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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庸是中国近代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社会活动家，曾任北洋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总长及政法大学校长、朝阳大学校长等职。1926年，江庸迁居上海，从事律师业务，设律师事务所于四川路33号。曾义务为救国会七君子辩护，被称作中国近现代骨头最硬的正义律师。长乐路611弄8号是江庸在上海的旧居。

图说：四川中路33号创业大楼 新民晚报记者 唐敏 摄

为“七君子”辩护

江庸，字翊云，出生于四川省璧山县（现重庆市璧山区），幼承家教，学有渊源，国学基础厚实，后入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1901年，四川总督选派学生赴日留学，23岁的江庸入选其中，进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1903年，江庸升入东京私立早稻田大学深造。留学期间，他结识了秋瑾、蔡锷、梁启超、蒋方震等人。1906年，江庸毕业回国，出任学部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兼法律学堂总教习。

民国时期，江庸曾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等职。1913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江庸任司法部次长。1917年11月，江庸出任司法总长。1924年，曹锟贿选当上总统，江庸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后迁居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挂牌执业。江庸的律师事务设于四川路33号，就是现在的四川中路33号创业大楼内。创业大楼原为中国企业银行，由实业家刘鸿生创办，哈沙德洋行设计，昌升营造厂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装饰艺术派风格，以竖向线条划分立面，窗间墙饰黄褐色釉面砖，底部两层设上下成一体的大尺度平缓拱窗，入口处女儿墙有细致的装饰。

江庸行事为人颇具风骨，嫉恶如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气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江庸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江庸在日留学6年，后又因公赴日多次，与日本政府知名人士渊源深厚，多有来往。然而此后，江庸坚决割断与日方的所有联系。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当局对“七君子”提起公诉。上海律师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二十余人的著名律师辩护团，江庸出任沙千里、王造时的辩护律师。那时，大多数法官出自江庸门下，他出庭为被迫害的“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1938年，江庸前往重庆，在渝执行律师业务。抗战胜利后，1946年，江庸携眷返回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

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8月25日，一封落款印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铅印的信函，寄达江庸上海的律师楼。江庸见信封上一个苍劲有力的“毛”字，喜出望外，连忙开启。信中写道：“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

读罢来信，年逾古稀的江庸律师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此时，中共中央正筹建新政协，邀请各民主党派、知名进步人士及社会贤达参加，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信邀请江庸赴会。1949年9月，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江庸还受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长乐路611弄8号是江庸在上海的旧居，自1950年起他就居住于此。这是一幢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新式里弄房间，围着不高的水泥围墙，坚固的小铁门，内有一个约20平方米的小花园，草坪上载着二棵绿树。据说，入底层侧门是江庸的客厅，踏上弯形木头楼梯进二楼小间是他的卧室，三楼是他的书房，曾经有一个大写字台和一把转椅，墙的两侧各放一个大书橱。江庸以“澹荡阁”名其居所，实际上是对自己一生澹荡明志的鞭策。

新民晚报记者 沈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