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了解一下交通肇事罪怎么辩诉,子鱼论战原文及翻译

检察官王勇：（法官）群体关注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认为侵蚀审判权。

原法院庭长臧德胜：虽然量刑建议对法院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法院毕竟掌握着裁判权，有权力做出自己认为更正确的量刑。

知情者表示，检察系统目前仍在评估，是否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启动该案再审。

“ 检方似乎永远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所以检方抗诉、被告人上诉同时存在时，‘上诉不加刑’原则就不适用了。” 事实上，检方也可能为了被告人利益抗诉，这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近日，一份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书引发法律圈“论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认为，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判决显示出法院与检察院之间一次针锋相对的权力博弈。

这份判决涉及的只是一起常见交通肇事案，但在对被告人余某的量刑问题上，控审两方产生了明显分歧。

在一审过程中，检方因被告人认罪认罚，向法院提出了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法院未予采纳。之后被告人上诉，检方也认为一审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提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抗诉。

2019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作出二审判决，未支持检方抗诉意见，且做出了改判，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实刑量刑。

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二审判决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程序上值得商榷。亦有意见称，该判决说理清晰，在实体法适用上站得住脚，且能推动各方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反思。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诉讼制度，已于2018年10月正式写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之后在全国推行。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佀化强将该案视为“中国刑诉法上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2020年4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工作人员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但表示已经注意到法律界对该案的讨论：“各有各的理，对我们（法检）两家的支持好像一样多。”

另有知情者表示，检察系统目前仍在评估，是否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启动该案再审。

二审加刑一年半

长达一万八千余字的二审判决书，详细阐述了未采纳检方量刑建议的原因。

余某是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纪检干部 ，2019年6月5日，余某酒后驾车致一人死亡后逃逸，次日到公安机关自动投案。余某家属赔偿被害人近亲属160万元，获得了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

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量刑建议称，余某自愿认罪认罚，并在辩护人的见证下签署具结书，同意该院提出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且其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悔罪态度好，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认为，余某作为一名纪检干部，本应严格要求自己，其明知酒后不能驾车但仍酒后驾车，且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特别是逃逸后擦拭车身血迹，回现场附近观望后仍逃离，意图逃避法律追究，表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判处缓刑不足以惩戒犯罪。鉴于余某主动投案，可认定为自首，依法减轻处罚，且积极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等，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一审宣判后，余某上诉，请求改判适用缓刑。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提出抗诉，称原判量刑错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诉，称余某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门头沟区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一审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无法定理由。

在是否适用缓刑的问题上，二审法院北京市一中院基本延续了一审法院的意见，没有采纳检方量刑建议。

此外，二审判决还撤销了对余某的自首认定，这是其加重判处余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的一个关键理由。

二审法院认为，余某在事故发生时对于撞人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其在自动投案后始终对这一关键事实不能如实供述，故其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自首，也不能据此对其减轻处罚。

2020年2月27日，北京市一中院召开年度工作部署会，此次引起争议的判决由该院作出。图片

分歧：如何评价这次抗诉

“你（二审法院）可以不同意检察院判三缓四的立场，但你最多只能回到一审判决的立场上去，不能比一审还多判一年半刑期。这是对上诉人基本权利的剥夺。”一位检察系统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该判决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原因是其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如果这个案件就此结束，会创设一个危险的先例。”

“上诉不加刑”指对被告人提出上诉的刑事案件，上诉审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诉讼原则。这一原则旨在解除被告人对上诉的顾虑，为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且写入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2020年4月15日，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刘哲在其个人公众号发文重申该原则，文中写道：“上诉加刑将使上诉制度失去意义，因为这会引发寒蝉效应。……如果上诉一定会被加重刑罚，那谁还敢上诉？”

“如果一个案子只有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直接改判加重刑罚，那太赤裸裸了。我想没有任何法院会这样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计划提醒南方周末记者，余某交通肇事案存在一个特殊因素，即除了被告人上诉，检察院也提出抗诉，“但是如何评价这个抗诉，这里出现了分歧。”

刑诉法规定，既有被告人上诉又有检察院抗诉的上诉案件，被告人是否加刑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

“（刑诉法）立法的出发点是，检方似乎永远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所以检方抗诉、被告人上诉同时存在时，‘上诉不加刑’原则就不适用了。”刘计划称，事实上，检方也可能为了被告人利益抗诉，只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极其罕见，刑诉法也未对两种情况加以区分。

而余某交通肇事案中，检方的抗诉就被认为是有利于被告人利益的。检方建议二审法院改判，对余某适用缓刑，这与余某本人的上诉请求一致，这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的情况下，（法院）亦不得加重刑罚，在我国为主流法律观点。”2020年4月17日，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在《中国法律评论》撰文分析，该案的抗诉与上诉均为被告人利益，具有同质性，这种情况应该仍然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控诉方支持被告人，要求从轻处罚，而法院从重判处，势必形成法院既为裁判机关，又为控诉者的‘自诉自审’现象。”

龙宗智点评称，法院逾越裁判角色、实际代行控诉功能应当十分慎重，而该案二审法院在这方面行走过远。

自2018年刑诉法大修后，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正在修订适用刑诉法的解释。刘计划建议，应借此机会区分有利于与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以此明确“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规则。

“认罪认罚”有槽点

余某交通肇事案发生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烁认为，二审判决书引人注目，在于它“集中了认罪认罚从宽入法以来的N多未解决槽点”。

认罪认罚从宽曾被理解为中国版“辩诉交易”，其核心是检方在控辩双方协商达成合意的基础上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过，在西方国家的辩诉交易中，法官仅从形式上确认控辩双方协议的内容，对案件不做实质审查，检察官享有的裁量权几乎不受控制。

而中国法院必须对认罪认罚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审查内容包括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等。对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法院以采纳为原则，不采纳为例外。

余某案也是一起认罪认罚案件，检方作出了判三缓四的精准量刑建议，但一、二审法院均未采纳。佀化强认为，法院抵制的是既有立法安排。

“（法官）群体关注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认为侵蚀审判权。”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检察官王勇撰文称，余某案的二审改判确有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因素，但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抵触情绪也不容否认。而二审对认罪认罚案件还可以改判从重，可能动摇制度根基——“不到二审的承诺可能都无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原庭长臧德胜则认为，虽然量刑建议对法院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法院毕竟掌握着裁判权，有权力做出自己认为更正确的量刑。“本案涉及是否宣告缓刑的问题，关乎刑罚执行方式，监禁刑和非监禁刑有重大区别，如果法院的意见正确，则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属于明显不当。”

“被告人坚称发生事故时没有意识到撞人，只是感觉轧到马路牙子，震了一下，离开事故现场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辩护人提出，余某的行为不属于肇事后逃逸。辩方如此辩护，应当是两级法院认定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大，不能接受缓刑建议的根本原因，也是二审法院不认定构成自首的决定因素。”刘计划说，检方的量刑建议之所以被法院采纳，只能因为其是适当的，而不应当因为其必须被接受，否则检察机关就成了裁判者：“应当维护法院的裁判权。”

臧德胜表示，目前约有80%的刑事案件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在这些案件中，一旦公诉机关提出了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建议，则公诉机关就与被告人站在同一战线，公诉机关会为维护量刑建议的效力而不遗余力地为被告人辩解，被告人存在“躺赢”的可能性。

具体到余某的案件，臧德胜认为，“进一步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到聚光灯下，也促使我们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一番检讨。”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彭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