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找公办律师代理，文震殊律师团队

记者 邓新建 邓君

1998年,33岁的文震殊访问美国律师协会

文震殊历数自己执业这些年的经历与收获

一袭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西裤,干净利落,温文尔雅。如果不是操着一口浓重的“广式”普通话,身材高大、性格爽朗的文震殊,总让人感觉他来自北方。

“业务早已无分南北,所以工作中也就逐步被同化了吧。”文震殊笑言。

文震殊一边冲着功夫茶,一边回忆自己的执业律师生涯:“30年前初出茅庐还在公办律所当兼职律师的毛头小子,哪会想到自己能够搭上改革开放的快车,又跟广州律协结下这么深厚的渊源。”

改革开放的步伐不可阻挡,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随着外资和外商的涌入,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1987年,文震殊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东省司法厅工作。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律师行业也在春风里获得新的生机。

就在文震殊参加工作前一年,第一次全国律师大会在北京举行,成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并通过章程。此时,律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共同管理的“两结合”体制初见端倪。

1988年,广州市律师协会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文震殊考取了律师资格,“作为法律人,内心总是希望能够贴近案件学以致用,为有法律需要的人群做些实在的服务”。

此后,文震殊一边在机关工作,一边在当时的公办律所——广东南方律师事务所当兼职律师,随后又服务于省直属公办律所——广东商务金融律师事务所。

1991年年底,还是公职人员的文震殊,为湛江畜产进出口公司的合资业务提供法律服务,从参与谈判到起草合同、报备有关手续,前后忙活了三个月,他为律所创汇5000美元。说起这段经历,文震殊颇为自豪。

对于当时闯劲十足的文震殊来说,1992年是个不能忘却的年份。

当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文震殊对邓小平的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说,改革开放的步伐不可阻挡,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随着外资和外商的涌入,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机会很快到来。1993年,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行政级别的属性来界定律师及律所的性质,国家鼓励律师辞职大胆尝试开办合作合伙所。

1993年年底,28岁的文震殊毫不犹豫地辞去公职交回分房,他与同期辞职的同事一起创办了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成为广州第一批迎接改革大潮的律师。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外商不断涌入,进一步拓宽了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市场,“案件应接不暇”。文震殊发现,律师事务所创立后营收连年保持5成以上的增速,“发展情况比‘下海’前的预测更好”。

业务量增多,律师人数也不断上升。广州律协成立时,广州的执业律师只有400多人。十年后,广州执业律师发展到近两千人。

律师人数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经济发展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已经不再“可有可无”。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文震殊看来,李白的这句诗成为当年律师行业发展的写照:广州律师行业进入了人数急剧增长、律所业务五花八门的时代,基本上就是有案就接,不分行业和类别。

专业化是律师的生命线。广州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紧跟时代需要,从早期拓展性兼收并蓄全能式的法律服务,逐步探索到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专业精细化服务

1999年,文震殊担任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代理了公司标的额高达1900万美元的中山某兄弟石油公司拖欠货款一案。

那起案件最终胜诉,为当事人追回1860万美元。不过,文震殊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发现,没有专业团队支撑,律师常常分身乏术。

当时,为了申请诉讼保全,防止被告转移财产,需要对被告的财产线索进行尽职调查。文震殊带着一名助手与时间赛跑,“一天内自己开车跑完中山、珠海、肇庆开展调查工作”。

那天凌晨一点多,文震殊驾车返回广州,途经肇庆大桥时,身心俱疲的他下车休息。站在大桥上,他心里五味杂陈。

“在西装革履的光鲜和成功办案的满足背后,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分身乏术、劳累心酸。”文震殊感慨万千地说,彼时的律师事务所,大多还停留在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阶段,“当时我就想,如果有团队协同作战,分三个地方开展工作多好啊”。

