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律师怎么找，自愿律师怎么找人

近日，“上市公司高管性侵养女案”被媒体报道后，受到舆论关注。

当事女孩称，2015年12月31日，时年14岁的她，在“养父”鲍某某的天津老家被其性侵，之后又多次被性侵、限制自由，达数年之久，期间多次自杀未遂。

对此，曾任山东烟台某上市公司高管的鲍某某称，对方“纯属谎言，完全是捏造”。

4月14日，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女方代理律师吕孝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就该案的办案重点、目前案件进展等外界关注的话题进行了回应。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怎么接手这个案子的？

吕孝权：今年春节前后，有媒体朋友找到我们律所主任郭建梅律师，谈了这个案情，希望千千律所能够介入该案，帮助这个女孩，去维护她的权益。

郭主任与这个女孩联系上后，审核了她手头上一些相关证据，了解了大致线索后，认为这个案子符合我们律所的免费法律援助标准。这是一个典型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我们愿意去接触跟进这个案子，不收其律师费，连办案费也全免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的李翠萍律师也是这名女孩的代理律师。

吕孝权：我们两家律所没有联合代理该案。不过，李翠萍律师代理该案的相关手续，可能现在还是有效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起案件曾经于去年4月被立案，后又被撤案。当时警方撤案是什么原因？

吕孝权：警方撤案，一定说明他们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被举报对象有犯罪事实发生。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全案的证据材料，对此，不好发表言论。这个问题，也是公安部和最高检成立的联合督导组、烟台市公安局成立工作专班，要去仔细调查核实清楚的。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你们与办案民警沟通如何？

吕孝权：我们把女方的授权委托书、我们律所的介绍信，快递寄给了烟台警方。3月份，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刑警大队的办案警官，跟我们确认已收到。我们也与警官在电话中做了初步沟通。

《中国新闻周刊》：将来，该案进入刑事公诉程序后，律所准备怎么应对？

吕孝权：对于该案，我们律所非常重视，我们整个团队的律师，即包括专职律师也包括兼职律师等，都在不断地出谋划策。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案件进入刑事公诉程序后，只能确定1-2名律师出庭。但是，对于该案，我们背后出谋划策、提供证据和技术支持的律师有很多。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此案，律所已掌握了哪些具体的证据？怎么看目前舆论对女孩母亲的质疑？

吕孝权：目前，证据这块，我们还不便多谈，谈多了也是对女孩的二次伤害。当前，并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女孩母亲有相关问题，我们不能妄加猜测。退一步讲，即使有证据证明其母未尽到相应的保护职责，甚至还涉及其他问题，也不应当影响女孩对犯罪嫌疑人鲍某某的性侵指控，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鲍某某和这名女孩间是什么关系？

吕孝权：我们结合现有媒体披露的信息，以及我们掌握的证据和线索看，他们不构成养父女关系，他们所谓的“收养关系”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

鲍某某曾把这孩子带到北京、天津、烟台、南京等城市生活过。这说明，鲍某某，已经接受女孩母亲的委托，对该女孩形成了委托监护关系，说明他们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监护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看鲍某某和部分媒体对女孩的质疑？

吕孝权：很多负面舆情对这个女孩的伤害很大，特别是那些未经核实的新闻或虚假新闻，给她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鲍某某的个人辩解，和他提供的“证据”？

吕孝权：他提供的“证据”，还没有经过办案机关的筛选。所以，这些“证据”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认定，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具备合法性。而且，证据也不能只看表面问题，所有的证据都需要综合判断和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鲍某某提供这些证据，意图证明女孩是在“自愿”情况下与其发生性行为。对此，你怎么看？

吕孝权：这就涉及到了该案的本源问题，也就是对“自愿”的理解。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孩子当时的年龄段、那个年龄段的认知水平、当时的身体状况等，还要考虑到鲍某某当时的身体状况、身份背景等，也要考虑到鲍某某与这个女孩所处的角色地位、相处模式等等各种因素。

只要有正常认知水平的人，都可以想象这个女孩的生活处境是怎样的。只有真正全面考虑到上面的这些因素，我们才能更准确地去理解和认知被害人的自愿问题。

现在没有证据，说明这个女孩是自愿的。退一步讲，即使表面上有证据证明，我们是否也是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全面审查判断这种所谓的自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愿，还是一种表面上的自愿？

从法律层面上说，2013年10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意见，明确对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教育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在这些背景下，即便有聊天记录等证明，他们有过亲密的对话记录，也不能说明，当时的行为符合这个女孩的真实意愿。那些“完美被害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要求被害人是一个完美的被害人，更何况还是一个未成年的被害人。

《中国新闻周刊》：鲍某某的企业高管、律师等身份也受到关注，对此你怎么看？

吕孝权：关于鲍某某是不是利用个人光环、头衔、身份等干扰办案，这个问题也需要调查清楚，这也相对符合法律、情理。目前，烟台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公安部和最高检，也联合派员赴山东督导该案办理。山东省公安厅、省检察院也很重视。这个案子涉及人伦、道德、法律等各个方面，办案机关应该更加谨慎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