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珊

　　按语：

　　林珊， 生于1918年，祖籍浙江温岭，革命人士，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吴大琨先生的夫人。

　　林珊女士2008年出版了《悠悠往事：我的传媒工作回顾》一书，书中述及了自己的生平，她在“童年杂忆”中写到：

　　我的祖籍是浙江台州地区的温岭。长大以后听家里人说，祖父是个破落地主。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的年代里，由于吸食鸦片烟，娶妾，耗尽了家产。

　　我的父亲林大文，曾读私塾多年，以后娶了温岭城内一家杂货铺“老板”的女儿为妻。婚后由于家境窘迫，不得不外出谋生，从浙江温岑县辗转到了江西的九江。

　　我就出生在九江。1918年农历9月29日的早晨，我来到了人世间。母亲临产时并不顺利，那天瓢泼大雨已下了整整一夜，马路上积水很深。没有车马，没有轿子，接生婆只能趟着齐膝深的积水，由人搀扶着来到家里。

　　按当时的规矩男归男排行，女归女排行，而且男的排行有一定的辈分，如：我的哥哥弟弟们都属“振”字辈，女的就不列入其中，我在女孩中排行第三， 给了个乳名“三妹”，大名叫珊梅，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珊。

　　在我前面，已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哥哥是老大，名振春。大姐名梅珠 （妹姐的意思），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后遗症右腿残疾，二姐筱梅（小妹的意思），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霄。

　　父亲读过私塾，到九江后不久便在地方法院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当一名“书记员”。由于有了稳定的收入，家境逐渐好转。 加上父亲工作勤奋，后来逐步升到了刑庭“推事”.

　　母亲家原是开小杂货铺的，经济也不宽裕，所以她很懂得勤俭节约，从不挥霍浪费， 平日布衣素食，信佛，总是在祈求菩萨保佑。

1943年儿子吴本钰出生35天后的全家留影（左为吴大琨，右为林珊）

　　林珊女士还在书中回忆了坪石先师吴大琨于1939年因慰劳新四军与冯雪峰、郭静唐等知名文化人士被囚“上饶集中营”及之后的不凡往事，现摘录刊载如下：

宝塔相会

　　我与“文化组”的同志们告别以后，便由大琨相伴，沿着我的回程慢步走去，宪兵尾随于后。

　　已是午后时分，老天爷很照顾，让太阳躲在云层中，我们走在铺着沙石的马路上并不觉得热得不好受。

　　边走边谈，在尾随有宪兵的情况下，除了谈天说地，什么也谈不了。

　　原来，大琨与“文化组”的同志早已策划好了，离周田村约一里地处，路边有一座废弃的破旧宝塔，我们可以以登塔顶瞭望为由，寻找单独相会的机会。果然，在我们提出要求后，宪兵也乐于歇息，就监守在宝塔门口。我们则沿着宝塔内盘旋的石级，一级一级地攀登到塔顶。

　　这座塔并不很高，塔顶也瞭望不到什么，我们只是为了甩掉宪兵的监视，可以在塔顶交谈片刻。

　　大琨概略地告诉我，集中营的反动头目是很凶狠残酷的，“文化组”表面上受“优待”，以后的处境凶吉难卜。他特别说到冯雪峰被囚禁在集中营，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是大家保护的对象，因为他是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在与敌人斗争中也足智多谋，受到大家的敬重。郭静堂在尽力为他能早日保释出狱而奔走，大琨也决心协助郭静堂进行掩护和营救工作。

囚禁大琨的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

　　大琨还把几年来在茅家岭黑狱和周田村集中营的生活情况向我叙述了一番。最后还告诉我，新四军的高级将领黄诚和李子芳等被囚于上饶的石底村， 情况十分危急，最好能找到党组织尽快设法营救。

　　我们在塔上不能久留，交谈后他从衣兜里取出几封信交给我，都是狱中难友托我带出集中营投邮的，其中就有国新社战友托寄的。随后，我们就匆匆走下塔来，相互祝福后便分手了。

　　我们的“宝塔相会”可说是患难中的带有戏剧性的一幕小插曲，每当我回忆往事时，这幕插曲还常常浮现在眼前。

　　探监归来回到“企山茶场”，我依旧不动声色地仍扮演“林小姐”的角色。 只是大琨在宝塔上嘱咐我给党组织送营救黄诚、李子芳的消息，我只能悄悄地告诉了老潘，除此也无其它办法了。后来听说黄、李最终还是惨遭反动派杀害。

