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魂案件被告可以不找律师吗，尘封档案 迷魂恶魔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三、连续发案

2月26日上午，专案组正准备重新分析案情寻找侦查方向时，传来一个消息：太平区“黄仁泰旅社”发生一起类似的案件！

该案的受害人名叫袁美雯，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女子。此女系江门人氏，其祖父当过清廷的武备道，大致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算得上是高干了；其父亦曾中过秀才，可惜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否则一路举人、进士考上去，说不定官做得比老子还大。辛亥革命后，袁家败落，到1930年袁美雯八岁时，几近家破人亡，她是靠母亲替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做杂工拉扯大的。袁美雯的母亲是其已故老爸的姨太太，出身不详，但长相俏丽是亲友邻里一致公认的，袁美雯的模样跟其生母惟妙惟肖，也是当地出名的美女。因此，在十一岁上母亲患病实在无法抚养她时，就不得不将其送进戏班子学艺。学了五年，登台即一炮打响，不过其母此时已经去世了。

袁美雯红得很快，眼看就可以跻身当时的粤剧明星行列，可是她拒绝了地方恶霸的“捧场”——就是“接受赴宴邀请、收受贵重礼物、然后上床”的潜规则，于是麻烦就来了。好在有人悄悄给她送了信，她得以在恶霸的家丁赶到之前潜逃。家丁们当然不是吃素的，这些地头蛇当即循踪追赶，还真给他们追上了。动手劫人之际，被一个正好经过的国民党军官撞见，当即鸣枪制止，命卫士上前查问是怎么回事。听了袁美雯的哭诉，军官撵走了家丁，说你不要干这一行了，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去团部卫生所当看护吧。袁美雯正在走投无路之际，自是求之不得，遂跟着军官到了广州。路上知道，这个国民党军官叫熊兴晖，是个营长。两年后，袁美雯成为熊营长的妻子。

结婚后，袁美雯不再当看护，而是做起了全职太太，过着一份比较舒适的日子。不过好景不长，1940年，已经沦为汉奸的丈夫在与游击队作战时中弹身亡，她由全职太太变成了寡妇。守寡至1946年初，她又成了以前在军队当看护时认识的医官钱某的小妾，当时钱某已经不做军医了，而是国民党政府部门的一个处长。钱处长利用接收的便利，搞了一套“敌产房”作为金屋藏娇之所。这样过了一年多，钱处长突然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钱在广州另有明媒正娶的家室，袁美雯是正室与其子女均不认可的小妾，自然连出面打听钱处长消息的资格都没有。幸好钱处长当初金屋藏娇时给她弄了这么一套房子，平时按月给她生活费，时不时还赠送些首饰，所以她的生活还不至于成问题。广州解放后，袁美雯在一家私立医院谋得了一份护士工作，一周六天上班，一天休息。

昨天，即2月25日，正好是星期六。袁美雯很重视过周末，即使现在过单身日子也不肯委屈自己。傍晚下班后，她先去住所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用了晚餐，然后去隔壁一个正在甩卖商品准备歇业回国的英国人开的商行转了转，买了两罐咖啡、一盒方糖。拎着往回走经过“南国大戏院”的时候，一眼看见了京剧名角周信芳出演《清风亭》的海报。袁美雯虽然早已离开舞台，但对戏剧还是一往情深，当即决定观看。可是，戏票已经售罄。失望之下，她只好站在售票口等退票。这天的运气似乎特别好，等候没多久，背后就传来一个清脆的童声：“小姐，要票吗？”她刚要回身，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已经蹿到面前，把手里的一张戏票朝她扬了扬，说是10排的，好位置！袁美雯大喜，当即决定买下来。原以为对方会加价，但那孩子却仅收了原价。

座位确实不错，10排1座，堪堪在场子的中轴线上，前后距离也适中，她感到很满意。坐下后没多久，戏就开演了。袁美雯有个特点，遇到她所喜欢的事儿，就会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所以，即使在演出进行到一半幕间休息电灯大亮时，她也没留意两侧的2座、3座坐的是什么人。演出结束，观众们纷纷起身退场，她还坐在那里回味周信芳大师出神入化的技艺，直到右侧3座的那个男子站起来对她轻声说“小姐，劳驾您让一让”，她才有点儿回过神来。之所以说是“有点儿”，是因为这时10排的二十个座位只剩下她和该男子了，她也应该站起来退场了，可是她竟没有走，只是把放在膝盖上装着咖啡和方糖的纸袋拎在手里，侧过身子让对方通行。

