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朋友被抓找律师有什么作用，律师是弱势群体

大家好，我是谢律师，只做刑事案件。

近一年来，我在办理的案件中接触到好几位带小孩的单亲妈妈。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只要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都不算是弱势群体。但是深度接触后，就会发现她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被社会高度忽视的弱势群体。

这里分享三个真实案例。

在办理一起卖淫类案件中，我认识了一位单亲妈妈。被公安机关逮捕时，她已经40来岁。

这位妈妈父母早亡，从小和哥哥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苦。成年后，便早早结婚，不久后又离婚。离婚时，小孩才刚几个月。再后来，前夫因为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就相当于没法从前夫那里获取小孩的抚养费了。

因为文化不高，最初，这位妈妈是一边带娃，一边靠摆地摊、务工维持家计。后来迫于经济压力以及为了给小孩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她最终参与了卖淫类工作。

在被公安机关拘捕后，她的哥哥委托我担任她的辩护人。会见时，她最后告诉我的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扎心——她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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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案件，是一个被诈骗了50多万元的单亲妈妈，华姐（化名）。

华姐离婚时，分到了一套房，经济境况比上一个案子要好很多。但同样的，为了让孩子不缺少父爱、生活条件能更好一点，华姐一心想找个可靠的男人再嫁。后来，华姐在自己不熟悉的场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生意人”。

这个生意人好像很有钱，经常让别人开着保时捷、玛莎拉蒂去接她去酒吧喝酒。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迅速的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还发生了性关系。尽管如此，这个男朋友从来没有给过华姐一分钱，反而经常向华姐灌输“要学会理财”、“要用钱生钱”、“不利用资本，一辈子都不能享受极致生活”的思想。

后来，华姐在男朋友怂恿下，把房子抵押贷款，投资了男朋友指定的一个虚假项目。

当然，最后查明，这位所谓的年轻“生意人”、“有钱人”，是一个骗子，豪车是租来的、大项目是虚构的。

华姐来咨询我的时候，公安机关已经把“男朋友”抓了，律师能起的作用相对较小，所以我没有接受委托，仅仅是帮华姐做了法律咨询。

在分析案件过程中，华姐问我要了一支香烟抽了起来，她很认真地在听我讲，但基本不提问。当我说到“如果这个人名下没有财产，可能没有办法追回钱款”的时候，我看着她的眼睛，华姐没有任何反应。我似乎感觉到，华姐的精神可能已经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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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案子，是一位可能涉嫌诈骗的女儿。

在这个家庭里，是爸爸意外离世了，只剩下妈妈和女儿。女儿很要强，或许有心理障碍，她总担心妈妈一个人生活，会被村里的人看不起，或者说不愿意让别人同情自己的家庭。

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她放弃了自己本科学位，辍学参加工作。后来，她不断向朋友借钱，买奢侈品、项链、名牌包包给自己和妈妈，还带着妈妈旅游等。通过对自己和母亲的包装以及显示出的二人生活开支水平，她给村里人营造出一种自己很有本事、很能赚钱的假象。

可事实是什么呢？这个女儿赚不了多少钱，她借来的钱也短时间内也根本还不上。再后来，钱也借不到了，她便以谈恋爱、生病等原由开始“骗钱”。

当我机缘巧合了解到这个案子以后，我已经不能仅以刑事律师的角色去看待案件了。我不禁想象到，当最后一切破灭的时候，这个女儿的妈妈得有多伤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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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案例中我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亲情的羁绊——不是妈妈为了孩子，就是孩子为了妈妈。

我依稀能够感知到，基于文化基础，在这种相依为命的亲情中，似乎很多事都是可以干得出来的，哪怕是违法犯罪。而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如此客观事实。

w.a邦格在《犯罪学导论》中做过这样一个假设：两个实际上生活在完全相同的处境中的人，这样的两个人都有机会实施某种非常有利可图的犯罪，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任何道德方面的缺憾。在决定的时刻，一个人有勇气去满足需要，而另一个人则表现得怯懦和退缩。这样，勇气便成了一种犯罪因素。显然，我们不能说勇气是邪恶的因素，而怯懦和退缩是美好的因素。

本文作者从来都不是批判者，我并不认为悲剧是能够以一己之力完全避免的。参考w.a邦格关于“勇气”论述，我认为：亲情是美好的；但在有的时候，它也可能会造成负面结果。既然亲情具有双面性，我们在宣扬亲情美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对那些受“亲情”负面影响的家庭，给予更多的关怀与宽惠。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善”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