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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拐卖妇女如何追责，《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应予以回应

当前，“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让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备受关注，正在修法过程中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因此成为舆论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于去年12月20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初审，12月24日开始在全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罕见地收到了社会各界42万余条法律意见，参与人数高达8万余人。相比之下，同期征求意见的其他法律草案，只有几十到数百不等的参与人数。

这部草案引起的关注度由此可见一斑，公众将空前高涨的热情倾注至妇女权益保障之中。

违法成本太小问题待解

《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992年正式出台实施以来，无疑在提高妇女的地位、保障权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部法律也被指过于原则，对其内涵、形式、加害人责任、具体的处罚程序没有具体详细的说明和规定。

“现行法律的确许多条款多为宣示性的，而法律能否发挥其效果，需要关注到法律责任是否明晰，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置机制是否明确、完善。”长期致力于女性权益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教授赵树坤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如此评价。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告诉《中国慈善家》，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案不多，原因是这部法律太过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

而此次修法力度之大、修法内容之广前所未有。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共9章61条，修订草案修改48条、保留12条、删除1条，新增24条，修改后共9章86条。由于修改力度很大，被认为是“废旧立新”。

草案不仅就近年来热点议题如职场性别歧视、性骚扰、农村妇女财产继承权等问题作出明确回应，甚至细化至对诸如家庭PUA，女性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女性厕位、母婴室数量等生活细节给予关怀。

赵树坤对草案整体内容给予肯定，认为目前草案中的规定能够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例如将之前的“法律责任”部分改为“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明确了救济主体与救济途径，且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同时对前述规定的各项权利在法律责任承担上有了明确回应。

但她也认为，草案中关于违法的惩戒、追责内容较轻。草案虽然明确了相关单位保障妇女权益的义务，但违反法律的责任多为“责令改正”。而这样的处置方式使得违法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可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对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赵树坤说。

在“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讨论中，舆论也聚焦于拐卖妇女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

在现实案例中，解救拐卖妇女过程困难重重，吕孝权认为，这是因为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监督问责机制不到位。他建议在草案第八章“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中，规定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举措，比如将防止拐卖妇女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只有和政绩挂钩，地方政府才会去重视，才能真正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认真履行法律职责。”吕孝权指出，再好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机制保障，实施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另外，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各章之间界限及逻辑不清的情况，在修法过程中要对之前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科学地整合和取舍。例如婚姻家庭权利与人身权、财产权间有交叉，存在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弱于作为个体女性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况。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里，将拐卖妇女放在第六章人格权益里。而从立法框架上来说，把人格权益放在财产权益下面，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应该把人格权提升到财产权之前。”吕孝权说。

强制报告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初审上述草案时，李锐委员曾坦言，从目前我国现实来看，妇女被拐卖、性侵、家庭暴力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分组审议中，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良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拐卖女性行为的打击力度，实施拐卖与收买同责，杜绝拐卖行为的潜在因素。

根据“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司法案例数据分析报告，截至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不作统计）均发生过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份基于 1038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统计，我国被拐妇女的年龄从14岁到60岁不等，主要集中在14岁至30岁区间段。超过四分之一(26.7%)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抑郁症、癫痫病等。有15.2%的受害人有多次被贩卖的经历。

实际上，相关规定已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所体现，现行法律总则中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第三十九条明确，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在赵树坤看来，拐卖妇女、性骚扰、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只是立法这一环节就可以彻底解决。一方面，要形成任何主体都有权对侵害妇女的行为采取行动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特别要强化负有职责的相关部门履职，设定村居委员会、社会救助机构、福利管理机构等部门的强制报告义务，既可更及时地采取措施制止针对妇女的违法犯罪，也可以督促公共服务或职能部门履职。

吕孝权建议，草案应该考虑加入有关职能部门发现被拐卖妇女后的“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应该是负有防拐卖人口责任的相关部门，比如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初步审查，发现可能是涉嫌拐卖案件，就应该及时报案；再比如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被送到医疗机构的孕妇分娩过程中，医生护士发现未成年或其他信息透露出涉嫌被拐卖，需及时报案；还有就是村委会，发现被拐妇女也应强制报告。”吕孝权说。

