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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98年赵县县委召开党史工作座谈会，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程毅，与曾在赵县战斗和工作过的10余位老同志一起参加了为期七天的会议。程毅（1925—2010年）赵县西杨村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曾任赵元宁联合县二区、四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高邑县三区区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他是北京市公安交通局创始人之一，任职期间，率先引进“火花”电子监控系统，最先在国内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管理交通。海湾战争爆发前，他破例亲自给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出具了国际驾驶证明，使其得以驾车跨越火线，客观采访了交战双方。程毅在这次党史座谈会上，满含热泪回忆了他的爱人——高邑县三区原妇联会主任、著名英烈于胜珍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事迹。本篇就是根据当时的记录并参考刘风岐提供的一些资料整理成文的。

于胜珍（1927—1946.9.5），女，河北省赵县停住头村人，1927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6岁参加革命活动，17岁入党并担任了本村妇救会主任，19岁任高邑县三区妇联主任。在高邑县马村蹲点搞土改时，不幸被元氏还乡团抓走。她面对屠刀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革命史诗。

人小志大 渴求革命

座落在赵县城东南五华里的停住头村，是赵县革命活动的发祥地之一。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北方基层组织，就在这里扎下根子，党的地下活动十分活跃，素有“小延安”之称。于胜珍同志就诞生在这个红色的村庄里。

于胜珍的父亲于花苗，号老固，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人士。母亲马成姐是个贤惠的农家妇女。于胜珍个子高挑，身形瘦削，留着齐耳短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她共有三个哥哥，自己既是老小又是独女。大哥于青来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曾任中共赵县县委书记，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经常跟她讲述革命道理。二哥身体虽然一直不太好，但仍经常替党的地下组织放哨送信。三哥于廷来，也很早就参加了抗日工作。1937年，大哥要离家到延安学习，临行前对于胜珍说：“等我回来，你也就长大了，咱们一起跟党干革命。”胜珍含泪点头，默记心中。在革命家庭的熏陶下，于胜珍向往光明，渴求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华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怒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不屈的停住头人民，奋起反抗，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1942年，不满15岁的于胜珍积极配合本村抗联主任于敬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挖地道。父亲死活不让她夜里出门活动，还把院门上了锁。父亲说：“一个闺女家，别瞎掺和男人的事。”怕父母阻拦，她常在老人入睡之后，爬梯越墙参加抗日活动，被抗联誉为“挖地道模范”。

1943年，16岁的于胜珍一边在抗日高小读书，一边积极参加本村的工作。她发动和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深入农户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1944年，经周书锦同志介绍，17岁的于胜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本村妇救会主任。在此之后，她更加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每晚上都在开明人士屈润芳（著名作家铁凝的爷爷）家举办文化夜校。组织妇女识字学文化，宣传抗日主张，带头演唱抗日歌曲，鼓励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于胜珍同志对工作对人民满腔热情，大胆泼辣，在村里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调到赵元宁联合县四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昼伏夜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上级为了进一步开辟敌后根据地，决定选派几位干部到紧靠京汉铁路的赵元宁联合县元氏区开展工作。这个地方敌人活动频繁，工作十分艰险。可是，于胜珍同志为了革命利益，早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她坚决服从命令，愉快地接受任务。到了那里，就立即开展工作。

志同道合 共赴革命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于胜珍同志被调到高邑县三区任区妇联会主任。在高邑城北槐河两岸村庄积极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当时，元氏县城尚未解放，附近几个县的原日伪汉奸、国民党残余以及逃亡的地主恶霸、土匪流氓聚集在元氏县城，组织了还乡团，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们常常夜间出动潜入附近村庄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于胜珍同志所在的高邑县三区紧靠元氏，是敌人袭击的重点。在区长程毅同志领导下，于胜珍团结全区干部群众与敌人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他们遵照上级指示，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并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和不法地富分子，组织起了各村民兵武装，以保卫胜利果实。因此，被元氏还乡团匪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残酷的斗争中，于胜珍同志毫不畏惧，一心为革命。反奸清霸，她积极带头，土改平分，她一马当先，与敌人进行着面对面的斗争。

1946年春节，于胜珍经人介绍，与区长程毅同志结婚。两人是老战友，几年前，程毅同志在赵县四区任抗联主任时，就常到于胜珍的家乡停住头村活动，他们彼此了解，婚后情投意合，感情融洽。在激烈的斗争环境中，他们经常分头下乡开展工作，很少在一起团聚。对此，于胜珍同志毫无怨言，她对程毅同志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陪你好好过日子。”

