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重庆律师房小兵，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父老”与“子弟兵”（四）：“下乡”之路

文/韩毓海

调查研究1928年4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对这些问题，不但中共党内的认识不一致，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与争论，而这种争论，又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了。

在斯大林看来，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领导集体的软弱，因为陈独秀等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而进行合法的斗争。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12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停止陈独秀职务的决定。但是，对于这一在革命危急时刻做出的决定，陈独秀本人并不服气，他一直坚持大革命失败不是自己的责任。随后，陈独秀经彭述之之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而苏联内部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顿使陈独秀感到觅得了知音。他陆续给中共中央去了三封信，一方面指责大革命失败，是因为贯彻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同时又援引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既然国民党已经夺取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就已经完成。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以“国民议会”为口号进行合法运动，长期地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再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将“封建残余”继续视作革命的目标。

中共六大是在苏联国内清除托洛茨基余毒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批判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但却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右翼”，通过建立工农苏维埃，直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论断。

这一论断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认真分析。特别是——这个论断没有对中国农村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而是简单地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剥削和被剥削两大阵营；同时也没有分析土地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区别，更没有深入分析在帝国主义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断言，“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无产阶级要“力争革命底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把“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错误的纲领，进一步造成了六大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正在井冈山，他无法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在深刻思考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当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何在，以至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而毛泽东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通过独立思考，调查研究。

1927年11月，毛泽东刚到茨坪不久，就开始做调查研究。毛泽东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个别访问，一个是开座谈会。他先拟出问题，亲自主持座谈会，会后亲自整理，整理出来的材料，名为《宁冈调查》。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永新调查》。

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立即把这些调查报告送去，但杜修经只是随手翻了翻毛泽东工工整整地写在账本上的这些材料，马上就让人还给了毛泽东。

1930年，毛泽东在闽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那时，他已经得知了六大的决议，而他对这个决议是有保留的，因为这个决议体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它是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中调查研究得来的。因此，他尖锐地说：“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再好没有了，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毛泽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但是，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他们所说的科学，就是照搬外国人的结论，而不知道所谓科学方法的基础就是观察，就是亲身的观察，就是调查研究，而不是朱子所说的静坐读书，格物致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不能致知。正确的知识不能从书本里得来，无论是古人的书本，还是洋人的书本。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学习的不是文件、不是“本本”，而是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本质，就是调查研究。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感慨万千地谈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平日袖手看文件，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而文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教条，“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毛泽东当时还说:“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了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这里提到的“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就是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正是根据这些调查，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份报告里，毛泽东提出了与六大决议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

正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因此，我们就必须团结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间势力一起革命。六大的决议案太左了，如果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如果鼓励烧杀、如果实行对城市中等商人实行没收，对乡村小地主富农不断派款，“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驱逐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结果就是造成我们的孤立。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在红军的斗争中，我们无时不感到这样的孤立：

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关于阶级矛盾和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指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土客籍矛盾问题，历史上，几百万客籍人主要住在山区，而土籍则住在平地，客籍一直感到受土籍的压迫。所以，革命一来，客籍最为积极，而国民党和土豪就利用了这个矛盾，把革命说成是客籍要杀土籍，这就造成了土籍在革命中容易反水动摇，结果是：一旦革命失败，土籍就被鼓动着去报复客籍；而一旦革命顺利，客籍就不准土籍参加革命，甚至反过来去压迫土籍。

毛泽东说，阶级与阶级斗争，都不是书本上抽象的东西，只有正确处理土客籍矛盾，才谈得上阶级意识的形成。土客籍矛盾问题是特定历史与现实的产物，由于土客籍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紧密地搅扰在一起，并反映为党内的矛盾，所以，这是革命中所面临着的极为深刻的问题，这种矛盾中包含着革命的危机，一旦处理不好，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是从十分具体而特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阶级问题的，他说：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在此长篇引用毛泽东的话，是因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乃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工作方法——必须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从具体的实际出发。

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预言——这个预言洞察到了此后井冈山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这一年的11月27日，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5位出自井冈山，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其中，罗荣桓是唯一一个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元帅。

有人叛变了，而更多的人在极其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绝大多数是倒在了战场上，但也有人是被自己人所清洗。其中就包括王佐和袁文才。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10条是“对土匪的关系”。这一条明确写道：“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这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首领看待，均应完全歼灭。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这表明:那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缺乏深入了解，对于什么叫“父老”，何谓“子弟兵”惘然不知。对中国传统和基层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缺乏了解。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传达六大决议时，他担心在座的袁文才和王佐敏感，就没有念这一条。毛泽东随后跟参会的同志打招呼解释说，袁文才和王佐不是土匪，而是与我们一样的革命者，这一条，不适合他们——大家也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下乡”井冈山区域狭窄，红五军上山后，给养越发困难。1929年1月14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敌人来势汹汹，毛泽东于是决定，刚上山的彭德怀负责留守，毛泽东、朱德率3600余名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希冀以此“调虎离山”。

