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找郑律师我放心啥意思，造谣出轨快递员内容

杭州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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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吴去良渚派出所拿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发出的立案告知书，通知书上的内容是：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谷**被诽谤一案，我局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现已对该案立案侦查”。（吴为化名）

这表明这件案子已从自诉转为公诉。“这说明此案已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将由公安机关代表国家公权力介入并进行立案侦查。”郑律师说。

吴瘦小的身体裹在一身粉色珊瑚绒家居服里，凹进去的脸颊上始终挂着平和的表情，纤细的手慢条斯里地切着晚饭的菜。整个12月，她没有在家吃过一顿正式的饭，今天来访的媒体终于少了些。

吴接受采访

生长在塞外，又在北京工作、生活近十年，她在28岁的时候，想换到一个温暖的城市定居。2020年春天，她和男友来到杭州，搬进了余杭区良渚万科未来城二期这套租来的公寓，面积不大，但很温馨。

谁料，几个月后，一场梦魇袭击了她。

邵晓艳制图

夜半惊梦

8月7日午夜，正在熟睡的吴被男友推醒，说听到外面走廊上有人喊她。“大半夜谁喊啊。”吴嗔怪了一声，又睡了。没多久，她也听到了，这下来自在她家客厅，是和她一起从北京搬来的闺蜜和她的男友，她们彼此有对方的钥匙，因为吴手机静音，闺蜜只好出此下策。

“出事了。”闺蜜说。一个北京朋友深夜发来消息，吴被偷拍了，视频和聊天记录已在网上疯传。

网上传的一个是9秒钟的视频，拍摄地点是她小区东门外的快递驿站，时间是7月7日。视频中先是几个快递员走动的腿部，远处是身着连衣裙，站在门边等待取件的她，镜头慢慢向上推移，露出她的脸；另一个是一名“女业主”和一名男子的暧昧聊天记录。

“看到这些，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吴说，每个人都会取快递，视频里她的行为很正常，而聊天记录中的人明显不是她，“她已婚已育，我未婚未育，微信号和头像也不是我的。”在她的逻辑体系里，很难将这段视频和聊天记录对接起来。

当时她更不明白，什么叫已经“全网传播”了。“但直觉告诉我，要报警。”

8月7日早上9点多，当她拿起手机，准备拨打110时，看到业主群有新消息，顺手点开，发现被热议的正是这一事件，有人说在五六个群都看到了，其他业主群也都在议论此事。也有同事告诉她“领导和同事都在不同渠道看到了，炸了”。

“我第一次对它传播的广度和烈度有了认知。”吴说。

一个“玩笑”

吴后来知道，当时的传播媒介主要是微信群。杭州有成千上万个生活类的微信群，但吴除了本小区的一个业主群，还没有入过杭州任何一个生活群。

这天，杭州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也在一个400多人的美食群里看到它，“一看就觉得是谣言，不太像生活中发生的，不太像正常逻辑”。她说，出于职业本能，她顺手截了几张屏。

由于拍摄者曾在聊天记录中透露，他就是驿站隔壁超市的老板，吴的男友和闺蜜男友直接去找到郎某，告知他已报警。下午3点，郎某通知涉事的何某和陶某一起到了派出所，3人交代与吴之前并不相识，拍摄纯属偶然，之后捏造出轨聊天记录就是想和群友“开个玩笑”。

驿站隔壁的超市

案情明确，造谣行为确凿。吴完全不需要解释，就像她后来面对媒体说的“我不是没有错，我是什么都没有做”。

对自己的行为，郎与何已不愿多谈。根据吴男友的微博和郎最初面对媒体时的自述，事情是这样的。

2020年7月7日下午6时17分许，“三墩车队”群里有人问郎在做什么，他就顺手拍了眼前驿站9秒的视频，发到群内。群成员何提议“要不要玩一下，骗骗群里的人”。当晚，何用“ELIAUK”的小号假扮“女业主”，与郎开始捏造出轨的聊天。郎先将9秒的视频丢到对话框中，“ELIAUK”抱怨：“有毛病吧”“谁啊，这都要偷拍我？”以此将视频与聊天对接，也让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视频中的吴便是“ELIAUK”。

7月8日，“ELIAUK”主动邀请郎在其小孩入睡后上门，又让郎在来的路上带一杯星巴克咖啡。整个过程郎将聊天截图发送到“三墩车队”群“现场直播”，并不时配上进入“女业主”小区的视频，性爱音频、视频等。为了显得真实，他还去买了一杯星巴克，拍图发到群里。7月10日，郎、何又捏造了与“ELIAUK”第二段私会经历，由郎发到群里。

8月5日，一个名为“0s的聊天记录”打包文件引爆了杭州多个生活群，“0s”是“三墩车队”群成员陶某，他选取视频及郎、何捏造的全部聊天截图，转发至“杭州6 GT车友群”，并迅速被全网疯转，网称“女富婆出轨快递小哥”。

8月13日，因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情节较重，郎、何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9日。陶因证据不足，未被处罚。