热血忠魂 视死如归

1946年秋，在清匪反霸、土改运动高潮中，于胜珍同志和区民政助理员马平芳同志一起到马村蹲点。9月3日晚，发生了还乡团袭击马村事件。

这天夜里，寒风阵阵，淫雨霏霏。半夜，三十多名还乡团匪徒摸进马村村里。村民兵班长马胜科常到元氏城卖西瓜，被敌人暗中收买，为敌人做内应，要抓捕于胜珍同志，并妄图通过她抓住其爱人区长程毅同志。敌人在马胜科带领下首先冲向武委会，几位民兵寡不敌众被敌人绑架，武器被抢走，并杀害了区民政助理员马平芳，进而包围了农会。当晚，于胜珍同志和村妇联主任张桂芝及其5岁的儿子住在农会。叛徒马胜科佯称“区里召开紧急会议”骗开屋门，闯入屋内，起来开门的张桂芝同志被匪首吴登勾连砍三刀，倒在血泊中。敌人又惨无人道地刺死了她5岁的儿子。于胜珍同志立即去拿手榴弹，只差一步距离，敌人用刺刀将她腿部刺伤。她不甘被伏，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起来。匪徒砍断了她一只胳膊，并将她绳捆索绑，肆意毒打。于胜珍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敌人逼问她程毅和其他干部当晚住在哪里？于胜珍咬紧牙关，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把她带走继续审问，于胜珍担心同志们来救她会中敌人的圈套，于是就拼命挣扎，大声呼喊，死也不走。她的头发被一缕缕揪下来。灭绝人性的还乡团匪徒找来一根铁丝，穿透她的两只乳房，残忍地把她拉走了，身后一步一个血印……

敌人把于胜珍同志拉到元氏城附近的里仁庄，继续逼她给程毅写劝降信。于胜珍大义凛然地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共产党员绝不会低头！一定会有人给我报仇的！”说完，一口唾沫狠狠地唾在敌人头目的脸上，并高声喊道：“顶大就是死，怕死不革命！”敌人想通过她抓获程毅的阴谋破产了，决定将她处死。

第二天夜里，敌人把于胜珍同志带到村西南角一间小房里。动手前，敌人给她几分钟时间考虑，她当即回答：“不用考虑，我早就考虑好了!”敌人头目一挥手，刽子手们一涌而上，像吃人野兽一样，惨无人道地割掉了她两个乳房，又一块一块割她身上的肉……残暴的敌人将她的心脏和肝脏作为下酒菜饮酒作乐。江山呜咽，大地悲鸣。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于胜珍，这位坚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刘胡兰式的女英烈，在革命即将胜利的黎明时刻，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时年仅仅19岁。

第二年冬天，元氏城解放，叛徒马胜科以及残杀于胜珍烈士的凶手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被政府镇压，偿还了这笔血债。

于胜珍的老乡、著名作家铁凝在长篇小说《笨花》中，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女青年革命者取灯的形象，她聪明、美丽、大方，受过先进的学堂教育，具有超出一般人的开阔的视野。她受时代精神的感召，对革命有着坚定的信念。她积极参加抗日工作，由一名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然而，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一天黄昏，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日寇残杀。这取灯的原型分明就是于胜珍。

取灯，是赵县方言，指的是火柴。火柴是什么？是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这一星火种，便可燃起铺天盖地的大火。可以说，取灯就是革命的种子。将于胜珍的形象、经历与取灯的形象、经历对比，可以看出，她们二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特别可爱，都受到过先进的学堂教育，都是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抗日工作，都是一步步地成长为革命干部。并且，正值青春年华的她们最终都是为革命而壮烈牺牲。在她们的经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们都曾于抗日夜校中授课。在《笨花》中的笨花村，抗日夜校开办于向文成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停住头村，抗日夜校开办于屈润芳家。屈润芳是铁凝的祖父。据《赵县志》载：屈润芳（1898—1962），赵县停住头村人。医生，社会活动家，赵县国（民）共（产）两党创建人之一，赵县新医学科学及国民教育奠基人之一。自幼随父母居住外地，回乡后入私塾学习，后自修中医，成为当地名医和知名文化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曾任赵县抗日政府参议员，停住头村抗日村公所教育兼粮秣委员，对征公粮、挖地道、做军鞋、掩护干部、开展大生产运动，他都不遗余力。他还腾出自家房屋办起了一所抗日学校，自任校长和政治、历史、地理教员，动员贫苦子弟入学，为抗日工作输送文化干部。此后，他家多次遭日伪军抢劫、焚烧，地道几遭破坏，家人安全无保障，但始终未能动摇他的抗日斗志。将向文成与屈润芳对比之后，可知向文成的原型就是屈润芳。那么，通过取灯与于胜珍的比较，可知取灯的原型分明就是于胜珍。

简介：贾国锁，赵县著名文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