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名有涉外经验的好律师，上海第一家律师事务所

作者 / 蔡宸劼

来源 / 智合

11月26日，“智合”微信公众号发表《上海涉外律师简史：卌年岁月，叁代征程》，围绕90年代最早成立的浦栋、方达、通力等一批从事涉外业务的律所，回顾了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后上海涉外律师的40年发展。文章发出当晚，智合编辑部即接到了通力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秦悦民律师的来电，在电话中秦律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有这样一群老律师，他们出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带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弟子，自己却在历史的汪洋里始终隐姓埋名——他们才是真正的上海第一代涉外律师。是以，智合决定将“上海涉外律师”拓展为系列文章。本文是第二篇。

1984年，上海发生了一桩大案件——温州当地的一家金属材料公司委托上海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办事处进口一批钢材，于是，中技公司便与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代表签订合同，明确进口钢材为9161吨，价款总计为229.5万美元，并按照单据如数汇款。可是，钱款一经汇出，对方却立即与中技公司断了联系，约定好的货物也迟迟不见踪影。

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不过才20亿美元，200多万相当于外汇总量的千分之一，堪称天文数字。由于等待时间较长，这笔货款也早已汇出瑞士境内，追回难度极大。1986年，尝试了各种手段均告失败的中技公司负责人找到上海第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请求帮助。三所律师随即以欺诈侵权为由，向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在周密的调查中，三所律师留意到对方正与国内另一企业进行钢材交易，货款尚留境内，于是立刻向法院申请冻结这笔资金，并对对方提出的仲裁申请提出了反驳意见。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取证与周旋，法院最终做出判决：瑞方公司偿还中技货款并赔偿利息、经营损失。中技公司的负责人非常满意，高度肯定了律师在涉外经济事务中的作用。

由于涉及金额巨大，这桩案件经由媒体报导很快便传播开来[1]，并于1989年登上了最高法院公报[2]。正在复旦大学学生法学社担任论坛部主任的秦悦民随即关注到了此案的两名承办律师：蒋鸿礼与邵瑞兴。

蒋鸿礼

邵瑞兴

（图片来源：上海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信用信息平台）

秦悦民出生于1968年，中国律师制度恢复时，他正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读书。1986年7月，秦悦民高考完毕，准备填报志愿，恰逢中国正式提出复关申请[3]，于是他便与在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担任高级工程师的父亲聊起了这一话题。

父亲告诉他：“石化总厂在从外国引进设备时总是会遇到不小的困难，这都是源于兼具法律、经济与外语能力的人才实在是太缺乏。”

正是这一句感叹，坚定了秦悦民填报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决心，从那时起，他便立志要成为一名复合型的金融涉外律师。进入复旦大学后，他加入了学生法学社并积极邀请了傅玄杰、郑传本、鲍培伦等沪上知名大律师前来演讲案例，为自己的律师梦想提前积累经验。

傅玄杰（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郑传本（图片来源：搜狐新闻）

1989年，中瑞跨国诈骗案见诸公报，立即引起了秦悦民的注意，他随即前往三所，代表学生法学社向办案律师发出了讲课邀请。在课堂上，邵瑞兴向同学们分享案例的来龙去脉，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应然和实然是不一样的，唯有多看判决书，多了解法官的想法，才能积累真正的实战经验”。[4]凭借此次讲座的契机，秦悦民与三所的两位律师就此结识，隔年寒假，便进入三所进行实习，又在7月份毕业后正式加入上海三所。这时候，秦悦民才第一次亲眼见证三所律师的行事风格。

上海三所前身为上海市律师协会下的涉外组，1982年经批准正式改制为第三法律顾问处，1984年更名为第三律师事务所。这一时期的三所汇集了众多优秀的律师，如陈泽政、居同匮、庄胤生、杨志鳌、方贤光等等，毛柏根律师1987年留美归来后亦加入三所。

上海市第三法律顾问处（图片来源：上海律协）

陈泽政是当时三所的主任，也是沪上首屈一指的谈判律师，从1981年起参加中德上海大众、中美欧乐B、中日日立空调、中日双鹿、中日中野冷机、中美AT&T 、中美上海通用等大型合资和技术转让项目谈判，其中大众与通用的两桩合资案例更是被称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一号工程”。

陈泽政

（图片来源：《开拓者的足迹：上海老律师风采》）

居同匮亦是涉外律师行业的大明星。他4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49年又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解放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法官，此后又做了19年的木工，80年代律师制度重建的时候，他便积极响应号召，加入涉外组重返法律队伍。在1980年到1985年近6年间，上海的中外合资项目大多是在他手中谈成的，其中亦包括中德大众汽车合作、金山石化等重要项目，每当说起居同匮，身为同事的邵瑞兴总是要竖起大拇指称赞“果然老鬼”（音同居，吴语中表示经验丰富，称赞其厉害的意思）。[5]

居同匮接受东吴大学校友会专访

（图片来源：台湾东吴大学电子报）

当时上海三所内设有三个组，分别是侨务组、海事组和对外经济组，居同匮、陈泽政、蒋鸿礼、陈瑞谟、唐正泽等律师外语较好，主要从事涉外工作；杨志鳌、姚泠主要从事投资、公司法律事务谈判；庄胤生、倪志强等律师负责海事；王一鸣、王中一、郑耐丽、方贤光等律师负责经济、民事、侨务。除此之外，蒋鸿礼亦负责联系银行从事金融方面的业务，而邵瑞兴博学多才，三所内涉外、海事、民事等各类业务的开辟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陈瑞谟

