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二胎罚款找律师，超生孩子被计生干部抱走

61岁的周友生本该过颐养天年的日子，身患多种疾病的他还是带着妻子离开老家四川自贡市，常年在成都打工，而寻找32年前年被计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儿是他们外出挣钱的动力。

1986年7月，周友生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周红霞出生仅两个多月，就因为系“超生的”被当地计生干部强行抱走。同一时期，与周友生同村的刀云荣（化名）夫妇也遭遇类似情况，因为超生，刀家出生5个月的女儿小英被强行抱走。

此后漫长的日子里，两家人各自寻找自己的孩子。

在刀家人不懈努力下，被抱走的女儿于1992年被找到。但在往后20多年相处中，小英和他们相处并不融洽，甚至在2015年因为一些家庭矛盾，让亲生父母“不要再去打扰”。

周家人至今还在苦苦寻找。周友生已做好亲生骨肉可能不认自己的心理准备，他的妻子邹桂芳对澎湃新闻说，如果找到孩子，只想告诉她，“不是爸妈不要你，而是别人抢走了你。”

谈及新平村这两家人的遭遇，当年的涉事村干部对澎湃新闻表示，虽然政策不允许强行抱走孩子，但那时计划生育抓得严，也就这么做了。

成佳镇计生办主任龚贞容告诉澎湃新闻，周友生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况后，计生办联系了当年抱走孩子的计生干部，但对方称记不得，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吴鸿莉表示，曾听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局长谈过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但年代久远，时任计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没问到情况。接下来，他们将再和有关方面对接此事。

周友生夫妇曾多次前往成佳镇寻找女儿。

两个超生女婴

1986年的阴历六月，给周友生和刀云荣两个家庭带来长久的痛苦。

彼时，他们还居住在自贡市荣县成佳区龙王乡（注：2005年8月1日，成佳区划属贡井区）。刀云荣是龙王乡新平村6组村民，周友生是龙王乡新平村1组村民。两家人靠种地为生。

刀云荣和周友生的妻子1985年分别怀胎。此前，刀云荣已有一儿一女。他的妻子鲜清芬（化名）说，“一儿一女，其实是最幸福的。”生下两个孩子后，她先去上了环，在丈夫结扎后才取了环。

没想到，丈夫虽被结扎，鲜清芬却在取环不久后怀孕了。她为此打掉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没隔多久再度怀孕。这次，鲜清芬没有选择打胎，而是东躲西藏，于1985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注：1986年2月7日）将孩子生下来，并为她取名“小英”。

当年同样为生孩子东躲西藏的，还有新平村1组村民周友生的妻子邹桂芳。在此之前，邹桂芳已经生下两个女儿。

周友生说，他和妻子当年没有办结婚证就生下第一胎，邹桂芳怀二胎时，他怕妻子被拉去引产，还为此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不料二胎之后，邹桂芳再度怀孕，这让夫妻俩又喜又忧。

喜的是，老天给了他们一个“生儿子”的机会，但他们知道这是违反政策超生，心中也有隐忧。

1986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注：1986年5月7日），邹桂芳冒着风险将孩子生下来。这是一个女孩，夫妻俩为她取名“周红霞”。

时隔多年，刀、周两家都无法提供当年结扎或上环的证明。一位在当地长期处理农村事务的老人告诉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农村医疗技术和水平都非常有限，结扎手术失败并非稀奇事。

事实上，32年前，新生儿的到来，没有为两个家庭带来太多喜悦。

周友生讲述女儿周红霞被抱走的情况。

被抱走的婴儿

随着村干部找上门来，刀云荣、周友生两个超生家庭的隐忧爆发。他们原以为，“罚款、牵牲畜”就能应付过去。

据刀、周两家人回忆，当年来家里处理超生问题的，是时任新平村村支书莫志高、村主任刘乃平和村妇女主任黄玉芬。

鲜清芬称，三名村干部大约在农历六月中旬来到家里。他们让大人去成佳区计生办，并以“孩子要吃奶”为由，要求把孩子一并抱去。

到了成佳区计生办，时任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要求缴纳罚款1500元。由于家里拿不出钱，鲜清芬和丈夫从区计生办走出来，沿路四处找亲戚朋友借，并让大女儿和公婆在区计生办照顾小英。

第二天一早，刀云荣夫妇带着借到的1500元赶回成佳区计生办，不过没见到小英，从公婆及大女儿处得知孩子已在稍早时候被计生干部抱走。鲜清芬在区计生办找了又找，没看到孩子，一路哭着回到新平村。