自1月26日起，敌人向井冈山五大哨口发起猛烈攻击，至29日下午，井冈山全面失守，小井医院百余名红军重伤员来不及转移，全部遇难。30日凌晨，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撤离井冈山。

自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上井冈山，到1929年1月30日井冈山失守，这期间只有一年又五个月。

上井冈山是九死一生，下井冈山，同样是九死一生。

在下山的途中，毛泽东亲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战斗。那次，毛泽东亲自持枪参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1929年2月10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在距江西瑞金县城(现为瑞金市)约60里一个叫作大柏地的地方，红军与追剿他们的赣军主力刘士毅部展开殊死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军发起冲锋。

鏖战持续了一天一夜，直到12日下午，才全歼敌军。

随后，红军举旗东向，进入吉安东固。2月20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的李文林、曾炳春等领导的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会师。

那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两条路——一条是袁文才的‘上山’之路，一条是李文林的‘下乡’之路。”

离开了井冈山，红军能去哪里呢?毛泽东说：“我们可以继续走下乡之路，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是闽西，而像井冈山一样，那里同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客”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客家”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北宋，宋代把人口划分为“客户”与“主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地主，而“客户”则是无土地的佃户。北宋灭亡后，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南方，由于平地早被当地人占据，这些迁徙的人口只能聚居于山区，他们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由中原万里迁徙而来，他们是最能吃苦、最能战斗的汉族人。地主和官府是客家人天然的对立面，而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异教。

1929年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在占领长汀之后，红军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从那时起，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

同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

红军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百姓涌上街头，想看看传说中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着的却是个得了疟疾的小兵，而牵马的马夫则是军长朱德。

从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的红土地上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5年，它是除陕甘宁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红区。

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能够迅速地占领闽西并站住脚跟，除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闽西共产党人张鼎丞、邓子恢的呼应外，与又一位当地“父老”的帮助最有关系，这个人叫傅柏翠。他的传奇，与广东海陆丰彭湃的故事极为类似。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小毛泽东三岁，是上杭蛟洋镇一个大财主的儿子。1914年傅柏翠赴日本留学，1917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苦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傅柏翠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劝说父亲把田地分给农民，并替穷苦人打官司，与官府衙门相对抗。在故乡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傅柏翠一时颂声四起。

由于军阀混战，为保卫乡里，傅柏翠号召组织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团。军阀恨他、怕他，称他为“学生皇帝”；而老百姓敬他、爱他，称他为“闽西百姓的王”。

年轻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视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则是一支闽西子弟兵。

大革命期间，傅柏翠在上杭国民党党部工作。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因为是大财主出身，他的入党申请被拒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傅柏翠再次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入党申请，这一次，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像彭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1927年8月，在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关头，傅柏翠毅然加入共产党。他参加革命，出于毫无功利的目的，出自纯粹的信仰。

1927年9月，傅柏翠率部队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闽，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8年6月，傅柏翠发动上杭农民暴动，参与创立红七军。1929年3月，他再次张开怀抱，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进入自己的闽西故乡。

傅柏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极为精深的了解，而当时的毛泽东被张国焘说成是混在土匪和草寇堆里的羽扇纶巾的“白衣秀才王伦”。能够在闽西这种地方遇到博古通今的傅柏翠，毛泽东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立即互相引之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辞赋的毛泽东与傅柏翠经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谈古论今。

虽然傅柏翠小毛泽东三岁，但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且终生没有改口。

傅柏翠极为钦佩毛泽东。初到闽西的红军连统一的军装也没有，而面目清瘦的毛泽东竟是穿着一身蓑衣来见傅柏翠的。于是，傅柏翠立即将自己的坐骑赠送给毛泽东。可惜那匹宝马认生，一下子就把毛泽东掀翻在水塘里，而当傅柏翠把湿淋淋的毛泽东从水塘里拉出来时，两人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进入闽西，红军方才第一次穿上了自己的军装，而且是每人两套，官兵一致。遇到了傅柏翠，毛泽东则找到了无所不谈的知音。

正像刘邦当年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一样，入闽之初，毛泽东、傅柏翠二人，互相酬唱。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如下意气风发的诗句: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闽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二纵队司令胡少海，胡少海的父亲是湖南大地主胡沣藻，胡少海革命，就是革自己的老子的命；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而第四纵队司令则是傅柏翠——与胡少海一样，傅柏翠革命，同样也是革自己阶级的命。