杨志鳌

（图片来源：《开拓者的足迹：上海老律师风采》）

由于业务覆盖面较广，在一段时间内，事务所的门口甚至会同时挂出“侨务律师事务所”、“海事律师事务所”、“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三块牌子。不过随着律所的发展，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的名声逐渐打响，其余两块牌子也就被搁置了起来。到了1992年，一名叫作乔文骏的年轻律师无意中发现三所中还有一块侨务的牌子束之高阁，经过协商便借了过来以独立承办涉外业务，到这时，“侨务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才以不同的姿态重新登上历史舞台[6]。

不过，在众多的明星律师中，令秦悦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自己的带教老师，蒋鸿礼与邵瑞兴。

蒋鸿礼1928年出生于浙江金华，1947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学专业就读，48年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学习，师从中国著名法学家卢峻教授，有着上海老派绅士的作风，每天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邵瑞兴193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57年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就读[7]，1981年受时任律协副秘书长李树棠所邀，放下外贸局的稳定生活，毅然参与法律重建工作，为人儒雅博学，又好舞文弄墨，是律师界罕见的通才。

李树棠

（图片来源：《开拓者的足迹：上海老律师风采》）

秦悦民回忆道，有一天自己身着正装坐在办公室的时候，蒋鸿礼先生走进来一看，就用他的金华口音说：“你这个皮鞋不错，我觉得是小牛皮的。”[8]在蒋鸿礼的观念中，做律师一定要“smartly dressed”（穿着得体），因为律师给客户留下的印象非常重要，不修边幅就去见客户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人生阅历丰富的他们，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传授的第一堂课。

8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社会的时期，三所中亦汇集了相当一批年轻人。1983年，杨良骐、李颖从复旦大学分校法律系（现上海大学法学院）[9]毕业，成为当时涉外组汇入的第一批新鲜血液。1985、86年，吕国耀从华政函授法律专业、段祺华从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专业毕业，加入三所担任专职律师。1989年，华政毕业已5年的沈孝鸣辞去了审判员工作，成为三所的一名涉外律师。同年，刘大力从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专业毕业来到三所，当时在上海，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普遍去法院、检察院工作，因此刘大力也成为上海律师界法学研究生从事专职律师职业第一人。[10]90年代之后，秦悦民、黄伟民、孙志祥、李骐、张明等青年大学生纷纷毕业加入三所（此外管建军等在校法学生亦于三所实习过一段时间），其中很大一部分日后成为了涉外界一等一的大律师。

80、90年代，由于涉外业务对律师复合型能力的要求极高，中国律师制度又刚重新起步，因而从事涉外领域的律师数量非常少。在陈泽政、居同匮等律师或调任或退休后，蒋鸿礼与邵瑞兴几乎承办了当时上海所有跨境融资项目与银团贷款项目，并担任着大部分中外资商业银行与外贸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正是如此，刘大力、李骐、黄伟民、秦悦民等青年律师便得到了大量的实践机会。1991年底，上海第一批B股上市，在蒋鸿礼的带领下，李骐、黄伟民、秦悦民等执业未满两年的“初生牛犊”便积极参与，多方调研，毫不露怯地与境外律师合作，与客户谈判，最终帮助客户完成了中国境内首个B股上市项目，并包办了上海前10个B股上市中的6个。其中，年仅25岁执业方1年的李骐也被《解放日报》报道为“B股专家”。

在蒋鸿礼与邵瑞兴的带领下，李骐、黄伟民、秦悦民等年轻律师又合作完成了吴淞化工厂TDI、马鞍山钢铁两地上市、东方明珠电视塔等项目。短短4年时间，秦悦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摇身一变成为了法律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与老律师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三所中的居同匮、蒋鸿礼律师都是东吴大学法学院出身。东吴大学在中国近现代法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曾在东京审判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的华东政法大学与复旦法学院国际法学科继承的也都是当年东吴的法脉[11]。因而，秦悦民总是说自己在某种维度上也能算是东吴传人。上海三所不仅是律师制度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推动者，同时也让被忽视了40年之久的英美法教育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

“三所传承着老东吴人专业严谨、大气谦逊、平等开放、风度翩翩的精神风采，又将它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了下一代。”

随着90年代合伙制律所的兴起，国办律所纷纷改制，三所内的年轻律师们也一个个外出，开始闯荡属于自己的江湖。

1992年，毛柏根、杨良骐、刘大力等人离开三所，创办浦栋，孙志祥亦于此后加入；1993年，段祺华回国归来创办段和段，李骐、黄伟民、秦悦民等人也离开三所，与刚毕业的周志峰、吕晓东一起创办方达；1994年，刘大力赴英留学归来结识甫毕业加入浦栋的俞卫锋，1998年秦悦民、韩炯先后从英法留学归来，在刘大力的提议下，四人一拍即合创办通力，若其中再要深究，俞卫锋当年的带教老师也正是三所出身的杨良骐；2001年斯乐马成立，2007年与四维合并成为现在的四维乐马，其英文名“SLOMA”正是来源于上海海事律师事务所的首字母缩写（Shanghai Law Offices of Maritime Affairs），律所中的不少律师都有着当年在三所的兼职实习经历。

秦悦民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回忆两位恩师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刘大力、李骐、秦悦民等律师都曾不止一次地提及当年的老师对于自己的影响。这些如今名闻遐迩的涉外律所背后，是与上海三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留名声、没有架子、永远保持着平等与赤诚，正是通过这样方式，上海第一代涉外律师们在潜移默化之中为中国法律行业播撒下一片又一片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