不仅是单打独斗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律师代理案件的类型也日趋多元,跨专业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也是当时律师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虽然文震殊当时已是行业内有点儿名气的律师,可是囿于学法律出身的文科背景,对那些需要理工科背景支持的知识产权类案件,他还是有些为难,“只能把案件介绍给有专业知识的同行”。

文震殊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在律所内组建专业化团队,引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律师,并很快尝到了甜头。

“以前一个人干的时候,常常‘低头拉车却忘了抬头看路’,疲于奔命无法因应案件的变化并及时采取措施,免不了会有些纰漏。”文震殊说,通过“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律所工作开展变得有序。

2004年的白酒行业“诸葛”之争,让文震殊的专业团队名声大噪,他们在广交会期间协助企业打击假冒商标侵权,一天之内让三十多件产品撤展。

2009年,因经办某公司股东纠纷案,文震殊获得了广州市律协的业务成就奖。“虽然荣誉给了我个人,但背后离不开专业化团队的运作”。

与此同时,行业内律所纷纷开始摸索团队化运作模式,综合型规模化律师事务所、复合型专业化律师事务所、中小型精细化律师事务所等成为律所主流。

“专业化是律师的生命线。”文震殊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法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广州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紧跟时代需要,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助力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上,从早期拓展性兼收并蓄全能式的法律服务,逐步探索到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专业精细化服务。

面对新的形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探索专业化团队的文震殊,又对律所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革

市场是最好的导向。

进入21世纪,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浪潮下,新业态下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对法律服务提出更加精细化的要求。从传统的民商事业务、行政诉讼,到家族、知识产权、金融等领域,广州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几乎实现全方位覆盖。

“但是,传统老所和资深的合伙人都感觉遇到了发展瓶颈,观念不更新、抱残守缺,在规模化、专业化和做大做强的要求下,不敢大胆突破原来的模式,在面对新一轮整合、创新的发展趋势下,徘徊观望,无法留住人才、吸收英才,贻误了最好的发展时机,这是许多传统老所的死穴。”

面对新的形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探索专业化团队的文震殊,又对律所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革。

“我们这里几乎人人都是‘老板’。”文震殊说,根据律师法,去年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从普通合伙制改制成特殊普通合伙制,近半骨干成员成为权益合伙人,进行民主化管理。

文震殊细数改革的好处:“一方面增强了律师团队对律所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可以让所内律师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团队化运作更加紧密；另一方面注册资金达千万元以上,增强了律所的抗风险能力。”

如今,在规模化专业化律所架构中,案件有序运转:首先利用大数据对委托的事务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按照人员分工,团队的领军人物负责把控案件进展和质量,由具体的主办律师跟进,还有配套的事务性协办助手。

文震殊说,正因为团队运作成熟,他在事务所的工作相对轻松很多,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服务行业发展。这也是他作为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的职责。

“律协的领导班子都深刻认识到,专业化建设是律师行业永远的主题。”文震殊说。

按照专业化的路子,广州律协多年来注重培养专业化法律服务队伍,重点引导事务所走专业化道路,文震殊一一道来:

去年11月,广州市律师协会和法律界专家选出了10名律师,授予“知识产权大律师”称号,旨在发掘和培养一批具有广泛知名度和高度影响力、能够代表广州最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大律师,引领广州知识产权领域法律服务专业化进程；

今年7月,10名“广州专业化大律师之涉外大律师”新鲜出炉,旨在树立广州涉外律师品牌形象,对外提升社会公众对广州涉外律师的认知能力和认同程度,对内引领涉外领域法律服务专业化,为广州市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挖掘、培养、储备涉外法律人才。

在文震殊看来,广州律师行业的专业化建设,正是为了服务于广州的改革开放大局,服务于广州的法治营商环境和社会治理。

记者手记

文震殊用“生逢其时”来形容他的执业经历。

的确,改革开放让律师行业重获生机,给文震殊这样的法律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同时,这批法律人也用自己的激情与奉献,不断为改革开放提供法治力量。

因改革开放而发展,在发展中助力改革开放,这正是律师行业的时代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