意掐架式地拒绝，“不行，马上”。

曾捷代理过一桩离婚官司，夫妻双方同样因房产归属陷入僵局。有一套房在妻子名下，丈夫提出过户给孩子，妻子不肯。曾捷劝说她，即使同意，也得等到二三十年后还完贷款才能过户，对她目前的生活没有影响。

女方终于退让，但要求男方写下遗嘱，承诺死后另一套房子也归孩子所有。男方死活不同意，他担心万一未来房子要变卖或置换，“我以后怎么面对小孩？”曾捷劝他，写这份遗嘱其实没有实质意义，“今天写的，明天就可以变更”，只不过是女方在要一个态度。

“两个人为了这个争半天，差点没离掉。”曾捷说，两个人其实就是在赌一口气。

婚姻家事律师更像一个调停者，很少拱火。当事人控诉对方“是个王八蛋、是个无赖”，律师在法庭上不能顺着说，熊麒会自动切换成法律用语，“双方确实感情破裂”“原告离婚态度坚决”。他感觉到婚姻家事律师和其他领域的律师在思路上的确不同，在官司里偶尔碰上其他领域的律师来代理，对方容易忽略离婚双方曾是亲密伴侣，仅仅着眼于财产分割，锱铢必较、寸步不让，更容易激化矛盾。

锦天城高级合伙人郭璇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家事婚姻案件不同于商事谈判，不是压低价格、利益最大化就能了事。“商业案件又没有什么感情，大家做完这一单如果不满意，就不再做了。但是家庭关系不同，有血缘、亲情，特别是夫妻，哪怕没有共同的小孩，你有这么一段感情。”

“法律不会保护你的感情”

初次见面时，邹露璐即向南方周末记者申明“关于婚姻法的最大误区”：伴侣出轨，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吗？“答案是否定的。”从业五年，邹露璐语速带有律师特有的条理和迅疾。有当事人询问，是否需要找私家侦探查找出轨的证据，她直接劝对方放弃，“因为没有意义”。

一位婚姻家事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出轨的成本很小，法律规定财产少分和不分的情形，只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只有当对方与他人同居、重婚、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而且损害赔偿不高，一般只有几万元，他代理过一件轻伤家暴的离婚案，才赔了一万元。民法典之后，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中存在过错，分割财产时可能更照顾无过错方的权益。

熊麒90%的客户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家庭主妇，她们经历婚姻里的失意，走进律所却不一定更青睐女律师。“男律师更懂男人的心思”，“我老公那个人很强势，女律师不行”。

邹露璐总结，全职太太和事业男性的结合，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婚姻结构，因为两人的发展太不同步了。当全职太太走到离婚的关口，会发现自己很难分走丈夫职业发展的收益。每当全职太太上门来咨询，她首先会劝对方，先找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90后律师詹赛男遇到过一位全职太太，离婚的导火索是和丈夫的一次争吵。一次，围绕着一日三餐打转的妻子，询问丈夫什么时候回来吃饭，丈夫在外应酬，回复的语气恶劣：“你是猪吗？就知道吃！”“你就是在家带孩子做饭，让你做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吗，让你吃什么苦了吗？”两人最终调解离婚。詹赛男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丈夫对妻子的不理解，“他不会觉得家庭主妇这个工作也创造了很多价值，所以对她恶语相向”。

偶尔，也会有全职太太展开“反击”。邹露璐接待过一位全职太太，打离婚官司时整个人“人间蒸发”， 把孩子塞给丈夫后就“消失”了，行程连律师也保密，邹露璐只知道她确实在“搞事业”，不是玩票性质。孩子和爸爸不亲，丈夫叫苦不迭。邹露璐推测她的动机：或许是想让丈夫尝尝带孩子的滋味，以正视她过去为家庭的付出。

熊麒遇到很多家庭主妇对离婚都有些胆怯，这来源于婚姻中不平等导致的精神控制。“你离开我之后，能给孩子带来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吗？”“现在每个月我能给你三五万元，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也确实有不少全职太太被这样的话语劝退。