事后想来，这个男子的举止一上来就显得可疑。他坐的位置是10排3座，此刻他要退场的话，应该往5座那个方向走，可是他却舍近求远，偏偏要从1座这边出去。但袁美雯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还真“让一让”了。这一让，她的魂就掉了——那个男子在侧身从她面前挤过的时候，肩上挂着的那个细帆布挎包的一侧微微蹭到了袁美雯的脸。袁美雯事后向刑警说，她好像那时脑子就迷糊了。前面凌兰馨的经历表明，迷糊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那个男子往过道方向走了三个座位后，忽然回头招呼袁美雯：“哎！你怎么还坐着不走啊？走，咱快回家……”他说话时的神情语气，宛如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即使两侧过道正在退场的其他观众看见，也不会有人怀疑袁美雯此刻已经中了招。袁美雯呢，还真像该男子的“那口子”似的，听话地起身，随对方往过道挪步。到了过道，男子便挽着她的肘弯出了戏院。

刑警分析，案犯使用的是一种类似“拍花”的手段。对凌兰馨的作案手法跟“拍花”完全一致，把迷药置于信纸内，引受害人打开后，一瞬间就迷糊了。而对袁美雯的作案方法稍有不同，案犯是把迷药抹在那个细帆布挎包的表面，然后直接蹭在袁美雯的脸上。所以，袁美雯比凌兰馨迷糊的程度更严重。凌兰馨还记得她跟着案犯穿过小巷，进了一家旅馆，而袁美雯则是出了戏院后什么也记不得了。

案犯在当天晚上九点多把袁美雯带到“黄仁泰旅社”预先登记的房间，随即实施作案，然后于午夜时分以买夜宵为名溜出了旅馆。袁美雯则在一个多小时后完全恢复了神志，发现自己遭遇不测，随即让旅馆方面报警。

2月26日凌晨两点，太平分局刑警队接到“黄仁泰旅社”的报案电话。当晚值班的是指导员老封，这人的特点是沉默寡言，但喜欢琢磨。他之前已经从市局每天印发的《敌情通报》上知道了长寿区前天发生的那起迷奸抢劫案，此刻一听电话中所说的跟“瑞祥”的那起如出一辙，自是重视，当即亲率刑警前往“黄仁泰”勘查。

袁美雯遭到迷奸之后，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如果不是正好有一辆晃着铃铛的救火车（当时消防车的警铃是手动操作）疾驰而过，或许她会一觉睡到天明。袁美雯完全清醒后，一检查，失身自不待说，还失财——白金项链、黄金手链、钻石戒指、手表、钱包自是在劫难逃，连羊毛衫、羊毛裤也不翼而飞，由于外套是已经穿旧了的卡其布料，没被案犯看上，得以幸免。

“黄仁泰旅社”的一个伙计告诉警方，案犯离开时，他正在柜台后犯迷糊，被案犯唤醒为其开门。对方身穿长及膝盖的黑色卡其风衣，似是觉得寒冷，双手紧抱在胸前——刑警认为案犯是用这个动作掩护他抢来的衣物。因为案犯说他要去外面买夜宵，店伙计没敢再瞌睡，一直等着，哪知这厮没回来，倒是等来了受害人袁美雯的惊呼。

刑警在查阅“黄仁泰旅社”的旅客登记簿时，不得不用“胆大妄为”四字来形容案犯。因为案犯使用的还是“叶志仁”这个名字，用来登记住宿的还是那张伪造的台山县台城镇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所不同的是，他胳膊上的石膏已经去除，他对店伙计的解释是骨伤已基本恢复，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家了。

“叶志仁”是2月25日上午十点登记入住“黄仁泰”的，说是住两天，预付了两天住宿费。刑警把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送市局技术室鉴定，得到的结论是：与之前“瑞祥旅馆”迷奸抢劫案的作案者系同一人。

三天内连续发生两起迷奸抢劫案，太平分局当即向市局汇报。市局研究决定，“瑞祥”、“黄仁泰”二案并侦，由长寿、太平两个分局抽调刑警组建联合专案组进行侦查，仍由彭友山担任专案组长。太平分局派来的刑警谢毕生、甄路随即向彭友山报到，新的专案组马上讨论案情，研究应该如何寻找侦破二案的线索。

有人提出对赃物和住宿两个方面进行布控。赃物布控的理由众所周知，住宿方面布控的理由是，案犯已经尝到了两次甜头，没准儿还会第三次使用那纸假证明登记入住其他旅馆，因此有必要由市局治安处出面，急令各派出所对管段内的旅馆进行布控。这一提议立刻被采纳。不过，彭友山对住宿布控并未抱多大希望，案犯作案手段老练，他会两次使用那纸假证明，却不会再用第三次。

