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不找本县律师可以吗，老农民里提到鸿茅药酒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6日晚发文，要求内蒙古药监部门责成鸿茅药酒就虚假广告问题作出解释，对鸿茅药酒由非处方药转化为处方药进行论证。这被舆论认为是国家主管部门介入的标志。但是，鸿茅药酒却并没有“收手”的意思。

广州医生谭秦东被跨省抓捕后，鸿茅药酒还起诉了一个律师。据澎湃新闻报道，该律师在自己的公号里撰写了一篇分析鸿茅药酒广告的文章，被告上法庭，案件已于4月9日开庭，但尚未宣判。另外，一位自媒体写作者也收到疑似“威胁”，他在发表批评鸿茅药酒的文章后，公号后台有神秘留言，精准报出了他家所在的楼层。

人们会很自然地质问：谁给了鸿茅药酒这么大的胆子？当地警方为何对鸿茅药酒爱护有加，是否已经越出了警权的边界？

这个事情，对居住在北上广深等城市人们来说当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站在凉城县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据当地媒体报道，2017年鸿茅药酒零售规模突破50亿元，缴纳税金达2.7亿元。而整个2016年，凉城县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才4.08亿。

换句话说，之于某些部门，他们平常可能不喝药酒，但却必须保护这个本县最大企业。保护鸿茅药酒，就等于保护凉城县的经济，甚至可以上升到“保民生”的高度，成为全县的中心工作。

就在几天前，内蒙古企业家联合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第十一届内蒙古年度经济榜”，鸿茅公司的董事长鲍洪升等10人获得2017年内蒙古年度十大经济人物称号。这个荣誉，不仅属于鲍洪升，也不仅属于鸿茅药酒，它同时还属于凉城县。对这个小县城来说，鲍洪升和鸿茅药酒就是最闪亮的名片。

往大里说，阿里之于杭州，或者腾讯、华为之于深圳，都不是普通的企业，而是政府极为看重的“独角兽“，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发言权。当然，杭州和深圳不会为了保护阿里和腾讯，公然去做违法的事。毕竟，这些大城市的政府，已经相当现代、法治，懂得政府权力的边界。

但是对凉城这样的小县城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鸿茅药酒对凉城的“统治地位“，要远远高于阿里之于杭州；另一方面，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政商关系可能也就越紧密。鸿茅药酒的董事长，甚至可以在呼和浩特拥有很强的影响力（被评为年度经济人物就是证明），他的地位，并不弱于凉城县的主政者。说到底，县级干部有很多，而且来去频繁，而像鸿茅药酒这样的地方企业，却并不多见。

在这种情况下，鸿茅药酒安全性如何，违规广告屡禁不绝，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或者当地优先考虑的问题了。

不管谁来凉城县主政，都必须处理好鸿茅药酒的问题，都必须为它的发展保驾护航，这已经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地方官员在公务接待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谈起GDP，谈起经济增长，谈起本地知名企业。“政商边界”就这样日益变得模糊起来。很难说，这就能证明政府拿了企业什么好处，这只是县城普遍存在的政商相处方式，它是自然而然的，在本地不会有人感到惊讶。

事实上，由于常年累月的宣传，不但政府会力撑本地大企业，一个地方的民众也会“发自内心”地为本地明星企业自豪，这成为地方意识的一部分。在地方网络论坛里，你会发现普通人对GDP的热情，以及他们对本地明星企业的崇拜。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中，GDP不但是考核官员地一个指标，也逐渐成为人们认识自己所处行政单位的一个指标。

对普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异化”。你所在城市的GDP和你有什么关系？那些本地大企业，如果你不在里面工作，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但是，这种热爱本地企业的热情，却并非凉城县民众所独有，即便是那些一线城市的人们，也难逃“捆绑”，当然，是以一种更文明、更隐秘的方式。

因此，鸿茅和凉城这次遭遇的舆论危机，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乡下孩子到了城市所遭遇的困惑。如果我们以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来对比，凉城警方的行为，是很难理解的。一个县的企业，很难说真的具备通天的能力，敢于到广州去抓人。他们只是无知无畏，按照自己一贯的逻辑在行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