在处理全职太太的离婚案件时，熊麒发现，她们把孩子的抚养权看得极重。一位当事人解答了他的困惑：“一个女人离婚之后，婚姻没有了，男人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如果孩子也没有了，那婚姻就是失败。”他和很多身陷离婚漩涡中的全职太太们分享这句话，对面无一不泪流满面。

如果说婚姻的本质是感情，邹露璐的一句话却让肖姝印象深刻，“法律不会保护你的感情，它只能够保护你的财产。”

作为女性，肖姝起初也对婚姻抱有感性的想法：你要是对不起我，就应该净身出户；你家暴了我，就应该一无所有。做完片子后，她发现，人性是有弹性的，“一个人的行为有时候连他自己都规避不了，但是法律有一个红线的标准。就算一个丈夫或者妻子出轨了，但是出轨这种行为和他前期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其实是两码事”。

有一位全职太太，老公出轨多次，她害怕又沮丧，不敢主动联系那些第三者。她和律师沟通时反复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在肖姝看来，“很多时候当事人来找律师，他总觉得律师要全部站在他的角度，同情他，安慰他。但是律师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情绪垃圾筒，更多的是帮助当事人取得合法权益、重新站起来，走出困境”。

律师只好反复劝这位全职太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能够沉迷于当下，你要勇敢一点，你要寻找自己的出路。”

如果婚姻是一支股票，有人血本无归

曾捷处理过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对当事人说了一句话，让他印象很深。“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你借钱给他是有风险的，利息是你的收益，有收益就有相应的风险。”曾捷觉得婚姻也同样，如果婚姻是一支股票，有人投入了全副身家，结果“大跌，血本无归，那怎么办？”

在曾捷看来，对风险要做好预期管理，“有人说我要精神损失费，要几百万，这个预期就太高。”

虽然婚前协议能提供事前保障，但很多人不愿意写，认为婚前协议相当于等着婚姻结束。“感情这种东西确实会有变化，变化有好有坏，但是我们见到很多离婚的是变坏的。”曾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些婚姻终结于不够了解。詹赛男曾有一个客户，和丈夫相亲认识，在父母催促下结婚，婚后才发现，丈夫一直靠信用卡维持生活，背了一身债。

她还接触过一对闪婚夫妻，丈夫是农村出身的蓝领，妻子做奢侈品相关工作，两人从结婚到起诉离婚，中间不到半年，总共才见面四五次。二人消费观念差异巨大，婚后丈夫提出搬到一起住，妻子拒绝了，宁可在单位附近租房住。詹赛男说，法官大概也看出来两人确实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第一次就判了离婚。

即使感情深厚，漫长的岁月里也难保不生变化。曾捷接过一个案子，一对中年夫妻结婚多年，从大学就相识。妻子坚决要离婚，丈夫找到曾捷，他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于丈母娘的挑唆，夫妻俩本身没有矛盾。

曾捷去和丈夫口中那个强势的妻子碰面，却发现对方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上班之余，还要照料家庭。她告诉曾捷，自己并非心血来潮要离婚，现在一看到男方就很反感，已经演变成心理问题。

这位妻子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以前丈夫忙着做生意，夫妻相处和睦，后来丈夫公司解散，换了份收入更低的工作，他始终觉得女方家人看不起他。他帮忙做家务，碗洗得不太干净，丈母娘说了两句，他就认为女方一家都在排挤他。曾捷觉得他臆测过头了。

曾捷感慨，两人分开可能真是因为价值观不合。“感情本来就是有变化的，婚后，生了小孩，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婚姻可能就会有变。”

让肖姝最惋惜的一个案例，是一对起诉离婚三次的夫妻。两人都是80后，男方学历不高，女方大学毕业，女方顶住家庭的压力和他结婚。婚后，两人的事业逐渐有了落差，女方越来越好，销售工作需要接触不同的男性。男方想抓住女方，经常怀疑甚至恐吓威胁她，女方越来越害怕，躲着丈夫，闹到后来经常报警。