事实上，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4月发布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中就已提出，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发现疑似拐卖妇女情形的，应当及时报告和制止。

“涉案所在地的村委会作为最基层的群众组织，对每户的情况都应摸排了解。比如丰县的案子，董集村村委会怎么可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现有拐卖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履行强制报告职责。”吕孝权说。

法律专家还认为，进一步加强妇女权益的保护，除了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以外，还应当引入公益诉讼。

目前，现行《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环境污染、重大消费者维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公益诉讼制度，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年来，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法律已明确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英雄烈士权益保护五类公益诉讼领域。

吕孝权认为，对于涉及侵害众多妇女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应当尽快纳入法律确立的公益诉讼制度范围。

来源：微信号“中国慈善家杂志”

拐卖妇女如何追责，正在修订的这部法律应予以回应

当前，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备受关注，正在修法过程中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因此成为舆论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于去年12月20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初审，12月24日开始在全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罕见地收到了社会各界42万余条法律意见，参与人数高达8万余人。

相比之下，同期征求意见的其他法律草案，只有几十到数百不等的参与人数。

这部草案引起的关注度由此可见一斑，公众将空前高涨的热情倾注至妇女权益保障之中。

违法成本太小问题待解

《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992年正式出台实施以来，无疑在提高妇女的地位、保障权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部法律也被指过于原则，对其内涵、形式、加害人责任、具体的处罚程序没有具体详细的说明和规定。

“现行法律中，的确有许多条款为宣示性的，而法律能否发挥其效果，需要关注到法律责任是否明晰，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置机制是否明确、完善。”

长期致力于女性权益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教授赵树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评价。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告诉记者，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案不多，原因是这部法律太过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

而此次修法力度之大、修法内容之广前所未有。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共9章61条，修订草案修改48条、保留12条、删除1条，新增24条，修改后共9章86条。

由于修改力度很大，被认为是“废旧立新”。

草案不仅就近年来热点议题如职场性别歧视、性骚扰、农村妇女财产继承权等问题作出明确回应，甚至细化至对诸如家庭PUA，女性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女性厕位、母婴室数量等生活细节给予关怀。

赵树坤对草案整体内容给予肯定，认为目前草案中的规定能够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例如将之前的“法律责任”部分改为“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明确了救济主体与救济途径，且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同时对前述规定的各项权利在法律责任承担上有了明确回应。

但她也认为，草案中关于违法的惩戒、追责内容较轻。

草案虽然明确了相关单位保障妇女权益的义务，但违反法律的责任多为“责令改正”。而这样的处置方式使得违法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

“可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对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赵树坤说。

近期，舆论也聚焦于拐卖妇女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

在现实案例中，解救拐卖妇女过程困难重重，吕孝权认为，这是因为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监督问责机制不到位。

他建议在草案第八章“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中，规定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举措，比如将防止拐卖妇女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制。

“只有和政绩挂钩，地方政府才会去重视，才能真正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认真履行法律职责。”

吕孝权指出，再好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机制保障，实施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另外，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各章之间界限及逻辑不清的情况，在修法过程中要对之前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科学地整合和取舍。

例如婚姻家庭权利与人身权、财产权间有交叉，存在对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弱于作为个体女性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况。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里，将拐卖妇女放在第六章人格权益里。而从立法框架上来说，把人格权益放在财产权益下面，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应该把人格权提升到财产权之前。”吕孝权说。

强制报告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初审上述草案时，李锐委员曾坦言，从目前我国现实来看，妇女被拐卖、性侵、家庭暴力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分组审议中，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良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拐卖女性行为的打击力度，实施拐卖与收买同责，杜绝拐卖行为的潜在因素。

根据“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司法案例数据分析报告，截至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不作统计）均发生过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份基于 1038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统计，我国被拐妇女的年龄从14岁到60岁不等，主要集中在14岁至30岁区间段。

