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不给钱找律师有用吗，其实很多律师是不打官司的人

随着现代法律的进一步发展，普通人已经被彻底隔绝在法律大门之外。无论是知识层面还是职业技能层面，法律都变得极为专业和封闭。所以，外行一旦吃了官司，就需要一个引路人，而这个引路人就是律师。

有些律师在法律里叫诉讼律师，也就是专门替人打官司的，大家在律政剧里看到的一般都是这个群体。但是，如果你今天到北京、上海的 CBD区，你就会发现很多律师是根本不出庭的，他们一般被叫做“非诉律师”，也叫商业律师。商业律师不是帮公司打赢官司，而是要帮公司避免纠纷。公司不希望吃了官司之后再找律师来摆平这个事，而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动通过“防御性法律业务”来避免诉讼。

你想，大公司一旦面临诉讼，可不是一起两起，甚至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后果可不是赔点钱那么简单，而是可能让商业模式都死掉，代价太大。

并且只应付诉讼肯定是不够的。因为，针对新的商业模式，政府也出台了各种监管法规，特别是针对资本市场的。这都需要未雨绸缪，在设计商业交易的时候尽量符合规定。就像今天，很多公司的法律业务也不只是着眼于法院，而是要看监管部门，比如证监会。

所以，这些大公司为了能够平稳发展，就愿意多给钱，请专门的律师来摆平这些事情。律师也就趋之若鹜，把业务从法庭转向了大公司，开始负责公司的融资、并购、上市以及所有合规业务。

当然，面对新业务，律师的核心能力也有所转型。不再是唇枪舌剑，而是要研究各种商业交易模式、法律文件、监管规定，让企业的商业动作合法合规。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的商业事务，而不仅仅是法律事务当中。甚至到了后来，还演化出来一种直接去公司工作的律师，做企业法务。传统的律师基本都是单干，即使有律所，也是两三个人合伙的，一个负责出庭，其他人打打下手。

今天，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里的律师事务所，仍然是小作坊模式，主要负责打官司，合伙人不多，所以一般叫“小所”。即便有的律所人不少，但内部管理很松散，仍然是律师自己单干。

相比而言，北京、上海CBD区域里的律所，可能拥有几百名合伙人。你可能听说过“红圈所”，就是通商、环球、海问、竞天公诚、君合、金杜、中伦、方达这些顶级律师事务所，一般也叫“大所”，它们主要就是做非诉业务的。

为什么会有小所和大所之分呢？

刚刚讲了，原来的律师都是单干户或者小作坊，但后来律所就变得越来越大。比如20世纪初，著名的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就已经有了10名律师。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因为公司法律业务太复杂，一个律师不可能同时懂合同，懂信托，懂债券发行，懂并购，这就需要团队协作了。

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一个名叫克拉瓦斯（Cravath）的律所是必须提到的。因为它创造了所谓的“克拉瓦斯体系”，也叫做“法律工厂”，顾名思义，就是把律所从松散的个人合伙组织，变成了高度等级化的公司型组织。

比如说，它不像之前律所那样，聘的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而是从哈佛、耶鲁这样的名牌法学院招人，搞实习和培训，让他们成为全职雇员，一级级往上升。

这个模式也被中国律所复制。比如一个法学院毕业生，到了大所里，薪酬也是按进来几年来算的，所以他们都说自己是几年级的律师。

这就是律师业的组织模式，从小作坊，到大工厂的变革。到了20世纪，大所模式成为了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的主力，客户的需求推动了职业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

其实，我们国家也是一样。虽然律师行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发展的，但也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个转型。

1979年上半年，国家开始恢复律师工作，当年6月，第一家法律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顾问处就成立了。但是当时，这些机构大多都是事业单位，律师也还是“国家干部”身份，主要负责诉讼业务。

后来，又过了几年，这些法律顾问处，才改叫律师事务所。我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深圳“蛇口工业区律师事务所”就是在1983年成立的。到了1992年，我国第一个私人出资的合伙制律所“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也正式挂牌成立了。

但是，随着外商在中国投资越来越多，就需要聘请专业的非诉律师来处理涉及公司的法律业务。刚开始，大公司都喜欢找外所，比如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高特兄弟律所，是一家美国律所，它在落地中国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非诉业务。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很多中国律师也开始转变思维了。

老一辈的律师认为商业律师的崛起，是律师业的沦丧，因为已经变成了资本的附庸，而丧失了传统律师的独立性和尊严感。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演化，这种转变又是必然的。毕竟，形势比人强，有需求，就有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