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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考古学家确认西安东郊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至此西汉十一座帝陵的位置得以全部确认。汉文帝及其子汉景帝共同开创了“文景之治”，这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王朝时期后的第一个治世。

重农崇俭

班固在《汉书》中曾这样评价“文景之治”：“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在班固看来，“文景之治”可以媲美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的时代，那时天下不用刑罚四十余年，人民知礼敬法、安居乐业，流风甚美。

社会风俗的变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古人深知此理，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刘邦、项羽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崭露头角，到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以刘邦获胜落下帷幕，八年战乱让神州大地元气大伤，经济破败，民生多艰。

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天子出行所乘马车凑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而大臣出行有时连马车都没有，只能改乘牛车，由此可见汉初经济之凋敝。为了让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汉初采用“无为而治”的行政哲学，将“与民休息”放在首要位置。无为而治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妄为，应当根据当下自身的情况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汉初成书的《淮南子》批评“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观念，而赞同因势利导，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们修建水渠将其导入田地中，就像庄稼春种秋收一样，人们顺应作物生长规律就有收获。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汉初“与民休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无违农时。汉初田税税率很低，汉高祖所定的“十五税一”已较战国时代的“什一之税”更低，汉文帝在位时曾减为“三十税一”，公元前167年，他更是下令免征田税，此后直至汉景帝于公元前157年即位的十多年中都免征田税，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汉景帝即位后，恢复“三十税一”的税制。

除了田税之外，古代农民还有服劳役的负担，一般安排在农闲时节，汉文帝将“一年一役”改为“三年一役”。不论是减免田税，还是减轻劳役，其目的均是让百姓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把自家的小日子过好，才能让社会安定，并积蓄能量投入到更大的事业中。

汉文帝一方面通过亲耕礼等方式，向社会传达首重农业的执政方针，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有人曾向汉文帝进献一匹千里马，汉文帝却而不受，他说：“天子出行，前有鸾旗开道，后有随从护卫，一般情况下，每天行走五十里，如果率军出行，每天只走三十里，我坐上这匹千里马，又能先走到哪里呢？”汉文帝还下诏天下郡国不要进献珍稀宝物。

《史记》称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汉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露台，台是高于平地可以登临远处的建筑，那时宗室成员间颇有一种建高台的风气，西汉宜春侯曾在城中建了五座高台以便游览，建高台花费不少，汉文帝自然也知道，但听到建露台要花费百金，立马取消了修造计划，他感叹道：“百金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家产，我继承先帝留下的宫室，常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使先人蒙羞，怎能建造高台呢？”

治狱务宽

在汉文帝、汉景帝的施政措施中，减轻刑罚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刑罚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手段是必要的，汉初对于秦政多有因循，沿用了许多严苛的刑罚。

汉文帝即位之初便废除了连坐之法，在他看来“法者，治之正也”，法令公正、量刑适当，百姓自然心服口服，社会风气也会向善拒恶，将罪犯予以惩处理所应当，但旁及无罪的亲人则有失公平，也与法制止暴行、导民向善的根本目的相违背。

汉文帝还废除了残忍的肉刑，历史上著名的“缇萦救父”说的就是这件事。缇萦是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的女儿，他犯了罪要被施以肉刑，缇萦不忍父亲受此刑罚，来到长安向朝廷陈情，表示一个人一旦施以肉刑，肢体遭到摧残就再也不能复原了，她愿没入官府为奴婢来换取父亲免受肉刑，保住肢体的完整，给未来改过自新回到正常生活留下可能。汉文帝得知缇萦的陈情后，为其孝心而感动，要知道汉文帝本身也是一位孝子，其生母薄太后生病时，亲尝汤药亲自喂养。更难能可贵的是，汉文帝能据其陈情而反求诸己，“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汉文帝下令废除肉刑，改为笞刑。

不过，汉文帝时的笞刑仍是很重的刑罚，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规范，汉景帝时，朝廷规定了笞刑要采用怎样的刑具、笞刑只能施加在犯人的臀部而不能施加在其他部位，并连续两次减少鞭笞的数量，第一次“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第二次“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汉景帝曾下诏，刑狱乃国之重事，相关官员不可不谨慎从事，地方如果有拿不准的案子应当交朝廷处理，“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呈现出了这样的景象，在经济方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汉代的铜钱内方外圆，中间用一根绳子串起来，串钱的绳子腐朽，乃至无法算清到底仓库中存了多少钱；在社会风气方面，“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百姓将犯法看成是十分严重的事，纷纷以仁义为先，厌恶做令自己令他人感到羞耻的事。