肖姝听了很多男方发给妻子的语音信息，全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其实他们曾经也是相爱的，婚前男方一无所有的时候，女生一定要嫁给他，她图他什么呢？也是一份感情。为什么他们彼此越走越远？”肖姝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

并非所有的离婚都有关背叛和暴力，哪怕时间再长，也有人因为不堪忍受而选择结束婚姻。

詹赛男曾经调解过一个案子，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家庭条件殷实，拆迁后分了几套房，丈夫爱打麻将，两人长期分开住。妻子受不了丈夫的个性，一直很强势，“大男子主义”，以前孩子小，她有顾虑。等孩子长大成了家，有了孙辈，她帮忙带着，也不用丈夫帮忙，离婚的念头变得强烈而坚决。

詹赛男还有一位年纪相当的当事人阿姨，家人一直反对她离婚，父母去世后，她终于找到律师咨询离婚。“她说，以前我是为我父母而活，现在既然父母都不在了，我要为自己活一次。”

一段离婚纠纷可能会经过调解、谈判、诉讼等漫长过程，律师熊麒正在接待当事人。（受访者供图）

离婚律师们

对熊麒来说，成为一名婚姻家事律师，更多是一种巧合。

十多年前，还是新人的熊麒进入律师事务所时，业务不太饱和，当时湖南有一些家庭调解类电视节目，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他经常在节目里露脸。陆续有人在电视上看到他，找上门来。他说，自己起初是被媒体筛选进入这个领域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也慢慢爱上了这个行业。

婚姻家事领域一直被视作律师界的“低端业务”，处理的都是家常里短的琐事，案件的收入通常也不会像商事律师那么高。

年轻律师刚入行，担心被当事人轻视，有人刻意戴上戒指，以示自己离婚姻生活并不远。詹赛男刚入行时，一次出庭，其他律师都是男性，只有她一个女律师，当事人的母亲像遇到了救星，抓住她大倒苦水，控诉媳妇如何不孝顺、不做家务。“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做离婚律师要听人家讲这么多这样的东西，就会觉得你不要再拉着我说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东西了。”

周旋在家长里短中间，难免会投入情绪。十几年前，熊麒接受一位大姐的委托，她的丈夫是吸毒人员，离婚庭审在戒毒所里举办，不算正规，大家拉几个凳子坐在一起。法官和孩子都在场，男方一直骂骂咧咧，态度恶劣。熊麒一时头脑发热，指着男方说，“你敢动她一下试试，你有种来找我。”他看对方一下被说懵了。

这事后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大约在前年，三伏天，熊麒去看守所办一个案件，走出来时，有个人朝他打招呼，“熊律师，你还记得我吗？”是当年那个大姐的儿子，原来他后来学了法律，“只有学法律才能保护妈妈，法律人是有能量的”。

如今熊麒说，自己早已进化成一个“即抛式”律师——有时当事人打来电话，他不太能立马想起对方是谁。他的办公室一派整洁，十来件正装妥帖地备在办公桌后的柜子里，买来的律师袍挂在办公室打眼的位置。他有满意的婚姻，始终觉得那些离婚案件里的细节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工作对生活为数不多的入侵，是他偶尔需要给当事人“出招”时，他会避开家人通话。

但是在纪录片《亲爱的敌人》中，那个情绪激动的熊麒再一次出现了：在谈判桌两侧，夫妻双方激烈争吵，男方提出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熊麒拍着桌子对自己的当事人怒吼，“当时你在委托律师的时候，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只要孩子，要不要钱无所谓。但是现在，你为了这几万块钱可以不要孩子。”

邹露璐从不避讳展露真实的情绪和价值观。有次，对方律师责怪，女方不应该把家里的锁换掉，因为房子的产权是男方父母所有。邹露璐一下火冒三丈，怼了回去：“这不是他们的家？双方结婚后哪天不是生活在这里的？女方当时辛辛苦苦装修的时候怎么没说这不是他们的家？难道家是以产权证来衡量的吗？”