被造谣者

人遇到小事会瞬间愤怒，但每遇大事，情绪滋生往往需要一个过程。7日晚上，吴突然收到一条微博私信，发信人是一个人在国外、她认识但不熟的女生，说她出轨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洁视频也都看了。

“她明知道我没结婚没小孩，都愿意相信是我，明明看的只是取快递的视频，还会说不洁视频都看了。”吴说。这是第一个来自她认识的人的责骂，瞬间她就哭了。“没有难过，也没有号啕大哭，但眼泪就是止不住地流，直到要睡觉了还在流。”

很多人就以这样一个视频，将它和现实中的吴联系起来了。“认识我的人都认出来了。”

吴变得白天不愿意出门，晚上10点之后才到小区里散个步。夏天10点还是很热，但她仍然戴着口罩，热得整个脸都在流汗，闷得几乎没法呼吸，也不敢摘。即便如此，仍然能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说：“被造谣的就是他们吗？”另一个说：“好像是的。”

她不再穿裙子和短裤，代之以长牛仔裤或运动裤，上面是宽松T恤，加件衬衫或防晒衣。哪怕这样，每次出门前她还会不确定地问一下男友：“我穿得暴露么？”

并且，她再也不愿意走小区东门，而宁可绕远走另外一个门。也从不去拿快递，快递收货人的名字也改成了男友的。因为郎的超市一直在那里开着，郎从下午到夜里都在店里。

不久后，她被公司劝退了，很多人建议她去解释或劳动仲裁，她都没有去。“赖着没有意义，我也能够理解，谁会用一个身背负面新闻的职员？”随后，男友也因无法正常工作，被公司劝退。

9月，她被诊断出“抑郁状态”，本来就不胖的吴不可逆地瘦下去，一个月轻了10斤。男友因长期压抑情绪影响免疫力，住院一个多月，现每天仍要吃10种药。

吴被诊断出“抑郁状态”

吴十几岁就离开家，住校、工作，遇到过很多困难，都没有告诉家里。这次，她告诉父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确实太大了，万一他们看到了呢？”

男友的父母叮嘱：“你要照顾好她。”吴男友微博中的一句话，也让很多网友为之感动，他说：“我在，她安。”

和解破裂

吴和男友第一时间就开始收集证据。因为不在任何群，她只能发微博向网友征集，吴收到了几百条网友私信，提供截屏或录屏。郑晶晶律师看到后，也将自己保存的截屏发给了她，并以普通网友的身份，从专业角度提了几点建议。

吴最初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听从北京律师朋友的建议，将收集到的网络证据做了公证。郑律师说，吴一开始提交的证据大都是手机截屏，不是原始证据。“截图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不高，发在微信公众号或网页的内容被删除了，仅有截图在证据固定上有瑕疵。但这份公证书很重要，可以作为关键证据。”

在郎与何被拘留期间，吴原想和解。吴从一开始就知道可以以诽谤罪提起刑事自诉，虽然刑事自诉立案非常难，但她认为刑法的判决比民事赔偿重要得多。她和男友联系到郎的妻子，告知她这件事并没有结束，但得知他们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后，吴犹豫了。

“如果真的让他们坐牢，对孩子的成长影响会很大，无论如何家人都是无辜的。”而且，维权的过程太漫长了，她也想与对方和解。

吴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郎与何拍道歉视频，讲明事情原委；二是将事发到和解造成的她与男友收入、律师咨询费、为此案产生的交通费和医疗费等经济损失，郎与何各承担58200余元。吴说，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要精神损失费和名誉损失费，但都没有要。吴和男友还主动提出，郎与何可以戴口罩和墨镜拍。

郎与何道歉视频截图

吴男友说，商谈中郎一再修改他撰写的道歉信，念得也毫无诚意。当吴要求他传来未压缩的清晰视频时，“郎说，要那么清晰干嘛，反正都要打码（马赛克）”。这彻底激怒了吴。

“我气得想发微信语音都发不了，手抖得按不住。你发我视频的时候，想过打码吗？”吴说。

而双方在安排谈判地点时，吴担心再被偷拍，提出在公共场合，郎以“我要做人，怕丢人”为由拒绝，要求去自己安排的地点。

吴说，道歉最重要的是态度要诚恳，“当对不起三个字说出来不付出感情的时候，它就没有任何含义。”

但郎认为自己态度已经非常诚恳。他说在拘留所里只想了一件事，就是出去以后道歉，也这样做了，但对方不认。但吴的男友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郎完全没有让他们感受到诚意，何在9月7日吴给出的和解最后期限后，曾单独找他们当面道歉，态度诚恳，“受害人非常感动”。吴男友说，但他希望赔偿金额能够减半，又浇凉了他们的善意。

吴男友指出，郎在12月初面对媒体时反复质疑赔偿，如认为是“狮子大开口”，涉嫌敲诈，吴应拿出银行流水作证明，吴男友的损失不应由他们赔偿等。“但他与何在讨论和解期间，从未提出质疑。”

