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找律师证词，律师的证词

前言：

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即案发现场就两个人，一个是受害人，一个是被告人。当两个人就同一事实陈述不一致时，这时就产生了应该相信谁的问题。

本案就是这样，被告说是入室盗窃，受害人说是抢他了。究竟应该定入室盗窃呢，还是入室抢劫。这就成了本案一个焦点。

从法律上、从之前判例来说，这个时候就要看双方的陈述，哪个陈述更接近真实，哪个陈述有自相的矛盾或者有无法排除的怀疑。

我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对此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甚至到了现场去看。虽然找了一些被害人陈述的矛盾之处，但严格来说找不到有无法解释的矛盾的地方。

比如，被害人说被告人一进屋子后就把灯关了，我认为这点是矛盾的地方，既然灯灭了，那屋里漆黑一片，被告怎么对受害人实施抢劫呢？但是在法庭上受害人马上说，电视还开着。这么快的反应，这么自然的解释，使得让人们不得不相信，受害人讲述的事发经过是真实的。

受害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经过我的申请，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受害人到庭了。在庭上受害人的回答很流利，回答公诉人、法官的提问基本上是对答如流。这样，就使受害人的陈述可信度增高。

关于赵家平不构成抢劫罪应该

属于盗窃罪的辩护意见

尊敬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接受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律师担任被告赵家平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现就本案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望请予以考虑。

辩护人认为赵家平不构成抢劫罪。本案重点是事实认定的问题，即当赵家平进入受害人家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偷盗行为还是抢劫行为？

现场的当事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受害人，一个是被告人，根据证词和供述可知他们各执一词。但是，当我们分析受害人的证词时，会发现受害人的证词有前后不符的情况，以及有与常识不符的地方。

一、受害人陈述的事实中有与生活常理、客观常识不符的地方

（一）受害人在2017年11月2日，案发当晚的陈述中说到：“2017年11月2日晚21时50分许，我当时一个人在杏花岭区仁和里8号院4号家中，我准备出门之时，一名陌生男子把门推开，把家里的灯关掉，他说了句要跟我睡觉，我骂了他一句，他把我推到床上，他开始动手掏我的兜……”

受害人在第二次陈述中也提到了被告人将灯关掉这一情节。

根据受害人陈述可知，当时事发当晚是晚上9点50分许。如果这个时候把灯关掉那势必家里会漆黑一片，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如何去抢劫呢，如何能把受害人推倒在床上呢，如何能知道她有没有兜，以及兜里有没有东西呢，如何去准确的掏出兜里的东西，并能知道是皮夹呢？

此外，被告人对受害人家里的布局并不熟悉，那么在其进入家门后，如何能快速地找到灯的开关呢？

所以，关灯这个情节是与常识严重不符的，也是与受害人后续陈述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发生不相符的。

（二）受害人在第一次笔录中提到：“他用拳头打在我的头上、脸上，另一只手掏我的兜。”

被害人描述的这个动作在现实中是无法完成的。因为之前受害人陈述她的钱包是放在左面兜里的，那么当赵家平用右手打她的话，同时用另一只手——也就是左手，去掏他的兜是不可能的。因为当被害人与被告人相对时，被害人的左面就是被告人的右面，被告人只有用右手才能够完成掏兜的动作。但是，根据受害人的描述，被告除非是左撇子，那么只能用右手去打受害人，这个时候被告人是无法用左手完成掏兜的动作的。

（三）按照被害人描述的事发经过，则赵家平在不知道屋内是什么情况就冒然进去实施抢劫。这与常理不符，通常只有嫌疑人在通过观察，知道屋内的具体情况，判断出是否能够完成抢劫的情况下，才会去实施抢劫。而不会是像自投罗网一样在不知道屋内有几个人、什么人的情况下，就直接进去实施抢劫。

赵家平的体型与被害人的相仿，甚至没有被害人强壮，在这种情况下赵家平是不会冒然实施抢劫的，因为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得逞，赵家平不具有任何身体上的优势。而且被害人家里简陋，看不出有任何值得通过抢劫去获取的财物，在这种情况下，赵家平如何会冒着“入户抢劫”这样的重罪去抢可能身无分文的被害人呢？

二、受害人的两次陈述前后有多处互相矛盾的地方

受害人向办案单位做了两次陈述，一次是案发当晚11月2日22时48分，一次是11月27日16时。

（一）在第一次陈述中被害人说，当时她是“准备出门时，一名陌生男子把门推开”；但是在第二次陈述中却说道是：“我当时出门倒了一盆水，回到家准备关门的时候，一名陌生男子推门进了我家”。

（二）此外，被害人在第一次陈述中说：“……当时我用左手抱住我的衣兜，因为兜里有我的钱包……”。

但在第二次陈述中却说：“……最后他在我裤子口袋里发现了我装钱的皮夹……”

结合被告人的供述，可知皮夹是在裤子口袋里的。

被害人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具有以上互相矛盾的地方。而这些是事发时的基本事实，正常情况下不应当会有这样的矛盾所在。