超过四分之一(26.7%)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发育迟滞、精神分裂、抑郁症、癫痫病等。有15.2%的受害人有多次被贩卖的经历。

实际上，相关规定已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所体现，现行法律总则中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第三十九条明确，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在赵树坤看来，拐卖妇女、性骚扰、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只是立法这一环节就可以彻底解决。

一方面，要形成任何主体都有权对侵害妇女的行为采取行动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特别要强化负有职责的相关部门履职，设定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机构、福利管理机构等部门的强制报告义务，既可更及时地采取措施制止针对妇女的违法犯罪，也可以督促公共服务或职能部门履职。

吕孝权建议，草案应该考虑加入有关职能部门发现被拐卖妇女后的“强制报告”制度。

“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应该是负有防拐卖人口责任的相关部门，比如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初步审查，发现可能是涉嫌拐卖案件，就应该及时报案；

再比如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被送到医疗机构的孕妇分娩过程中，医生护士发现未成年或其他信息透露出涉嫌被拐卖，需及时报案；

还有就是村委会，发现被拐妇女也应强制报告。”

事实上，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4月发布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中就已提出，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发现疑似拐卖妇女情形的，应当及时报告和制止。

公益诉讼制度

法律专家还认为，进一步加强妇女权益的保护，除了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以外，还应当引入公益诉讼。

目前，现行《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环境污染、重大消费者维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公益诉讼制度，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近年来，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法律已明确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英雄烈士权益保护五类公益诉讼领域。

吕孝权认为，对于涉及侵害众多妇女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应当尽快纳入法律确立的公益诉讼制度范围。

资料：央视网

编辑 | 何小燕（见习）

责编 | 何小燕（见习）

民事诉讼中的 反诉

反诉是指在一个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诉讼法上称为本诉）程序中，本诉的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告，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有牵连的独立的反请求。该权利亦是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是本诉被告所享有的重要权利，是保障本诉被告人民事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反诉制度，是一项实务性很强的制度。是现代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允许被告人反诉，体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权利平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反诉是作为被告可以援用的一种重要的司法救济程序和防御方法，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第140条还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作为民事诉讼法的补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反诉制度的具体做法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其第328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就是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通过法院向原告提出的相反的民事权利请求”。“本诉是原告提起的诉讼，反诉是在本诉的基础上产生的诉讼。反诉与本诉有牵连，但与本诉不同，在已经提出的诉讼中，本诉被告以原诉（或称本诉）原告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与原诉有直接联系的独立的诉讼请求，以达到抵消、动摇或吞并原诉的目的，这种反守为攻的诉讼称之为反诉”。

反诉是一种特殊的诉。按照通说，民事诉讼中的诉，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请求。当事人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通过审判方式予以保护，这相应的体现为原告的起诉权和被告的反诉权。反诉者只能是本诉的被告，反诉是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本诉的原告不得就反诉再提出反诉。所以，反诉可以界定为在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中，本诉的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一种独立的特殊之诉。

反诉特征 :

（1）当事人特定性及双重性

由于反诉是本诉的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独立的反请求，因此反诉的原告即是本诉的被告，反诉的被告即是本诉的原告，即反诉的当事人是特定的，而且反诉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具有双重性。

（2）请求具有独立性

反诉具备诉成立的要件，是一种独立的诉。反诉虽然是在本诉的诉讼程序中被告向原告提出的反请求，但是它并不因此必然地依赖本诉而存在。被告提出的反诉本身具备着起诉的要件，因此即使本诉撤回，反诉也能够独立存在，也能够作为独立的案件由法院审理裁判。

（3）目的具有对抗性

反诉的起诉能使本诉失去意义，吞并或抵消原告的诉讼请求。

(4)反诉的时间具有限定性

提起反诉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大多关于反诉特征的归纳，没能把反诉的特征与反诉的条件区别开来，把提起反诉的条件看成了反诉的特征，这给界定反诉的特征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如前所述，反诉是一种独立的特殊之诉，因此应当将“反诉”和“本诉”加以参照，找出“反诉”不同于“本诉”之处，作为反诉的特征——即反诉与本诉在发动条件上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反诉的最大特点应该在“反”上，这里的“反”揭示了反诉与本诉发生时空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只有先存在本诉，反诉才有发生的可能，反诉对本诉在这点上具有依赖性。

