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厚街律师找哪家的好，东莞厚街律师找哪家的好一点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摄影 谢凯

见到冀中星的时候，他父亲冀太荣刚载着他从医院回家。冀中星鼻梁很高，眼窝深邃，逢人便笑，笑容还很阳光，如果不看他的身体，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人。

他父亲是在前一天上午接到监狱通知的，说他儿子今天出狱了，让他去乡里接，他没找着车，对方把冀中星送回到了村里。

冀家看上去比当年更困窘。首都爆炸案后，律师刘晓原曾去过他家，形容起来是家徒四壁，“一间陈旧的砖瓦房，旁边是一间铁皮活动房，我在铁皮房里呆了一会儿，上衣已湿透。”

铁皮活动房还在，门对面是个斑驳的木床，因为儿子回来，冀太荣在旁边支起一个木架子，覆上一层纸板，遮住了两个大窟窿，算是他自己的床。两张床靠得很近，冀太荣说，“睡旁边方便照看他。”

那间灰扑扑的瓦房彻底不能住了，屋顶破了几个洞，一下雨就直往下漏。如今里面摆满了废弃的杂物，靠着门边的泡菜坛子是冀太荣走到这间房的唯一理由，他每天上这夹上一些咸菜，就着馒头吃。屋子里贴着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笑得喜气洋洋，背景是天安门广场，“一直想去天安门拍真的，这张是在背景墙照的”，冀太荣不好意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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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庄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富春乡，“冀”是村子里的大姓，冀家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守着家里的田地。

冀中星是冀家的老二，他没读完初中，和哥哥一样，很早开始四处打工，辗转了几个地方，最后才去了广东东莞。回忆起去东莞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老乡在那边。那年他刚23岁，现在想起来，去广东是他做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如果不到那边，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起初他在一家五金厂干活，后来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了半年，一次体检查出他有乙肝，单位把他辞退了。他用手里的积蓄买了一辆“摩的”，在街上拉乘客挣钱。如果他能选择的话，他还是愿意当保安，“毕竟稳定一些。”

冀中星已经不愿意回忆以前的日子，每次想起都只能更加映衬如今的无望。他更不敢想，如果一切没发生，他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可能也不会有多么了不起的人生，但应该是开心的，至少也是健康的，就像他前26年的生活那样，“没有太多想法，但每天是无忧无虑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开上“摩的”也才两三个月，“那天是2005年6月29日，凌晨2点左右，也可能是3点多，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据他后来的律师刘晓原说，当时他在珊瑚大酒店门口接到一名叫龚涛的厨师，在去往厚街新塘的途中，冀中星发现有一辆警车跟踪，他当时心里有些害怕，担心被查营运执照。

当他继续行驶到新塘村治安队时，有七八个治安队员拿着钢管挡在路口，在他准备停车时，一个治安员举着钢管对着他脸横打过来，把他和龚涛从车上打了下来。等他再次醒来时候，已经躺在厚街医院的急诊科。

后来龚涛告诉他，他倒地以后，七八个治安员举着钢管和钢筋朝他的腿部、脚部和腰部猛打，直到警车赶到，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才赶紧把他送到厚街医院。他在医院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还听到有人说，“不要给他治疗。”

老乡帮忙通知了他哥哥，冀中星在医院里等了几天，他哥哥带着钱过来给他做了手术。最终医院诊断，这次殴打致冀中星身体多处重伤，尤其是腰1椎体暴裂性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当时他还有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半年，是个贵州姑娘，守了他一个星期后，自然也离开了。

当时他的家人相信，如果肇事方能够出来承担医药费，别的不说，至少他断掉的脊梁骨可以接上。冀家拿不出钱，冀中星只在医院住了27天，被哥哥送回了老家。

这个案子受理后，乘客龚涛指证了新塘治安员暴力殴打冀中星；厚街警方则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只以交通肇事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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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冀中星26岁，他躺在床上的另一段人生才刚开始。

父亲冀太荣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心绪难平，“那么年轻的一个孩子，活蹦乱跳的，猛然间倒了，不能动了，能不急吗？你想想如果是你，能急成啥样？”

冀太荣从此每天寸步不离地照顾儿子。冀中星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每次大小便都要用手帮他解决。“那八九年再也没出过门，孩子不能动啊，我地也不种了，从早到晚守着他。”

一向温和的冀中星脾气变得有些糟糕，常常会埋怨父亲做的饭难吃，或者没有人帮他洗澡。冀太荣尽量宽慰着他，他能够和儿子感同身受，“就这么一点说法也没有，这事儿搁谁身上能不气愤，多好的人他能不气愤？”

回想起去机场的举动，冀中星说自己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一直都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但他们一直在说谎，逼得我走了极端。”

据刘晓原律师资料显示，冀中星在2007年期间到过北京，向相关部门投诉。当时他的人身侵权赔偿官司正在东莞的法院进行。有关部门答复称，案件正在法院，不属于他们管。

不忍看到冀中星每天沉浸在伤痛中，父亲和哥哥攒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几乎成为他之后全部的生活。冀太荣回忆起那段时间，儿子每天都沉浸在网上的世界，每天都是玩电脑玩到睡前，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打开电脑，有时候他晚上他去拉灯时，儿子已经抱着电脑睡着了。

冀中星被拘留以后，刘晓原到朝阳区看守所见过他，他说自己以前在家时，会上网看新闻、看电视剧，还在网上学唱歌学了三年。“虽然他自己说，唱得不咋地，但说到这个地方，他会声地笑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在家上网的日子，冀中星说，他起码能看看新闻，知道点外面的事，心情能好一点，“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心更是平静不下来。”

