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合同直选找律师北京观唐咨询，梁韦诺：香港新行政长官上任后，要面对哪些挑战？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5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完满结束。在中央大力统筹和协调下，爱国阵营不分左中右，各党派暂时将利益和矛盾放下，空前团结一致支持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最终李家超获得1,416票、得票率超过99%，顺利成为第六届行政长官人选，等候国务院正式任命。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完满结束，李家超胜选，图片来源：深圳卫视

由于这次选举只有李家超一个候选人，所以香港市民的关注度不算高，但普遍对新一届政府都有不少期望，特别是希望能够解决土地住房等深层次问题。对此，李家超在政纲中提出了不少措施，当选后也重申住房问题是其优先工作。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也逐渐回复稳定。政治方面，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反中乱港势力大为减弱。

社会经济方面，第五波疫情相对缓和，确诊数字从高位回落。随着香港确诊数字下降，政府加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商场和街道恢复人流，商户生意有所改善，市民终于松一口气，社会逐步回复正常。九所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其中六所将于本月内停运作备用，内地援港医护也已分批离开。

李家超当选行政长官，无疑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然而，这只是为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代表香港面对的问题会迎刃而解，香港更不会直接就“长治久安”。

事实上，李家超上任后，除了那些老生常谈的深层次问题，更要面对一连串令人头痛的风险挑战，并非必然如坊间所说的那么一帆风顺。以“复杂多变”来形容李家超接下来的五年任期也不为过。各种威胁香港社会稳定的危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旦应对不力，很可能会将李家超处理深层次问题的努力白费，就像董建华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面对金融风暴时一样。

坊间有意见认为，中央在修例风波后出手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显示往后出现危机，中央自会出手解决，特区政府无须担忧，万大事有中央。

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而且不负责任。两会期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指出，中央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方针政策。虽然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权，出手协助香港处理政治危机，但不代表往后会由中央官员对香港直接管治，也不会事无大小也出手介入，只会“给予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仍然落在特区政府身上。

事实上，“一国两制”的真正优势，并非如某些特区政府官员所言，是当香港需要时（特别是把事情搞砸后），总能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而是在一国之中，实行与内地不同社会制度的香港，可以在港人高度自治下自行把危机处理好，实现长期繁荣稳定，无须中央收拾烂摊子，不替国家添烦添乱。因此，下届政府必须主动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不能等到局面失控时，才寻求中央出手相助。

下届政府要面对的主要风险挑战

毛泽东曾言：“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可能有人认为笔者杞人忧天、无事自扰，对新局泼冷水，但香港接下来要面对的风险挑战并非笔者凭空想象出来，有些是有迹可寻的“灰犀牛”，当然也有些是无法预测的“黑天鹅”。要防范危机，下届政府必须对风险挑战有足够重视，作好防范工作，即使不能阻止危机发生，也能尽量把危机的影响减到最低，避免造成社会不稳，甚至出现动荡。

一、新冠疫情

李家超上任后首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就是新冠疫情。无法管控好疫情，一切愿景都无从谈起。

现时香港每日确诊数字从高位的数万宗下降至徘徊在二、三百宗，但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大多数市民不会主动去做检测，即使快测发现受感染也不一定上报。不过，由于很多市民早前已感染并康复，有了抗体，近期的确比高峰时少了新感染，所以现时的确诊数字大概可以反映整体向下的趋势。

问题是，即使二、三百宗是准确数字，对比每日过万宗当然是低位，但对比香港前四波的每日确诊最高数字，就高出两三倍，代表社区仍然有大量确诊者游走，仍然有广泛的社区传播，距离“清零”甚远，自然也不符合内地的“清零”标准，“通关”恐怕遥遥无期。

有本地医学专家提出，香港每日确诊数字将会横行、维持在三位数一段时间，往后即使会逐步下降至百多宗、数十宗，也不会达致“零感染”。从外国经验来看，过了高峰后，确诊数字虽然会下降，但不会消失，只会在低位徘徊，直至出现新一波疫情。事实上，根据内地两年多来的抗疫经验，要达致“清零”，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快速的“检测、隔离和治疗”工作，别无他法。