　　上饶回来数日，即接到大琨来信，信上说很遗憾，我送去的布鞋是无法穿的，因为两只鞋底是一顺弯（同样弯向一边）的。我捜集那么多旧袜子，又洗净抽丝搓成线，再一针一针地纳起来的一双鞋，却是两只一顺的。

　　真是天大的笑话！

大琨被保释出狱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备，吴觉老在武夷山麓的崇安县赤石镇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我便随着衢县的企山茶业改良总场的人员迁移到了福建崇安的赤石镇。

　　茶研所的研究人员增多了，著名的农学家王泽农等许多专家都应聘来到所里，茶叶研究工作逐步加强，武夷山上重要的产茶区还设置了若干研究站点， 大家协力开展茶树栽培、制茶、茶叶化学分析以及茶业经营管理等问题的研究，全所的工作进行得紧张而有序。

　　1942年5月日军步步进犯，侵占了浙江金华，又攻陷了衢州，直逼上饶。“集中营”不得不向福建建阳迁移。难友们都是徒步行走，在沙石路上还要肩挑行李行进。大琨还算幸运，与一些体弱多病的难友被编在女囚队中，可以免除肩挑公物，放慢速度行进。

　　从上饶去建阳是要经过崇安赤石的，当他们路过赤石宿营时，大琨曾到茶研所看我，他在赤石停留期间，我们在赤石镇上还聚谈过数次。此后集中营就迁往福建建阳县城南的徐市镇。

　　徐市是一个狭小而偏僻的山村，雾重瘴浓，阴森潮湿，流行痢疾、伤寒等许多传染病。王闻识就是在这里患痢疾而牺牲的。至此，原集中营文化组的七名成员中，计惜英、叶亦辛和杨良瓒3人已经胜利越狱出去，郭静唐在移营途中得到保释，就只剩下冯雪峰和大琨两人了。

　　在大琨移营到建阳以后，我曾长途跋涉去徐市探过一次监。那时王闻识已牺牲，冯雪峰也经郭静唐努力奔走，由顾祝同的国际问题顾问、《前线日报》主编宦乡出面，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从集中营的医务室领了出来，暂住在《前线日报》社。有一次我探视大琨以后，还特地到《前线日报》社去拜望过冯老。 他陪我在报社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闲聊。聊集中营的情况，讲抗故的形势， 说青年应有的作为，还谈到大琨的优点和弱点。这位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的长者，平易而诚恳，所特有的刚直的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以后，我们曾多次去拜访他，那时他年事已高，每次我们去，都见他孜孜不倦地伏案笔耕，令人可尊可敬。

　　原文化组的七个人，只剩大琨一人了。茶叶研究所所长吴觉老与当时在第三战区工作的孙晓村多方设法，由吴觉老出面，以叔侄关系将大琨从集中营保释出来。吴觉老当时是财政部所属茶叶研究所的所长，地位高，威望大，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得不买帐。但是，为了便于监视大琨，提出 不准许吴大琨离开其辖区为条件。因此，大琨出狱后不得不在茶叶研究所暂住。

崇安赤石

　　让人负疚终身的事是，集中营当时设在徐市的一座庙里，从赤石到建阳有车可乘，可是，从建阳到徐市有三里路程的崎岖小道，不能行车，吴觉老作为长辈，徒步跋涉到庙里将大琨领出狱来，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大琨出狱的日期是1942年11月12日，计算起来，他失去自由整整3年零6个月。

　　大琨暂住茶研所期间，逐步调济恢复身心健康，吴觉老多方为他物色寻找工作。同时，我从“林小姐”变成一个母亲了。感谢上天，这时候赐给我们一个孩子，男孩，取名本珏。

1943年本钰出生35天后的全家留影

逃离魔窟暂居建阳

　　20世纪40年代，福建建阳市的文化教育事业 比较繁荣，设有两所大学，一是暨南大学，另一所是英士大学。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是著名的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的专家戚叔含教授，正好他与吴觉老是浙江上虞的同乡。通过吴觉老的介绍，大琨便到建阳去担任了暨南大学文学院的讲师，教授英语。他虽翻译过《大众政治经济学》、《莫斯科记》、《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及《新哲学概论》等书， 但自己感觉到仅凭这一点点英语根基要在大学里讲授英语，还是比较吃力的，只能努力下工夫，认真备课。有意思的是，当时暨大文学院还另有一个英语班，讲课的是外籍教师，他英语虽好，但不会说中文，而大琨用中文讲课，反受学生们的欢迎，都拥到他的课堂上来听课。

　　暨大商学院院长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周宪文，他也邀大琨到商学院讲授“战时经济”。稍后大琨就转到商学院，名义上是讲“战时经济”，实际上讲的是“苏联经济”，因为当时只有苏联有战时经济的总结。