爆炸案发生后，冀中星的电脑被查收，他还曾托老乡去把它要回来，“说是已经被砸碎了，拿回来也没用了。

后来许多记者还发现了他的空间和博客，他留下的最后一篇博客是《生无可恋》，里面最后一句话是，“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冀大荣完全没有预料到儿子会去北京。后来回想起来，儿子离家的前一晚，的确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那天夜里，儿子让他把家里的粮食收起来，他没当回事，但冀中星突然发起火来，“要是下雨了怎么办？要是我不在家怎么办？”

但冀太荣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走，他连儿子制作炸药都没发现。后来警方查明，爆炸物是一种名为“二踢脚”的鞭炮药粉，是冀家春节的时候买的，冀中星剥了8个，把里面的药粉用纸包在一起。

回想起当时到了北京，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机场前大厅，“我也没个什么目标，只想着把声音宣传出去就行了”。爆炸发生前，他散发着自己的资料，也多次让人躲开，喊着“不要过来，我有炸弹。”

但最终他在把炸药从右手导到左手的过程中，突然就爆炸了。这枚“土炸弹”没有太大的威力，一名警察轻微擦伤，但冀中星自己受伤惨重，左手腕向上5厘米被截肢。

2013年10月15日，冀中星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爆炸罪判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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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体情况特殊，冀中星一直待在监狱病房。刚进去的时候，还会回想起以前，后来也就麻木了，因为身体越来越差，他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里面，“我都没想过能活着出来。”

“如果出不去，也是命该如此”，他平淡地说。

病房里的人都各有各的伤患，他对床是个得了脑溢血的人。有时监狱会来新人，有的进来前遭遇很惨，“别人听到都要流泪了，我看到却觉得很平常”，他顿一顿说，“也许我受的伤太大了。”

进监狱以前，他也不爱打游戏，唯一的爱好就是听歌，最喜欢的歌手是刘若英。进去以后，“隔着墙，有时候能听到歌。但也没什么意思了。”

有时候他会让同房帮他找些书来看，官场类型的他不太爱看，最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书他都看过，最喜欢的一部是《天龙八部》，“我喜欢乔峰，他毕竟是个英雄人物，咱比不上人家，但不代表咱不崇拜着他。”

他也看《红楼梦》，但对他来说有点艰涩，“我一直想找到简洁版的，但没有找到。张爱玲有本写红楼的，我把那个看完了。”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时刻，就是每次父亲去看他。他平时完全不能出屋，时间长了，心里觉得闷闷的。只有父亲来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抬到担架上放到接见室，“那个路上我能透透气，稍微心情能松一点。”

以前冀太荣每一两个月会去看他一次，后来自己生了病，身体经不起奔波，去的时间就少了一点，“去年一年也就去了两次，再者去一趟得花上一百五六，我也想每个月去看看他，可去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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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冀中星想了想说，“应该算是种希望吧，我也想过以后的日子，但权利都掌握在别人手上。”

再次回到家里，冀中星形容不出自己的心情，他谈不上心情好不好，也谈不上激动，“心里反正很平淡，没什么喜悦感。”

“我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我好不容易出来，但回来住都没地儿住，我父亲那么大岁数了，自己生病了还要照顾我。”

冀太荣早有预料，如今照料儿子会很困难，“孩子回来了我可欢迎了，但我连自己命都保不住了，怎么照顾他。我不敢说啊，我怕孩子想，自己坐那么几年监狱，爹不让他上家来，孩子要生气。”

冀太荣今年67岁，腿脚大不如前，已经抱不动儿子了，以前还可以把他抱上轮椅，现在完全使不上力。冀中星从前双手健全的时候，多少能用上些力，两条腿也还能弯曲，白天可以坐在轮椅上，自己拿点东西没有问题。现在他任何一点小事都要父亲帮他完成，从喝水吃饭，到大便小解，他更加离不开父亲。

他知道父亲得了心梗，医生让做支架，家里拿不出钱，但不做支架随时都有生病危险。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父亲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说，“你要照顾好身体，你病倒了，我回家也没人照顾了。”现在回到家，他时不时会突然喊一下父亲，听见父亲语气正常地回答他，他才安下心。

冀中星出事后，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是大哥冀中吉担负。他和他爱人一直在包头打工，每天上桥头接活，帮人做做纱窗，挣的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大的13岁，小的11岁，学业快没法维持了。”

眼看父亲已经没有办法照顾弟弟了，他打算下半年带着一家人回老家，“现在真的一点办法没有，最起码这是我弟弟，那是我爸爸，血脉连着呢，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没有活路。”

“我把一家人都连累了”，家人是冀中星现在唯一的担忧，“我不是不愿意等死，父亲照顾我那么多年，我就这么死了也太不孝了。”

冀中星说自己现在也不想别的了，情绪很少会有大的波动，“我的心已经死了，连恨也说不上了，也许杀了他们都不解恨，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希望得到应有的赔偿。”

如果有本钱，他想做微商。“微商”这个词是他是在监狱看报纸看到的，当时觉得自己应该也能干这个，他还没想好自己卖什么，“我们这里好像没啥好卖的，可能看看别的地方有什么特产能卖卖，我觉得只要有心，还是能找到买家，是吧？”

说完一个小女孩蹦跶着进来，他立刻笑起来，说这是她外甥女，“她很乖，你看。三四岁了，他们抱着去探视过我。”看到我们摄像机转向她，他犹豫了一会，支支吾吾地笑着开口，“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这样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和我父亲是没关系的，但我不想她的样子被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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