事实上，李家超政府的“清零”工作非常紧迫。随着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已陆续爆发感染群组，例如元朗一所火锅店、上环一所酒楼、观塘一私房菜餐厅，也有桌球室出现感染群组。坚尼地城一带的污水病毒量更比最近的平均数值高逾100至1,000倍，港大医学院甚至罕有地发出警告，呼吁师生避免到该区用膳。可见，社区仍然存在不少病毒传播。

涉事私房菜餐厅被关闭，图片来源：港媒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社区至少有数百条传播链。而专家亦发现病毒即时繁殖率已突破数值1，即一人会传染多于一人。

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更预料未来一至两星期确诊个案有机会回升到四位数，并警告在冬季前市民的第3针免疫水平下降，又或者有新变种病毒出现，届时香港或会出现第六波疫情。

加上日前国外来港入境限制放宽，输入个案正在增加，第六波疫情也很可能会更快发生。假如在短期内未能“清零”，香港很可能要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疫情，与内地恢复正常“通关”自然无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难上加难。

目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并没有特效药和更高防御力的疫苗，且内地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存在根本性差别，可以预料，李家超接下来的五年任期内，除非上述条件出现重大变化，香港都会持续面对疫情的风险挑战。香港作为中西方的桥梁，与内地和海外的正常往来牵涉到香港的根本命脉，如何处理好两者，将会是李家超政府的重大挑战。

二、本地民情

中央出手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社会大致回复稳定，两年多前的动乱场面已不复见。

然而，香港的基本民情没有变化，社会上的负面情绪仍然广泛存在，社会撕裂仍然相当严重。笔者身边同情“黑暴”的朋友，他们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变，只是碍于《港区国安法》的强大震慑力而敢怒、敢言，但不敢有公开行动，也没有人敢站出来煽动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

但是，各种“软对抗”手段却很常见，抗疫期间尤其明显。譬如，有人在网上煽惑市民不要参与全民检测，声言检测目的是为了将港人的基因送到内地，也有人煽惑市民不要接种疫苗，声言疫苗是政府追踪和监控市民的工具。而政府推出的手机流动应用程序“安心出行”让市民自行记录行踪，不少市民以“侵犯个人私隐”为由拒绝使用，甚至制作假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序瞒天过海。

另外，李家超参选行政长官，也惹来反对势力的攻击，例如有人在Facebook成立名为“每日关注李家超中文水平”的专页，就其竞选专页的帖文和发言作出批改及评分，批评李家超的中文水平不济，从而贬损其能力。可见，反对势力已经在摸索既不违法，又能损害政府威信的做法。这些“软对抗”虽然并非暴力行为，也不一定违法，但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并不少。

与此同时，本地激进组织仍未绝迹，仍然在地下活动。笔者执笔之时，警方宣布成功瓦解一个本地激进组织，涉案人士在通讯平台群组内发布逾2,000条讯息，当中涉及仇恨政府、反社会言论，并且讨论策划暴力行动，包括刺死警员、防疫人员等，甚至研究如何制造炸弹。行动中，警方检获2把自制弩、15支箭、2支仿制枪械、1把匕首、少量大麻及疑有大麻成分的精油。

瓦解激进组织，图片来源：文汇网

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是，社会广泛存在不满情绪始终是隐患，尤如火药桶，在外部势力和本地激进组织的配合下，稍有不慎便会酿成社会政治危机，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动乱爆发，确实不容忽视。

三、国际与地缘局势变化

中美关系“蜜月期”结束已是既定事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美国时间周四（5月5日）发表讲话阐述美国政府对华战略，但由于确诊新冠病毒而推迟。据外媒报导，讲话内容将会确认美国眼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一个多月前，美国参议院就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经该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以深化对华战略竞争，并在多个领域对中国施压，当中提出多项与香港有关的修正条款。

《美国竞争法》提出要支持香港的反政府媒体，又建议授权国务卿领导建立一个工作组，制订一个加强香港互联网弹性和使用的计划。《美国竞争法》修正案亦提到要提防中国内地利用香港来绕过美国的法律，并建议多个联邦部门评估中国内地透过香港，规避美国增收的关税或制裁的情况。

由此可见，美国将会继续利用香港打击中国，香港虽然已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使美国无法如以往般肆无忌惮，但仍无阻美国打“香港牌”，香港将无可避免继续成为中美角力的磨心。