　　英士大学教务长是孙怀仁，与大琨曾是留学日本的同学，他也邀请大琨去讲授“战时经济”。由于这一课程倍受学生欢迎，大琨因此从讲师提升为副教授，当时他出狱仅一年，年仅27岁。

　　1943年初冬，我辞去了茶叶研究所的工作，告别了恩师吴觉老，带着孩子本珏，离开崇安赤石，暂居建阳。

　　大琨搬出了暨大宿舍，租下了一间约十多平米的房间，我们3口人便卷宿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还要腾出地方保证大琨备课。生活较为艰苦不说，更艰难的是哺育孩子，没有经验，也没有帮手，搞得我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生活的艰苦是可以忍受的。我们心中日夜盘算的，还是怎样尽快地逃离仍在监视着我们的第三战区，逃离国民党反动派的虎口。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邻居是经商的，知道我们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对我们带有几分尊敬的表情，又见我领个孩子的辛苦状态，有时还表示同情和关心。没见有什么政治倾向。日子长了，邻居关系比较和谐。

　　不久，传来了好消息，东吴大学已内迁到广东曲江（韶关）。校长沈体兰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同意邀请大琨到东吴大学去 授课。

　　接到东吴大学的聘书以后，我们全家便悄悄地搭乘邻居（商人）运货的卡车，匆匆离开了建阳，直奔广东曲江。这时，已是1944年春节过后。

逃离第三战区与初识李约瑟博士

　　战乱中东吴大学内迁到广东曲江（韶关），校舍设在曲江近郊仙人庙。周围树木苍翠，空气淸新，环境比建阳好了许多。只是珏儿身体孱弱，啼哭声吵扰左邻右舍，使我们很不安。

　　东吴大学聘大琨为副教授，讲授经济学，学校的训导长谢扶雅负责监视授课。沈体兰校长十分谨慎，生怕大琨被捉到错头，再三叮嘱在授课中不能提马克思，大琨便讲马克思经济学的实质性内容，表面上不提马克思的名字，内行的人一听就明白，而谢扶雅却是外行，他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听得还很起劲，还时常带了一付老花眼镜认真地做笔记。教学效果还算不错。当时在曲江还有一所岭南大学，引得该校的老师和学生也跑来听课。这给了大琨很大鼓励。

　　初尝大学教书，大琨颇感兴趣，这与他以后同大学教授结下不解之缘，不无关系。

　　除了教课以外，东吴大学还指派大琨代表学校接待来校访问的学者和教授。当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他的任务是代表英国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士建立友好关系，并进行学术交流。他饶有兴趣地到东吴大学来参观访问，沈体兰校长指派大琨接待了他。

李约瑟博士

　　大琨告诉我，初识李约瑟博士，便对李约瑟博士产生了敬重之情。李博士身材魅梧，学识渊博，特别是汉学的根底很厚。在陪他参观、介绍了东吴大学的情况之后，他们还交谈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而且谈得很投机。大琨还应李约瑟博士的要求，陪他去逛旧书店，挑选和购买了一大批书籍，大琨从李约瑟博士亲手挑选的书籍看出，他不仅中文水准不低，而且他对中国历史也很有研究。

　　大琨与李约瑟博士虽是初次见面，但从此结下了较深的友谊。

　　安定生活的好景不长，1944年6月间，日本侵略军猖狂地沿湘桂线进犯， 眼看曲江就要失守，东吴大学不得不由曲江迁移到了桂林。由于东吴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出资办的，到桂林后学校接到美国主办者发来的通知，称“由于经费困难，学校暂时停办”。学校不得不宣告解散，教职员工每人发给一笔遣散费，便各奔东西了。

大琨助美军炸毁日军广州机场

　　生活不安定，我有孩子缠身，暂时无法工作，怎么办？大琨并不担忧，他打定主意寻找党组织的帮助。

　　桂林当时的文委书记是邵荃麟，1939年大琨慰问新四军路过浙江金华时曾遇见过他，所以俩人并不陌生。他们很快就相见了。大琨告诉他失业的事，他安慰说：“不必担心，给你安排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你就安心地等待吧。”

　　有一天，一个美军上尉军官拿着龚普生的介绍信来找大琨，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帮助我们打日本侵略军的，名叫范·査理。龚普生是在20世纪30年代救国会的活动中与大琨相识的，她在介绍信上说让大琨与范·査理谈谈。

