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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部分孩子不同，今年两岁半的男孩天天（化名）不久前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玲玲（化名）。面对带着玩具、衣服、水果来看望自己的亲生母亲，天天十分抗拒。母子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孩子在本该粘着妈妈的时候表现得如此陌生、拘谨？这一切都源于他特殊的身世……

2016年，当时已经35岁的天天父亲王先生依然单身。但是，他却想要拥有一个后代。于是，他通过网络“代孕群”认识了来自东北的代孕妈妈玲玲。在我国，代孕是不合法的。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玲玲还是接受了王先生的提议。

天天爸爸说，当时两人谈妥了条件，在自己支付了东北一套小户型房子的价格后。玲玲便开始了自己代孕的“工作。在这期间，玲玲按“进度”从王先生这里领取“工资”，直到2016年底天天出生。

按照父母双方的协议，满月后妈妈就完成了她的“项目”。收尾款，关账，走人，从此互不打扰。

然而，毕竟是十月怀胎，血肉相连，原本只是为了赚钱的玲玲，开始对孩子越来越舍不得。“从怀上这个孩子的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每一天都在发生转变。我也渴望能够陪伴这个孩子的成长。”四个月后，玲玲将王先生告上了法庭，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这对王先生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完全没想到，因为之前条件都说好的。”

一审二审法院都把孩子判给了王先生。但没过几个月，玲玲再次把王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次，她要求的是天天的探视权。玲玲认为“父母之间可能没有爱，但起码他能得到父母双方的爱。”

这个案子让法官们为了难。从法理上讲，玲玲是天天的亲生母亲，天经地义可以探视孩子，但在执行层面上，法官心里有着深深的担忧。如果玲玲在执行探视中，带着天天一走了之，王先生该去哪里找孩子呢？

这是一起特殊的探视权的纠纷，如何在审判中保证孩子母亲的探视权，又如何在执行中保证孩子父亲的监护权，这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两个难题。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静安法院）的法官在执行前就预见到了可能遇到的难点，所以他们创新性地引入了“第三人探视机制”，也就是说，孩子必须在社区社工的陪同下跟母亲进行会面。

经过深思熟虑，法院最终判决玲玲每月可以在社工的陪同下，对天天进行一次探视。

2019年5月11日，玲玲在时隔两年后，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孩子。这天，她带着一大堆衣服、玩具和零食，早早赶到了探视地点。“很紧张很紧张，既紧张又期待，因为真的太久没见过孩子了。”已经27个月没见到孩子的玲玲，难掩语气中的忐忑之情。

上午九点十五分，小天天在社工和奶奶的陪同下到了约定的探视地点。但对于眼前这个陌生的妈妈，他表现出十分抗拒。慢慢地，在社工的安抚下，小天天渐渐打开了心门。

2019年8月17日，是判决后的第四个探视日子，上海静安法院家事审判庭的法官利用休息时间，主动来到探视现场，关注着玲玲和天天的见面情况。在这个特殊的探视现场，法官也换上了便装，让天天和妈妈有一个温馨的探视环境。

这一次见面，天天和妈妈已经亲近了好多，在法官和社工面前，也更加开朗了，创新的探视机制，对孩子和探视人带来的积极效果，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官们的预期。“听到他叫妈妈的那一刻，真的觉得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但是还是很开心的。”

如今，天天已经有规律地和妈妈见面了。他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个陌生的阿姨，也慢慢有了“妈妈”的概念。天天或许没有完整的家庭，但他理应得到父母完整的关爱。希望在父母的呵护下，天天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来源｜上海法治报

责任编辑 | 邱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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