除了香港，《美国竞争法》对台湾也提出各项修正条款，包括提出强化美台伙伴关系，承认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旦台海出现军事冲突，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作为邻近地区的香港自然无法独善其身。早在1999年，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刘泰英就扬言一旦内地当局对台实施导弹演习，台湾将对香港发射导弹。2007年，台湾军方秘密试射自行研制的“雄风二E”型巡航导弹，其射程远达1,000公里，足以覆盖香港。当然，国防事务属中央事权，内地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覆盖香港。若有导弹来犯，会马上进行拦截，但军事行动对香港社会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民众的心理恐慌，确实不容忽视。

更严重的是，一旦台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国很可能会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外电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官员早前曾与国内外银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若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或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到其时，香港自然也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

对港人来说，美国制裁已不陌生。现时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主要涉及个人层面。《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多名特区政府官员已经被美国实施制裁，早前李家超便因名列美国制裁名单，遭Google旗下YouTube关闭竞选频道，Facebook同样表明禁用任何涉及支付功能的服务。

然而，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就金融、经贸、外交等多个范畴提出制裁措施，涉及个人、企业到国家。相比之下，现时美国对香港的制裁只是小儿科。

假如台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国会对中国和香港实施何等程度的制裁？会否如俄罗斯般，面临被冻结和没收个人及企业的资产、被逐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甚至被禁止兑换欧元和美元？

当然，目前看来，金融制裁连俄罗斯都没能击垮，中国的经济实力也比俄罗斯强大得多，更难以撼动，而香港届时也肯定会得到内地的帮助。但是，香港毕竟是国际金融中心、属于外向型经济，那些制裁在短期内还是很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如果叠加社会上原有的不满情绪和境外的煽动，会形成更多的乱象。

可以预料，李家超这五年任期内，都要持续面对国际及台海局势恶化而带来的威胁，特别是2024年美国大选和台湾的地区选举，川普卷土重来和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机会愈来愈高，到其时局势会恶化到什么地步，无人能够想象得到。

四、金融危机

此外，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日益增加。去年年底，全球顶级富豪马斯克曾扬言经济危机“可能在2022年春季或夏季到来，但不会迟于2023年”。虽然马斯克没有解释为何有此判断，但从现时形势发展，马斯克的判断不无道理。

美国正经历40年来最高的通胀，据美国劳工统计局5月11日公布的4月通胀数据，消费物价指数（CPI）按年升8.3％，接近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平均目标。

为了降低通胀，美国将无可避免要加息、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5月议息会议决定加息半厘，是自2000年来单次加息最大幅度，并宣布于6月1日开始缩表，正式开始加息周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如果经济表现一如預期，在6月和7月的议息会议将会每次加半厘。

虽然加息可以相对缓和美国国内通胀，但产生的副作用极大，最明显的是会使原先在别国投资的资金回流美国，导致高外债国家外债加重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面临贬值压力，继而引发这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并很可能触发区域性，以至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世界多次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多与美国加息有密切关系。可以预料，随着美国展开加息步伐，全球金融市场将会进入一段长时间的震荡期，加上新冠疫情、俄乌局势等不明朗因素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非不能预见。

当然，以上这些风险挑战都是大概能够预测的“灰犀牛”，但下届政府肯定要面对其他无法预测的“黑天鹅”，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十七条困难”，最后一条就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对策建议

对于疫情，香港并非如一些悲观派所言，注定无法“清零”。事实上，香港并非没有“清零”的条件，问题在于领导是否相信可以“清零”。

现时香港医学界不少专家都支持共存，坊间提出的医务卫生局局长人选也有支持共存的。因此，李家超组班时，必须拣选一些熟悉国家“动态清零”的做法、相信这套做法是可行的，并且有决心执行的人士出任主责抗疫的主要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医务卫生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局长等，去统筹和落实抗疫工作。

特别是接下来应确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时推行全民或大规模强检，并为此制订具体的执行方案。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强检很可能要进行不止一轮，而是多轮，才能把绝大多数感染者识别出来，并且要大量隔离设施，把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隔离。