自家孩子被抱走的日子，周友生夫妇记得很清楚，是1986年农历六月十一。

那天，村干部莫志高、刘乃平和黄玉芬来到周家处理超生问题。村主任刘乃平说，“有钱钱拿去，没钱话交去”，意思是有钱就交罚款，没钱就去政府部门说清楚。

因为自觉理亏，夫妻俩表示“罚多少都认”。即使如此，村干部还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儿都要去乡政府，理由仍然是带着孩子“方便喂奶”。

周友生和邹桂芳回忆，他们从家里出发时，刘乃平从他们手中抱走孩子，一直抱到龙王乡政府，之后交给乡里一位姓彭的妇女主任。当时分管计划生育的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也在现场。高发元说，你们一胎生育没办结婚证，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三次违反计划生育一次性罚款3000元。

“那时候猪才卖7角钱一斤，3000块钱怎么凑得出来？”周友生说，他们当场表示认罚，希望先抱孩子回家，再去借钱交罚款，这个请求当场被拒。

周友生还称，当时妻子想假借喂奶带孩子偷偷离开，在场的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发现后，从妻子手中一把将孩子抱走。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女儿周红霞一面。

刀、周两家反映的情况，在几位当年的村干部口中得到印证。

刘乃平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是区里要求他们去抱孩子。当时政策很严，要求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拿下来。

莫志高表示，当时是区计生办和乡计生办要求抱孩子，他们只是执行，没想到会抱不回来，而且，孩子抱不回来也是上面的问题。

原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些超生婴儿都是三胎，因为大人没有认错和交罚款，影响极坏，区计生办就安排送人了。但他也承认，政策并不允许这么做，但当时计划生育抓得严，会有类似做法。

为寻找女儿，周友生夫妇长期在外务工，家里院坝已被葛藤霸占。

迥异寻女路

孩子被抱走后，“找女儿”成了刀云荣和周友生两个家庭的重要任务。

刀家找女儿，基本靠女主人鲜清芬。女儿被抱走后，她回家伤心哭了一天，但想到 “孩子还等着去找”，第二天就打起精神跑到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状，反映成佳区计生办“抢孩子”。

鲜清芬说，法院工作人员听过她的陈述后，曾要求成佳区政府处理此事。后来区政府尽管有出面，但孩子还是没有消息，她又向自贡市人大、政府、检察院等部门反映。

鲜清芬认为，政府是讲理的地方。为了打探女儿下落，她自称在自贡时任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和其对拍桌子，“他拍三下，我拍五下，因为不是我不遵守计划生育，安环结扎都做过，但还是怀上了。”

鲜清芬说，她还向自贡市有关领导出示过自己上环、丈夫结扎的一些材料，证明自己原本是遵守计划生育的，不过，这些材料在1998年修房搬东西时全部丢失。

找孩子过程中，鲜清芬也显示出泼辣的一面。她告诉澎湃新闻，曾跑到村委会办公室用高音喇叭向刘乃平喊话，“如果找不回我娃儿，我就对你娃儿下狠手”，把刘乃平吓得够呛。因长时间找不到女儿，她还打过龙王乡一位姓杨的计生办干部。

鲜清芬说，在其猛烈“攻势”下，终于有相关部门人员私下告诉她，小英被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教师家庭收养，但对方不愿归还孩子，也不便透露更多信息。

为了继续要回自己的孩子，此后，鲜清芬独自一人去北京反映情况。回来后，当地部门为了安抚，给她解决了1万元作为补偿。

1992年，鲜清芬用其中一部分补偿款请了自贡当地律师，原本打算状告莫志高、刘乃平、程荣生、高发元等人。就在这一期间，代理该案件的律师打探到收养孩子的教师家庭就在自贡邻市，起诉也就此作罢。

“找到这个教师家庭时，对方也承认孩子是领养的。”鲜清芬说，当时小英已经6岁，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生的。因为女儿右耳有一个小缺、左手也有伤疤。女儿的养父并不打算归还孩子，还给了她1万元作为补偿，说“怀胎九个月，还差不多养到半岁”。

相比鲜清芬的果决强势，周友生夫妇说自己没有那番魄力。他们一边默默养家糊口，一边在闲暇时候私下打听孩子下落。

这是一对忠厚老实、说话总是降低声调的夫妇。多年来，两人只要听说附近哪里有人收养孩子，都会去看看，为此他们几乎走遍附近所有区县，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周友生说，后来实在找不到孩子，他们才开始到贡井区、成佳镇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前几年因为反映次数频繁，镇政府给他解决了低保问题，但劝他别找孩子了。