1930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而傅柏翠则留守闽西。毛泽东带走的是闽西子弟兵，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想起了傅柏翠，他写下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起首二句原本是: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毛泽东后来说，这首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而毛泽东当时的坐骑，正是傅柏翠赠送的那匹宝马。

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方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

毛泽东与傅柏翠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

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了两位姓“傅”的“父老”，他们对红军的成长与发展举足轻重：一位是傅柏翠，而另一位则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基督医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

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和“父老”，而在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

一条浩瀚的汀江，环绕着客家人美丽的家园。闽西曾经接纳了万里逃难的客家人；而1929年，闽西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福建成为红军的“福地”和故乡。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闽西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天际悬明月”然而，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他井冈山时代最好的革命战友，也是他最早的坚定崇拜者——袁文才。

就在东固会师期间，已经担任了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却私自离队了。这里的原因，是他从东固的红军那里，偶然看到了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话。袁文才不敢相信中央会有这样的文件，他心中十分害怕，害怕连毛委员也保不了自己，于是就擅自逃回了井冈山。

井冈山失守后，宛希先、何长工和王佐被留下打游击，袁文才逃回宁冈，立即去找了王佐。王佐当时是新组建的边界红军第一团团长，看到袁文才回来，心里非常高兴，立即请袁文才当团长。袁文才其实很有组织纪律观念，他说私自离队，这是严重错误，还请王佐先找宛希先、何长工汇报后，“先讨个保再说”。

宛希先和何长工认为，袁文才离队是有苦衷的，何况如今井冈山是斗争最残酷的地方，袁文才回井冈山，并不能说是逃跑。于是，他们决定给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便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赤卫队大队长。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这个时候，由于红军主力撤离，井冈山的土客籍矛盾蔓延起来，这种矛盾，首先导致了宛希先被永新的赤卫队所杀害。

袁文才与宛希先具有深厚的革命友谊，得知宛希先牺牲，他破口痛骂当时的永新县委负责人，说要为宛希先报仇。这些话传到了宁冈土籍革命派龙超清那里，龙超清便主张用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问题的政策，杀掉袁文才和王佐。

1929年底，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巡视员来湘赣边区巡视。他听信了龙超清的汇报，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以边界特委的名义致信彭德怀，让他派部队解决袁、王，同时，他又伪造“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带队来永新听编，会合红五军打吉安。

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听说是毛委员有信来，便兴高采烈地带队到了永新。

1930年2月23日，袁、王到永新后，由于没有看到毛委员的信，王佐开始生疑，他对袁文才说：“老庚，看样子他们没有毛委员的信，我们不能不防。”但袁文才安慰他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2月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枪声，赶紧往宁冈方向跑，但不料东门的浮桥已经被事先拆掉，王佐在涉水过河时，因水深流急，沉入水中。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经为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倒在了错误路线的枪口之下。

袁文才、王佐被杀后，跟随他们的干部被红五军抓了起来。他们宁死不屈，集体致信彭德怀并特委、军委，愤怒指责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为革命者所不齿，信中慷慨陈词：“我等16人，舍共产无他从，期待上级让我等继续革命，为共产殉身。”

肝胆长如洗，天际悬明月——这封《宁冈县16位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的信》，近年被发现。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封烈士们最后的慷慨激昂的告白，彭德怀究竟是否知情，当时的特委、军委究竟是否知情，我们只是知道，这16位共产党人以及袁文才、王佐部下的40位共产党干部，被残酷地杀害了。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接见了井冈山群众代表。毛泽东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

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泣不成声，良久之后，她方才说:“毛委员!您总算回来了。那年，您是穿着我给您做的新鞋，到的茅坪，就像昨天一样啊，就在眼前啊……”

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您第一次上了茨坪，和王佐一起说了一宿的话，那晚上，我炖了鸡，您那时好瘦啊……”

言罢，兰喜莲泪如雨下。

这时，毛泽东问及大苍林风和现在在哪里，并说：林风和家，是他和袁文才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而当地干部却欺骗毛主席说，林风和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事实是林风和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被残酷斗争致死）。毛泽东听说林家再无后人，摇头连连叹息，然后，他郑重地转向大家，一字一句地说了这样的话:“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他们是有极为重大贡献的！”

那次接见之后的晚上，毛泽东夜不成寐，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

其中有诗句曰:

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王佐、袁文才被害后不久，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收拢袁王残部，投靠了国民党。从此，井冈山根据地彻底陷入敌手，由红区沦陷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1930年，龙超清在广昌被错杀；1931年，朱昌偕也在肃反中自杀了。龙超清、朱昌偕错误地杀害了袁文才和王佐，但是，他们自己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井冈山的道路是伟大的，伟大的井冈山道路，将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

井冈山的道路是曲折的，曲折的道路警醒我们：只有不忘历史，我们今天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来源： 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