　　范·査理对大琨说：“听龚普生女士介绍，你擅长英语，同时又擅长日语 （指曾留学日本）。我们十四航空队经常弄到一些日本的文件，但是缺少识别和处理这些文件的人，所以想请你做顾问。接着还说：“你这顾问的头衔就称为技术顾问吧。待遇一定从优，希望考虑。一周后，我在旅社等你，如果你认为不合适，可以不来找我，如果愿意合作，就来找我，届时我们再具体商谈。”

　　我们都知道，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空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翌日，中国正式宣布与德、意处于战争地位，从此，中国和美国、 英国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命运就结合在一起了。

　　虽然美国两年前就是我们抗日的盟军了，我仍顾虑重重，大琨更担心美军找他搞情报工作，便立刻找邵荃麟.他向邵诉说：“美国人要我搞翻译，这可能只是借口，很可能是要我搞情报，我对这很有顾虑。”不料邵荃麟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不是要找工作吗？现在让你帮美国人搞抗日的情报，你顾虑什么？有困难，我帮助你，支持你。”听了他的这番话，大琨就消除了顾虑。

　　过了一个星期，大琨按约去见范·査理，表示可以为他工作。这时候，他说实话了。他说：“翻译工作，日子还长着呢。现在要讲一件很机密的事情，因为我们很信任你。我们十四航空队要去轰炸日本的军事目标，具体说就是广州日军机场和军用飞机，没有可靠的情报是不行的。”他还说：“过去我们曾同戴笠系统合作过，他们就是要钱，钱花了很多，但是取得的情报都是没有价值的。 据我们了解，你与许多进步组织有联系，能不能通过这些关系，帮我们搞到上述情报，这对中国和美国抗击日军都有好处！你能不能找人帮我们做这项工 作。”大琨因有邵荃麟的支持，便约定一星期后给答复。

　　当天晚上，大琨找邵荃麟汇报了与范·査理洽谈的经过。邵说，正好有一位姓李的中学老师(当时用假名，真名是李嘉人， 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委文教书记、广东中山大学校长)要带几个学生去东江，邵让大琨介绍他们与范·査理见了面，范又带他们去见自己的上司史密 斯上校，毎人发给路费2万元国民党时期的伪法币，并给他们办了通行证，他们便上路了。彼此约定8月份在广西梧州会面。

邵荃麟(1906-1971)

　　李嘉人等离开桂林是1944年7月间。当时桂林连日遭敌机轰炸，已相当乱了。范·査理在距桂林不远的八步镇建立了一个联络站，并用车子把我们全家都送到八步镇暂时住下。

　　八步镇不大，只有一条大街是比较热闹的。许多相识的朋友也先后从桂林搬来这里暂时避难。所以，小小的八步镇并不寂寞。

　　我们在八步镇大街上一间铺面房的楼上租了一间屋子，街对面住的是著名的翻译家、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全家。白天没事我们常带着儿子本珏去闲聊， 胡老全家都很喜欢逗本珏玩耍。

　　在等待李嘉人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还走访了一些在八步暂时避难的朋友，印象最深的是拜访了著名的南社（爱国诗人的团体）诗人柳亚子，他很健谈，和我们是同乡，也是苏州人，谈得兴致高时，当场取来宣纸挥笔作诗一首赠给大琨：

　　相逢万里外，花草冷苏州。

　　美里幽回梦，潮流动荡秋。

　　小康嗤管仲，大义言何休。

　　年少多英杰，期君出一头。

　　这是柳亚子作为长者对后辈的教导和鼓励，大琨深深铭感。

　　到了与李嘉人约定的日子，大琨便带了一名助手到梧州去，没过几日李嘉人果然如约回来了。双方见面后很高兴，李说：“有关日军的情报都在我的脑子里。”于是，他一面写，大琨便一面翻译成英文记录下来。

　　东江的战士们对日军在广州的军事机关以及可轰炸的目标，调査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幅广州日军机场的地图。这张地图是东江游击队一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花了很大的代价搞到的。他们指派一些战士化装成苦力，故意让敌人抓去修建飞机场。进入敌军机场后，他们认真地作了详细的调査，方才发现敌人是十分狡猾的，机场上放着的都是木头制造的假飞机，真的飞机都藏在山洞里。由于飞机库都设在山洞里，所以美军多次派飞机去轰炸， 均无效果。轰炸后，日机照样出来肆虐。此次东江游击队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他们利用飞机库周围的标志，测定了方向和距离，绘制了一张地图，使任何人 都能辨明飞机库的准确位置。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大琨深知这份情报和这张地图的份量，也非常清楚情报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他没有先回八步，径直从梧州赶到桂林找到史密斯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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