继续往下讨论，又有刑警提出一个疑问。袁美雯获得的那张戏票是一个少年退给她的，其时售票窗口的票已售罄，袁美雯正失望之际，突然就冒出个少年把票让给她，这是否有些突兀？很可能案犯事先已经买好了两张戏票，其中一张是专门为作案对象准备的。但买票时他尚未选定作案对象，因为他的作案对象须具备“财”、“色”两点，既要年轻貌美，穿戴也要上档次。由此判断，他应该早已守候在戏院门口，四处转悠物色作案对象，注意到袁美雯后，就地找了个少年，让他帮忙把戏票卖给袁美雯，自然会给少年些许好处。那么，如果找到这个少年，会不会顺藤摸瓜查摸到“叶志仁”的线索呢？众人讨论下来，都认为可以一试。

对于警方来说，要寻找一个在戏院、电影院、溜冰场等公共场所门口玩耍的少年，是一桩很容易的事儿。那个年代并无如今那么多消磨时间的方式，没有电视机，电脑互联网更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大多数老百姓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孩子们除了玩泥巴、沙包或者捉迷藏、官兵捉强盗之类的游戏，就只有到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门口去看热闹了。在每个公共场所门口玩耍的孩子基本是固定不变的，都是家住附近的那些小家伙。所以，只要找到他们中的一个，就好打听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专案组派出的两名刑警陈春钟、甄路通过管段派出所顺利找到了那个退票给袁美雯的少年。那少年不过十一岁，因为头发天生有点儿黄，绰号就叫“黄毛”。据“黄毛”说，那张戏票是一个“伯伯”让他卖给那个买不到票的阿姨的。卖票后，“伯伯”抽出一张一千元钞票给他作为酬劳（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一百比一，下同）。那个“伯伯”还问了“黄毛”家住哪里，说以后可能还会叫他帮忙排队买戏票或者退票。二刑警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叮嘱“黄毛”此事必须严格保密，如果那人再来找他，立刻报告派出所。

陈春钟、甄路两人离开分局不过十来分钟，传来了“叶志仁”制造的第三起同类案件的消息。

这起案件发生于长寿区明复街上的“金雀咖啡馆”，受害者竟然有两人。一位叫易鸿莉，二十二岁，小学教师；一位叫纪佩兰，三十岁，银行职员，两人系姑嫂关系。易家老爷子易飞准曾是广州颇有名气的律师，抗战胜利后中风瘫痪，卧床不起。老爷子多年来收入颇丰，故易家家境富裕。易飞准生有二女一子，大女儿早已出嫁，儿子是机械工程师，九年前娶了纪佩兰。如今，小女儿易鸿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她本人倒似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父母兄嫂却在为其操心。这天是星期天，纪佩兰头天下午就打电话到易鸿莉供职的小学，请小姑子下午喝咖啡，聊聊找对象的事儿，她已经为其收罗了几个小伙子的照片，届时会一一介绍他们的情况。易鸿莉的反应不冷不热，答应赴约，不过要求把时间改一改，下午三点改到中午十二点，因为明天寒假就结束了，校长让全体教师下午两点到学校开会，这是必须参加的。

中午，易鸿莉准时赴约。这时，咖啡馆刚开门营业，这对姑嫂是第一拨客人。两人进到店堂深处，在位于角落隐蔽处的一个车厢式雅座落座，侍者送上咖啡和零食。因为小姑子还要去学校，时间有限，纪佩兰开门见山，立刻拿出四张男青年的照片，开始介绍各人的简况。才说了个开头，来了第二拨顾客，只有一位——案发后刑警从现场提取到了他的指纹，经鉴定，此人就是“叶志仁”。今天他又换了装束，西装革履、礼帽手杖，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俨然一副混得不错的富商或者高知阶层模样。他似乎看中了易、纪姑嫂对面的那副座头，走过来绕过隔断，才发现易、纪在座，马上转移到三座之隔的那个雅座去了，这给那对姑嫂留下了些许好印象。

侍者为“叶志仁”送上咖啡后，轻手轻脚地退回门口的服务台。“叶志仁”显然知道午后咖啡馆营业清淡时段不会很长，很快就会有新顾客进来，于是抓住机会立刻行动。他手里拿着一份折叠起的广州市地图，行至姑嫂所在座位，微微躬身，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打扰您二位一下，我想去三元里，不知应该怎么走？”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打开地图，脚下却不动（估计是为防止目标反感），双手捧着朝纪佩兰面前送去。纪佩兰出身教授家庭，从事的又是银行工作，自有一份得体的社交礼仪，面对着这个虽说有些突如其来但应该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她不可能拒绝人家，下意识地低头去看地图。而另一位呢，也很热心，起身凑到嫂子近前一起看。