总之还是务求尽快管控疫情，达致“清零”，恢复与内地正常“通关”，然后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下，逐步恢复与海外的正常往来，并为应对往后的第六、七、八波做好准备。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疫情初起时快速、精准地切断传播链，不任由病毒造成持续性的社区传播和规模性的疫情反弹。

对于民情，在《港区国安法》的震慑力下，相信香港短期内再出现动乱的机会甚微，但期望民情短期内会有大幅改变，并不实际。应对香港民情的对策，道理上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相似，都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对于那些顽固的激进分子，期望他们短期内改变立场极为艰难，唯有利用法律和执行力量将他们管控好，孤立他们。虽然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但特区政府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仍然存在。

更何况《港区国安法》并不能涵盖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范畴，意味着下届政府除了要马上为《基本法》23条立法，往后更要随着形势变化，修订或补充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特别是信息流通方面，现时激进分子仍然可以通过“连登讨论区”和Telegram发布煽动讯息，这是李家超政府必须正视的漏洞。

2018年俄罗斯政府曾下令封锁Telegram，最终失败，2年后解除禁令。如此看来，管控好这些网络平台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2021年7月，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接受采访时表示，正筹备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图片来源：凤凰卫视视频截图

对于普通香港市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或多或少对特区政府有不满，也因为历史因素和西方及本地反对势力的宣传而对内地政府缺乏好感，但以宽松的爱国者标准来看，他们都是爱国者，不能把这么一大批香港市民通通划分为非爱国者，当成敌人处理。

因此，下届政府要积极争取香港市民的支持，特别是针对深层次问题，以实际政绩来争取民心，把市民的不满情绪疏导好，把社会矛盾管控好。正如李光耀所言：“要提高你们的政治意识，再多的政治教育、讨论和煽动，也比不上你们有这些切身利益来得有效。”往后重组的政策研究组，也要积极发挥舆情监察的作用，了解民情变化，避免激化矛盾。

同时，下届政府要积极发展进步力量，抓紧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培养出新生的爱国力量，并要积极培养爱国者成为贤能的管治人才，壮大爱国力量，长远使整体民情逐步调整。

国际政治及经济形势方面，香港处于相对被动的情况，毕竟往后西方国家对香港实施制裁，制裁会到什么程度，主动权不在我方而在西方国家手中，特别是视乎美国是否决心与中国全面对抗。

假如西方国家全面制裁中国，投下“金融核弹”，对香港的经济和金融难免是灾难性打击，但认为特区政府只可到时见步行步，或者断定西方国家会投鼠忌器，为了自身在华利益而放软手脚，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更何况，即使美国不主动出击，出现几率越来越高的全球经济及金融危机也会对香港造成沉重打击。

为了把破坏减到最低，下届政府必须“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语），预先做好准备，制定不同的应对方案。早前有报道指，金管局面对不同场景，例如被逐出SWIFT系统、资产被冻结等，制定了不同的应变预案，并一直与人民银行保持紧密沟通，这是好事，但可能还不足够。

除了做好预案，香港是否有一些可以主动做、能够减低冲击的工作呢？笔者并非金融方面的专家，只是门外汉，无谓班门弄斧，但现时已有不少学者和专家提出一些建议，例如检讨和调整联系汇率、参与中国的CIPS结算系统、积极发展区块链技术、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和比重等，值得当局关注和考虑。

此外，现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有“紧急应变系统”，另备有不同事故的特定应变计划，由保安局负责，主要针对的是严重影响市民生活的事故，例如自然灾害。2018年，六个纪律部队则组成了“跨部门反恐专责组”。但香港接下来面对的危机涉及不同领域，特别是金融方面，现行的救灾、反恐机制就不足以应对。

因此，下届政府可参考中央的“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设立专责统筹协调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金融危机应变小组”，由财政司司长担任组长，就应对金融危机和制裁作统一高层部署，统筹协调香港的监管机构、港交所等重要金融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行动，并设置专责对接内地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小组，以加强合作和沟通，并与海外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制裁作好准备。

结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也是正式进入“50年不变”中期的一年，而接下来的五年，更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的桥梁，随着国际和地缘局势变化，再加上本地固有的问题，可以预料香港接下来的五年可能依然荆棘满途，无可避免要面对无数的风险挑战。李家超政府能否带领香港应对危机、走出困局，是对“港人治港”的真正考验，他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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