“我们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周友生说，他和妻子身体都不好，但孩子总归是妻子身上一坨肉，她是不是还活着、过得好不好，做父母的总归是牵挂的。

抱着这样的念头，夫妻俩通过熟人介绍，前往成都一家瓷砖厂打工。几年来，他们挣的钱几乎都用于寻找女儿，但一切就像大海捞针、毫无头绪。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分别的裂痕

虽然好不容易找到孩子，刀云荣夫妇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周友生夫妇。

鲜清芬说，小英被一个教师家庭收养，对方经济条件等各方面都比农村好。在之后的相处中，女儿可能以为亲生父母找她的目的，是为了要她养老或另有所图。

“其实从一开始寻找，我们只是要知道她被抱走后怎么样了。”鲜清芬感慨，小英是几个孩子里让她感觉最辛苦的一个。怀孕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一个月不能出门，吃饭都是靠家人送进屋，那种日子着实令人难受。

小英被抱走后的1986年至1992年，鲜清芬不是往省里跑，就是去市里、镇上。家里本来经济条件就差，还缺少她一个劳力，每次出去只能省吃俭用，能走路的都不坐车，饿了吃稀饭馒头，整个人瘦成皮包骨。

“我为她流的泪都够灌满一条河。” 鲜清芬说。和小英相认后，她多次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去照顾小英，还在小英念高中时陪读过一段时间。

但分别带来的裂痕难以弥补。鲜清芬的大女儿透露，妹妹和爸妈感情不太好。她总是觉得是爸妈不要她、抛弃了她。

鲜清芬也表示，去看小英时，其养父母总会给她一些钱，有时经不住盛情会收下。小英参加工作后，其养父母也让小英给她打钱，这也无形中加深了小英对他们的误解。

特别是2015年，在一次激烈的家庭矛盾中，小英撂了狠话，让刀云荣夫妇“不要打扰自己，一辈子都不要来。”

对于这样的情况，刀云荣夫妇无可奈何，“孩子都这样说了，痛苦只能留在我们心里，就当这个南瓜没结。”

为了寻找女儿，周友生夫妇的家都快没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只有过春节才会回到新平村。家里的院坝，已被半米高的葛藤“霸占”。即使回到自贡，夫妻俩也是在大女儿家落脚。

周友生也听说刀云荣家找到女儿却相处不好的情况，他觉得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找到她，只想告诉她，不是爸妈不要她，而是别人抢走了她，认不认我们都无所谓。”邹桂芳说。

区卫计局长：将为此“还债”

莫志高告诉澎湃新闻，当年孩子被抱走后，是区里安排送人的，他们也不知道送哪去了。

高发元和原成佳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把孩子送人的是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

贡井公安分局成佳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2015年12月，他们曾接到周友生的报案，也做了受案登记，但没有立案，“这个事情怎么立案？因为有特殊原因，时间也过去太久，实在不好立案。”

上述派出所工作人员还表示，当时他们搜集了周友生夫妇的DNA资料，也联系了将孩子送走的程荣生。但是程荣生让警方去找相关政府部门，拒绝到派出所，“我们也不能强制传唤，现在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截至发稿，澎湃新闻电话、短信联系程荣生，均未获回复。

成佳镇计生办主任龚贞容告诉澎湃新闻，周友生向他们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况后，计生办联系了当时抱孩子的计生干部，但对方称记不得，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吴鸿莉表示，她曾听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局长谈过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局里当时和成佳镇进行对接，但时任计生干部走的走、退的退，没问到情况。

吴鸿莉说，这相当于是之前欠下的“债”，他们也将为此“还债”，接下来会继续和有关方面对接此事。

邹桂芳还在苦苦寻找。她告诉澎湃新闻，找了这么多年，有时候也想放弃，但丈夫始终在坚持，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找下去。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智勇认为，因为此事发生在1986年，已过了追诉时效，很难再启动相应的刑事程序。但当年抱走婴儿的计生干部，有义务和责任提供线索，消除自己当年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恶劣后果。

张智勇同时表示，此事件的发生是计生部门直接导致的，计生部门应配合寻找当年具体经手的人员。抱走他人超生婴儿，造成其家人不能团聚，并使婴儿父母承担着巨大痛苦，即使法律上无法追究，也应承担人道主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