刑事自诉

和解破裂，吴的态度变得非常坚决，“道歉一句不求，赔偿一分不要，刑责一追到底”。9月底，吴在男友的陪同下和郑律师第一次见面，并签了委托协议。

郑律师说，以名誉侵权走民事诉讼一般都会立案，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二是可以主张赔偿，且经济赔偿数额比较大；刑事自诉难度大得多，赔偿款也会比民事少很多，只能主张部分损失，不支持精神赔偿，但对方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郑建议她走民事，但吴果断地选了刑事自诉，并表示“不要赔偿，即便自己赔钱打官司，也认了”。

刑事自诉需要自己提供证据，普通人取证非常难，所以自诉类的案子非常少，立案的更少。郑律师说，从10月26日第一次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递交自诉状和证据材料到正式立案，中间不断补充证据。

“整个过程太难，太难了。”吴不止一次地说。

11月间，吴尝试着投简历，也面试了5-10家公司，但本来谈得好好的，一涉及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时，谈话就戛然而止了。吴不想隐瞒，对方听说后的反应要么是“哦，原来就是你”，要么鼓励她两句，但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那段时间，她删空了手机通讯录，微信联系人也从700多个删得只剩200多个。“社会性死亡”，吴说，“那时最大的恐惧是对未来的恐惧，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睡不着，或者是不想睡，有时候特别不想迎接明天，好像不睡明天就能来得晚一点。”

但她说：“我一点不恨他们，以后也不会恨，但也永远不会原谅。我会觉得可悲，他们对法律的无知，对是与非、黑与白的无知。”

每天都有人让吴曝光3人的个人信息，她不仅拒绝了，还不止一次地发微博制止网友人肉或在现实中攻击郎的行为。吴说：“在这条维权路上我没错过，一旦这样做了，就大错特错了，就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了。”

成功立案

12月14日，星期五。郑律师告诉吴，当天可能会有立案与否的消息。下午一点半多，他们就去法院等候，吴特地化了妆。

但直到快下班，法院都没有任何通知。

“那一天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有多煎熬。”吴说，虽知即使不立案也并不代表这件事是不违法的，而是这种案件取证难。

下午5时许，天黑了。吴突然收到网友发来的截屏，说余杭区法院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立案通告，称“本案符合刑事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我院于12月14日立案受理”。

吴说：“那两段字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就怕看错了，到底是予以受理还是驳回。”她一直拍男朋友，让他看到底写的是什么字。

她当即给已在办案大厅的郑律师打电话。郑告诉她，没错，她正准备办手续，让她进去。

“办理立案手续时，她一直在哭，连法官都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冷静一下。”郑律师说。

这么多天，吴第一次由衷地感到轻松。她觉得，立案就是成功了，怎么判已经不重要了，缓刑她都能接受。

吴拿着立案通知书

吴说：“这件事不是个案，它是一个社会现象，之前还是我自己的事，现这么多人看着我在打这场仗，已经不仅是给自己一个答案，而是给社会一个答案。”

在事情一再升温的过程中，有不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联系她，也有许多人在留言中表达心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被诽谤的经历，但大都因为维权成本太高，默默忍受了，而我站了出来，就给了他们力量。”

立案后，郑律师在微博上说：“在网络时代，网络暴力变得更为容易，且犯罪成本低，许多人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网络表达的界限意识，对真假信息没有分辨能力，随手一个转发一个评论，都容易给无辜者造成伤害。期待本案的结果能对规范网络表达起到正面作用。”

感同身受

很多网友敬佩吴的勇气，但对她所承受的压力，谁也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当她决定站出来面对媒体时，已经想过可能会被人肉、被网暴，而郑律师表示吴确实曾被被告人的朋友人肉，她和吴的微博都曾遭到恶意攻击，而她24日已向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攻击她的微博账号。

8月9日，吴第一次决定接受媒体采访时，心中是忐忑不安的，当立案后她面对镜头第一次摘下口罩时，心中依然忐忑。

“因为害怕会招来很多骂声、更多骂声。”

每天都有人骂她，有人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看你那张脸长得就像会出轨的样子”。吴不可理解的是，这样说的很多是女性。有人说“他们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抓着人家不放”“他们坐牢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不能善良一点吗？”还有人说她“就是想当网红”“要带货”“大家散了吧，这就是一场策划”。

虽然骂声在耳，但支持声更高，评论中99.9%的声音是挺她的，吴觉得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吴不急于再去找工作，她说，既然社会还没有准备接受她，就再等一等。但她想，既然自己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不让这段经历变得有价值一点？她想在身边集结一些媒体、律师或心理咨询师，希望以后有相同遭遇的人能看到她，信任她。

“诽谤走刑事自诉这条路，只有走过才知道比想像的还难太多倍。我帮不了他们很多，但我能让他们在维权这条路上，尽量走得容易一点。”

目前郎仍每天在超市看店，何也在原岗位工作，两人都非常后悔，也表示“错了就要自己承担”。面对立案，两人心里都很不安。

“坐牢，你不怕吗？”郎反问。

新民眼工作室

作者 | 姜燕

来源：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