（5）反诉和本诉之间要有联系性

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目的对抗的不同诉讼请求，或者是基于相牵连的不同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目的对抗的不同的诉讼请求。

反诉之所以在本诉程序中提起，其目的就在于抵消或吞并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以达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目的。反诉的请求与本诉的请求相对立，反诉借助本诉的诉讼程序进行，法院一并审理裁判。

反诉与本诉有牵连。反诉之所以产生和形成，是因为它与本诉有牵连，如果没有牵连则不称其为反诉，而是另外的诉。反诉与本诉的牵连主要表现在：反诉的原、被告与本诉的原、被告为同对一当事人；反诉请求与本诉请求基于同一法律事实。

反诉与反驳的详细区别：

反诉不同于反驳。反驳，是被告对原告起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证据的辩驳。包括提供相反的证据；部分或全部推翻原告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提出新的法律根据，反驳原告起诉援引法律的错误，以此论证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或全部不能成立。反驳是被告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也是被告在诉讼中经常采用的防御手段。反驳的目的虽然也在于使原告的诉讼目的无法实现，但它并非向原告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反驳是被告的单纯防御行为，而反诉则是被告通过发动进攻来进行防御。区分反诉还是反驳，关键在于被告是否向原告提出了独立的诉讼请求。

一是性质不同

反诉是被告针对原告的本诉提起的，是一种独立的诉，具有诉的性质。而反驳则只是被告反驳原告的一种诉讼手段，不是一个独立的诉，不具有诉的性质；

二是前提不同

反诉是以承认本诉的存在为前提，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并不加以否定。而反驳则是以否定原告提出的部分或全部诉讼请求为前提；

三是目的不同

被告反诉的目的除抵消、吞并、排斥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使本诉的原告败诉外，还对本诉的原告提出了独立的反请求，主张独立的权利。而反驳的目的只是否定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独立的诉讼请求。

在审判实践中，有的被告答辩时没有明确提出反诉，而是在反诉过程中提出了反诉，有的内容实际具备了反驳的条件，并提出了反诉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反诉受理、审理。如果材料不够充分，可令其补充。同时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12条第一款“被告提出反诉的，根据反诉金额与价款计算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预交”的规定，应由被告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使被告弄懂反诉与反驳的不同。并应要求原告就该反诉进行当庭答辩，由于实践中这种情况往往是反诉请求与反驳意见同时并存。因此，审判人员就需要对二者进行区分，以便更准确地掌握被告融合在答辩中的诉讼请求，从而完善在程序上的各个环节，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反诉答辩

答辩，是指民事（包括刑事附带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被告或被上诉人，针对原告或上诉人向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或上诉状中提出的问题，依据事实和法律所进行的辩驳。被告和被上诉人提出答辩，这是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中的必经程序，也是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应当保证他们能正确地行使这一权利，使当事人在诉讼中权利平等。至于当事人拒绝答辩，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依法审理。

反诉条件

必须符合民诉起诉的条件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其他条件

（1）反诉只能是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提起，而不能对原告以外其他人；

（2）反诉只能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起；

（3）反诉与本诉必须是适用同种诉讼程序；

（4）反诉不能是其他法院专属管辖；

（5）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必须在事实或法律上有牵连；

（6）提起的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四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

程序要件

程序要件是指反诉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提起的方式、时间及审理等条件。

1.反诉提起方式。反诉是民事诉讼所独有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允许反诉？无论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毕竟都是民事诉讼，原、被告主体地位平等，所以应允许反诉。