事后刑警勘查现场时，在地板上提取到少量白色粉末，这显然是从展开的地图上洒落下的。纪佩兰、易鸿莉的热心所导致的后果让两人终生难忘——她们佩戴的首饰、手表以及坤包里的钱包、钢笔（易鸿莉的包里有一支派克金笔）等都成了案犯的囊中之物，只是由于置身公共场所才免于失身。

案犯从进门到作案后离去，前后不过七八分钟，时间拿捏得很准，或者说运气不错——出门时，正好有两拨共五六个客人进来，其中一拨直接去了店堂深处那二位受害女子所在的角落，随即看到易、纪两人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不言不语也不动弹，显得十分诡异。上前询问，发现二人已经神志模糊，知道可能发生了意外，随即报警。

四、发现赃物

三天之内，“叶志仁”连续作案三起，受害人四名，被抢劫钱物合计约两千余万元，其中两人被迷奸。虽无报纸、电台进行报道，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人都称案犯为“迷魂恶魔”，一时间，坊间“谈魔色变”。这种恶性刑案，自然引起广州公安高层的重视。“金雀咖啡馆”案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即延安时期被毛泽东称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布鲁，在例行的局务碰头会上下令：组建市、区公安局联合专案组，务必尽快破案！

当天晚上，广州市公安局指派刑侦二队队长谭钧宣率刑警夏升重、陆宏图前往长寿分局，与长寿分局、太平分局联合专案组五刑警会合，组成新的专案组，谭钧宣、彭友山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次日，2月27日上午九时许，专案组接到惠福分局的电话，告知该区“富真金店”扣下了一名前往出售疑似布控赃物的男子，管段派出所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店内等候专案组派员前往甄别。

彭友山、谢毕生、陆宏图三刑警赶到“富真金店”，查看了被认为是布控赃物的那三件首饰。那是一枚黄金戒指和两条带鸡心坠的黄金项链，上面分别镌刻着“瑞富祥”、“老金凤”的标记，那是羊城两家创建于清朝咸丰、光绪年间的首饰店铺。这与布控通知中的部分被劫赃物特征相符，受害人凌兰馨被劫的项链系祖母遗赠的“瑞富祥”产品，另一受害人袁美雯被劫的项链和戒指则系“老金凤”产品。

“富真金店”店员老闵介绍，上午金店刚开门，来了一个年约五十的小老头儿，说有几件首饰想出让，请金店估个价，说着，拿出两条黄金项链、一枚黄金戒指。店员老闵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派出所下发的布控通知中的赃物吗？不过，脸上却不动声色，说三件首饰都是真货，但价钱要由老板来定，说着朝一旁的学徒小福子丢了个眼色，命其去内堂请老板出来，同时请小老头儿到里屋喝茶，稍等片刻。那小老头儿怎知其中隐情，他喝茶等老板的工夫，已经有店员出门打电话向公安分局报告了。

见到警察，小老头儿方知不妙，连忙解释说这首饰是别人转让给他的。彭友山说有话到分局去说吧，随即把小老头儿带到长寿分局讯问

小老头儿名叫朱嘉发，从事西药经纪，在行业内小有名气，一说“朱老三”十人九知。广州解放后，由于敌对势力对中国搞经济封锁，西药进口业务大为减少，朱嘉发基本无事可做。好在他家境原本就不错，多年来积蓄了一些老本，再说三个子女也颇有出息，每月都有孝敬，所以生活质量并未下降。

朱老三有个习惯，每天清晨必去茶馆饮茶，六点去，七点半离开，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昨天早上，他照例前往其住宅附近的“大旺茶馆”，在临窗的座头上落座后，不用吩咐，跑堂就沏上一壶大红袍，烧卖、馄饨各一份。他正吃喝的时候，来了另一位茶客，告声“打扰”，坐在他那副座头的另一侧。跑堂过来接待时，没像对待朱老三那样先打招呼，朱老三便寻思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中年男子可能是个新茶客。那人要了一壶龙井茶、一碗三鲜面、两份虾饺。茶馆是不供应面点的，如果客人需要，跑堂就到对面那家专卖面点的馆子去叫。等候的工夫，那茶客喝了两口茶，转脸朝朱老三微微一笑：“这位先生，另一份虾饺是给您点的，麻烦您稍等片刻。”