一位当事人坚持让邹露璐去开一份法官明确拒绝的调令，而这会大大延迟整个诉讼环节的进程——前一天，当事人百度法条，让她照着其中完全不适用于这个案子的条文，调整官司的方向——她差点和当事人吵起来，“如果百度能解决问题，你还请律师干嘛？”

但遇到聊得来的人，她也从来不回避和当事人成为朋友。有人质疑，律师和当事人走得太近是不专业。邹露璐不在意这些。她有过一段世俗意义上“失败”的婚姻，现在她坦然拿自己的经历劝解旁人。南方周末记者跟访的几天里，她时不时询问郭静的心理状况，得知对方真的已经调适好心态，连连称好。

“放过你自己”

婚姻家事律师几乎都会面临一个困境：第三者或者婚姻过错方上门来，到底要不要帮忙代理？

尽管被称“原配保护伞”，邹露璐也接过几起婚姻过错方的案例。其中一位是出轨的丈夫，妻子和他摊牌时，他很快签下了对他不利的财产分割协议。事后他后悔，找到邹露璐咨询想撤回协议，邹露璐直接说，“你别打这个主意了，如果你是喊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做不了。”

“我说你在外面胡搞，你怪谁？”对方还算配合，邹露璐帮他找到了还可以争取的财产空间，但她也强调，自己是有底线的，像郭静丈夫那样“严重违背了自己价值观”的男人，她绝对不会代理。

不止一位女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婚姻家事律师，价值观一定要“正”。 “如果你是‘知三当三’，你该争取的法律权益我当然可以帮你争取，但是不该是你的就不应该是你的。”梁瑛说。

离婚案件涉及的关系有时相当复杂，拿捏人心也是律师必备的技能。

2020年夏末秋初，一位女当事人找到邹露璐，她和丈夫早已离婚，却无意中在社会新闻上看到，离婚前，前夫曾豪掷百万追求一个空姐，离婚后空姐悔婚，前夫向空姐讨要自己花出去的巨款。从热搜上，这位妻子才知道，前夫在婚姻期间为别人花了那么多钱。

她决定起诉空姐和前夫，追回夫妻婚内共同财产。但难点在于，需要前夫提供证据，邹露璐从情感和法理层面上说服前夫，让他考虑前妻从热搜上知道这件事的感受。“不管你认为这笔钱的性质是什么，但它客观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笔钱，拿出来给孩子做教育基金，不好吗？”前夫最终答应。

诉讼过程中，需要提供证据原件，前夫只肯提供复印件，不愿出庭。邹露璐提出，若他不出庭，将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前夫来还这笔巨款。前夫辩称自己没有财产，邹露璐随即拿出他最近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资料，表示可以向法院申请冻结。

前夫急了，邹露璐再次强调，这笔钱会用作孩子的教育基金，前夫最终答应。邹露璐说，每一次谈判都得掌握时机，因为“人的愧疚、柔情以及对亲情的各种想法，稍纵即逝”。

一桩离婚官司，最终会以判决书结尾。判决下来后，有的律师会当面对当事人读出判决书，有些会通过电话告知。大多数时候，律师和当事人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有人因为顾虑律师知道了自己太多的隐私和秘密，会将律师的微信删除、拉黑。有人案件结束后还陷在情绪里，几年后才突然意识到律师的帮助，主动上门表达感谢。很偶然的情况下，当事人会和律师成为常常见面的朋友。

肖姝说，以前自己对婚姻的想法和很多人类似：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但是我做了这个片子才发现，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要与自己和解，你不是放过别人，其实你就是放过你自己。”

郭静没有等到丈夫的道歉，但她也释然了，她对邹露璐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依赖一个别人给我的‘对不起’让我走下去呢？”

（文中郭静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