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是一个养精蓄锐的时代，面对北方匈奴的进攻，汉朝基本处于守势，面对南方的南越国，汉朝与之保持良好关系，汉景帝时平定了“七王之乱”，但没有彻底解决同姓诸侯王坐大的问题，这一切都有待汉武帝来解决。汉武帝依赖“文景之治”奠定的雄厚经济与社会基础而得以大开大合——南平南越、北击匈奴、行推恩令、独尊儒术，一个大有为的时代来临了。

发现霸陵

以俭约而著称的汉文帝，生前曾交代自己的后事，据司马迁的《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对当时厚葬以致家庭破产、服丧过度以致损伤身体的行为表示反对，他下令减少为他服丧的时间，以往按照礼制需服丧九个月的减至十五天，需服丧五个月的减至十四天等。对于陵墓的修建，“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霸陵也写作灞陵，因在灞水边而得名，灞水是“八水绕长安”中位于长安东边的一条河。霸陵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如李白有一首词《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霸陵所在的区域在进出长安的交通要道上，这里不知见证了多少依依惜别。

古人对汉文帝霸陵所在的区域是清楚的，但具体地点却是个谜。《史记》《汉书》这些典籍中都没给出具体地点，倒是元朝一位叫骆天骧的学者在《类编长安志》中，明白写道霸陵在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明清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清代著有《续资治通鉴》等作品的大学者毕沅在陕西做官时还在凤凰嘴下立了一块正名碑，告诉世人这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事实果真如此吗？2011年，考古学家对凤凰嘴开展考古勘探工作，因为有古人的明确记载，考古学家最初也认为这里就是霸陵，可是从山底探到山腰再探到山顶都没有发现人工开凿痕迹，证明凤凰嘴下没有陵墓。尽信书不如无书，考古学指出了一个流传七百多年的错误，但仍然没有找到霸陵的具体地点，这时凤凰嘴两公里外的江村大墓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

2002年，六件西汉陶俑出现在美国的一场拍卖会上，这六件陶俑来路不正，是盗墓贼盗走再转卖到国外的，在拍卖会开始前二十分钟，我方成功将其从拍卖名录中撤出。一年后，六件陶俑回国。这六件陶俑原本被认为出自白鹿原上的窦皇后陵，这位窦皇后是汉文帝的妻子，窦皇后陵是典型的西汉帝后陵，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很像古代量米的器具“斗”倒扣的样子，故称“覆斗状封土”，后来考古学家确认陶俑其实出自窦皇后陵旁的一座墓，因为在江村而得名江村大墓。

考古学家对江村大墓展开勘探后，惊讶地发现种种证据显示这是一座西汉帝后级别的高等级墓葬，经过考古学家多年努力，如今可以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不同身份的人，逝世后享用的葬制也是不同的，江村大墓墓室东西南北面各有一条墓道，从空中俯瞰其形状，像是繁体字中的亚，这种亚字形陵墓一般只有皇帝或皇后级别的贵族才能享用，这是一条重要的证据。另一条重要证据则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道东西长1200米左右、南北宽860米左右的夯土围墙，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围在一起，西汉人赞同“夫妇一体”，死后也应合葬在一起，采用“同茔异穴”的葬制，即夫妇各有墓穴，但在一个陵园中，可与窦皇后合葬在一起的，只能是其夫汉文帝。

江村大墓地表没有高大的封土，这似乎与西汉帝后陵的规模不相匹配，但却印证了《史记》中汉文帝要求“不治坟”的记载，而霸陵外藏坑出土的文物也较为朴素，印证了汉文帝的俭约。应当指出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对霸陵墓室进行发掘，而是对墓室外围的115座外藏坑中的8座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量陶俑、金银器、明器官印等，外藏坑俨然是一座地下官署。

在西安市北郊的渭水畔，坐落着汉景帝的阳陵，汉阳陵博物馆如今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观众在这里可以看到西汉帝陵外藏坑的样子。考古学家挖掘了阳陵10座外藏坑，博物馆建设者在外藏坑上铺上厚玻璃，观众可以行走在其上，低头便能看到两千年前外藏坑中密集排布的陶俑。

这些陶俑如今赤身裸体，但在下葬时，他们的身上包裹着丝麻等织物，时光流逝，外衣逐渐被侵蚀，而陶俑却还保留着昔日的神态，他们或抿着嘴唇，或低眉颔首，或面露微笑……

让两千年前的微笑再度绽放，拉近今人与历史的距离，这也许就是考古学的魅力。（罗慕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