朱老三并不感到意外。他是旧社会混过来的掮客，这种事经常能碰上，他自己也给陌生人点过茶点酒菜。当下，朱老三冲对方拱手作揖，道声“多谢”，把放在旁边的烟盒打开了递到对方面前。这样，朱老三和那人就算是结识了，一边吃喝一边闲聊。对方自我介绍说姓钟，名昙天，来自惠州，早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师范学校，曾在广州做过十年小学教师，后回乡在亲戚开办的私立小学做教导主任。广州解放前夕，他那校董亲戚去了海外，学校勉强支撑到寒假，由于政府尚无能力接收，只得关闭。他有个师范的同学在广州市教育局工作，得知他失业了，就给他找了个公家饭碗，让他到广州郊区一所小学当校长。他昨天上午刚到广州，住在附近的亲戚家，早上闲着无事，就来这家茶馆喝茶。

听对方这样说，朱老三便唤其“钟老师”，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两人渐谈渐热络。朱老三知道对方必有所图，果然，聊了一会儿，“钟老师”开口说起了事由——

那个校董亲戚临去海外时，已经预料到这所小学是办不下去了，留下了一笔教员遣散费。其时金圆券已经贬值到比冥币还便宜，发钞票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悄悄交给“钟老师”十来件黄金首饰，让他在学校解散时分发给其他老师。不久后的形势果然如校董亲戚所估料的那样，政府不接盘，学校只好关闭。不过，“钟老师”却不敢把首饰分发给其他教师，因为那个校董亲戚被当地政府定为“反革命恶霸”，其家眷合家随其逃亡，留下的房屋财产全部被政府没收，三个佣人还被抓进公安局盘问，审查了两个多月才释放。面对着如此状况，“钟老师”哪里还敢代校董亲戚给一干教员发遣散费？于是就把那些首饰藏匿下来了。这种东西藏着也不太平，所以这次他随身带到广州来，想找个店铺出让。哪知，昨天下午问了几家金店，都说出售金银需凭户口本。他的户口在惠州，没带户口本，正为此犯难呢。

朱老三听到这里，已经猜到了对方的用意，这位“钟老师”是想借用他家的户口本去出售首饰。这事可不可以做呢？朱老三是生意人，遇事考虑的是利益，他稍一盘算，认为并无不可，不过户口本不是白借的，需要收费。收多少？可以谈。对方倒也拎得清，见朱老三感兴趣，马上表示：“老兄您看着办吧。把户口本借我，我们一起去金店也行，我自个儿去也行；或者还有一个最便捷的法子——我直接把首饰卖给您，您来开价。总之，不能让您老兄吃亏。”

两人谈了一阵，最后朱老三决定直接买下来，至于打多少折扣，那得看了货再说。朱老三对西药在行，于黄金真伪、成色却是外行。好在茶馆里喝茶的顾客中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朱老三眼光一扫，就看到了对面角落那副座头上的一位白发老者。那是朱老三的邻居，已经七十高龄了，打自十三岁进银楼学生意，到六十多岁退休，跟金银首饰打了五十余年交道，其鉴别经验可想而知。于是就邀“钟老师”一起过去请老者鉴定。“钟老师”倒很大度，把三件首饰往朱老三手里一放，说难道我还信不过您老兄吗？说着又掏出一张两万元纸币作为给对方的辛苦费——总不见得让老人家白鉴定。

老者看下来的结论是：真货！

接下来，两人讨价还价，议定以黄金价格的七折来计算。当时每两（此指十六两制老秤）黄金的价格是九十六万元，打七折就是六十七万两千元。那么，这三件首饰一共是多少分量？到哪里去称重呢？这个，朱老三有主意。茶馆对面有家“天仁堂”中药铺，老板姓桂，是他老朋友，当下就唤来跑堂让去借一副最小的铜盘秤来。三件首饰称下来，总共是二两五钱六分，合计一百七十一万五千二百元。“钟老师”说零头不要了，就付一百七十万整数吧。

也算“钟老师”运气好，找对了人。一百七十万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寻常人家就算有这么一笔积蓄，也不一定立时能拿出现钞来。可是，朱老三家里却有现钞，别说一百七十万了，就是再翻一倍他也拿得出。他是做西药经纪人的，自抗战以来，有些西药比如盘尼西林、奎宁之类一向属于紧俏药品，尽管经纪人公会有行规，经纪人自己不能参与西药买卖，但是在利益面前，这种行规形同白纸一张，在药品价格狂涨的时候，十个经纪人中至少有九个会自己筹款先买下，然后以亲朋好友的名义出售，反正那时做中西药品买卖都是不需要许可证的。因此，朱老三家里随随便便就拿得出数百万现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