三、被告人对事发经过的描述更符合常理、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被告赵家平对基本事实的供述是这样的：当天晚上他转到被害人所在的仁和里8号院，看到被害人家里灯是灭着的，而且发现房门没有关。基于此，赵家平认为可能是家里人睡着了，因此认为具有作案的可能。同时，凭借未关的电视机发出的亮光，赵家平从门缝或窗口观察到被害人和衣躺在床上睡觉，这证实了赵家平具有作案的可能。因此赵家平进入房间，看到被害人裤兜里放着有东西，就去掏了出来，发现是钱包，于是就赶紧往门口走。这时，被告人察觉到并起身看到了赵家平，被告人于是开始呼喊。

被告人陈述的以上作案过程，更符合常理、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四、被害人陈述的其他重要事实无法得到印证

被害人陈述说她的脸上有被被告人殴打的伤。但是这一陈述并没

有得到客观证据的印证。也即办案部门并没有对此关键证据进行拍照固定。虽然有执法记录仪的影响，但是因为光线昏暗，根本无法观察到。

被害人陈述说她手上有伤。同样办案部门并没有对该伤予以固定，虽然有执法记录仪的影像，但同样因为光线昏暗使得该影响模糊不清，无法作为证据使用。

并且从执法记录仪的影像中可以看到，其受伤的外伤并不是当时案发时留下的。因为其手上的外伤显示皮肤破裂，但是却没有血流出的痕迹。办案部门拍摄该影像的时间不过是案发后的一两个小时之后，在这段时间内被害人手上的外伤是不可能没有血痕的。因此，鉴于手上外伤却没有血痕，这表明被害人清洁过伤口周围，那么只有她的伤发生在上午或再之前的时间，被害人才有时间去清理手上外伤周围的血痕。

而且被害人陈述，其与丈夫吵架是常有的事，因此基于以上理由，无法证实受害人手上的伤就是被告人所为。

五、本案关键证据不合法，并欠缺基本证据

被害人身上如果有伤，那么这是证明遭受过暴力的直接依据，但是办案人员却没有在第一时间通过合法的方式，对被害人身上的伤进行固定。也即没有通过身体检查的方式，将被害人身上的伤进行固定，并验证是否为被告人所留；而仅仅是用执法记录仪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进行了简单的拍摄。如上所述，该拍摄得到的影像资料因为模糊不具有证据的效力。

同时，案发现场的情况也是用来证明是否发生过暴力行为的依据。但是办案部门却没有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以至于能够证明现场发生过暴力的证据灭失。

六、根据最高院的公报案例中规定的原则，可知在直接证据“一对一”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以上分析采纳更为可靠的被告的证言。

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中公布的第

【847号】卢文林盗窃案中，专门阐释了在直接证据“一对一”的情况下如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的原则和方法。

该案例与本案极其相似，也是存在盗窃和抢劫的争议，也是事发现场只有被害人和被告人两人的情况。被害人帅某强烈要求以抢劫罪追究被告人卢文林的刑事责任，但最终公诉机关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最高院认为：1. 被害人帅某关于其被抢劫的陈述不稳定，前后存在一些明显矛盾；2. 被害人帅某的陈述没有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3.被害人帅某陈述的部分内容不符合生活常理；4. 被告人卢文林的供述较为稳定。

最终最高院认为：“综上可见，被害人帅某陈述的可信度低于被告人卢文林的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根据证据的可靠性原则采信卢文林的供述。由于抢劫罪相对于盗窃罪、诈骗罪而言属于更重的罪行，采信卢文林的供述更符合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三款的规定：“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可知，只有证据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时候，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受害人及其丈夫所做的证词，存在着大量的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如果根据他们的证词来认定本案的事实，那么该事实则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之一就是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那么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就应该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排除被害人及其丈夫等的证词，对被告人做出不构成抢劫罪的认定。

而如果根据被告人的陈述来认定案发时的事实经过，如上所述，则能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因此，本案应该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证据，对被告人做出构成盗窃罪的事实认定。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六条也规定：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因未能达到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具体到本案件就是应当对被告人以盗窃罪提起公诉，而不应该以抢劫罪提起公诉。

以上，恳请予以考虑。

辩护人：

2018年3月

后记：

后来，被告人被认定为入室抢劫，可能是鉴于被告人之前有过两次犯罪，其中一次还是入室对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最后被判了较重的刑期。

我也经常想，我应该不应该要求被害人出庭呢？事实上被害人出庭使得被害人的证词更为可信，如果我不要求被害人出庭，如果法庭也不要求被害人出庭，那么庭审结果是不是会对我方有利呢？应该是庭审情况要比被害人出庭更有利。但是，律师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该不该让被害人出庭呢？我的辩护原则是实事求是，被告人并没有和我说当时入户实施的是抢劫，因此我也想把事情尽量搞清楚，于是要求被害人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