2.反诉的管辖权。是否要求审理本诉的法院本来对反诉也有管辖权？即作为反诉的诉讼请求单独提起时，如果审理本诉的法院无管辖权，该法院能否受理？反诉能否成立？就地域管辖来说，只要反诉请求的标的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法院专属管辖（因为专属管辖多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审理本诉的法院就可受理，反诉成立。这一点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得到有力的证明。享有民事管辖豁免权的主体主动向驻在国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反诉时，享有管辖豁免权的主体即不再享有管辖豁免权，审理本诉的法院有权受理反诉。就级别管辖来说，如果作为反诉的诉讼请求单独提起时应由级别较高的法院审理或作为反诉的诉讼请求应由级别较低的法院管辖，反诉和本诉均可一并由审理本诉的法院审理，即反诉只能向审理本诉的同一人民法院起诉。这在立法上应明确作出规定。

3.反诉提起的具体时间。反诉在诉讼进行的哪个阶段提出，中国民诉法没有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最好是在答辩过程中提出，最迟也应在一审法院庭审辩论结束后提出。因为反诉提出时，庭审辩论尚未结束，原告还有反驳的机会，并可以申请延期审理。否则，要是庭审辩论结束以后提出反诉，必然重新进行诉讼程序，也会造成一些重复劳动，拖延本诉的审理。然而，是否庭审辩论结束后都不能提出反诉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经过起诉、答辩，尤其是庭审辩论以后，出现证人打消顾虑，愿意作证或纠正伪证，当事人举出经过最后努力收集的证据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践中较多。特别是一些民事案件标的额较大，而又涉及外地的经济纠纷，应当允许在庭审辩论结束以后，提起反诉。否则，如果不许被告提起反诉，或者提起反诉也不予理睬，表面上看争取了时间，使本诉及时审结。而事实恰恰相反，因为这类纠纷的棘手程序是执行，要是被告在庭审辩论以后，提出的反诉成立，而又进行了实体审理后，反诉和本诉的请求可以相互冲抵，执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不允许被告在庭审结束后提起反诉，让其另行起诉，本诉和反诉的结案就存在一个时间差，很可能耗费时间和精力，结果有时很难预料。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应当灵活掌握，允许被告在庭审辩论结束以后、裁判作出之前，提出反诉。

4、提出反诉实质条件

提出反诉实质条件是指反诉的成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对上面其他条件（5）（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必须在事实或法律上有牵连。）的详细解释。

提起反诉的实质条件，是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只有具备了这种牵连性，反诉才能成立，因而反诉实质条件就是决定被告提出的反请求是否属于反诉范畴的条件。所谓反诉与本诉牵连性，是指反请求与本诉请求有同一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或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或主观权益上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反请求与本诉就可以相互排斥、抵消、吞并，这种牵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诉与本诉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反诉与本诉所依据和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相同。例如，原告请求给付赡养费，被告请求解除收养关系。原告、被告的请求依据和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基于同一收养法律关系。

2.反诉与本诉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反诉的诉讼请求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在事实上有某种牵连。例如，甲乙两船相撞，甲请求乙赔偿因为撞船而给其造成的船载货物的损失；乙反诉请求甲赔偿因撞船而给其造成的船身破损、人身伤亡的损失。本诉与反诉基于撞船这同一法律事实。

再例如，原告起诉离婚，被告提出反诉，请求法院确认婚姻关系本来就是无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按买卖合同交货，被告提起反诉，说合同本身无效，要求依法撤销。

3.反诉与本诉不是出自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而是基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或主观权益上的联系，基于抵消目的而发生的诉的理由上的联系。

提出的请求也应纳入反诉的范围。之所以把关系也界定为牵连性，其意义是有利于在诉讼中借反诉抵消本诉而免去不必要的重复清偿活动，并且使被告免遭原告一方无清偿能力的后果。例如，甲将房屋出租给乙，供乙经营商店，乙没按期交付房租。甲碍于情面也没向其追索，于是甲向乙赊购一批商品抵租金。后来，甲乙闹纠纷，乙起诉甲要求反还商品价款，甲反诉，要求乙偿还所欠租金。甲乙间请求即非同一法律关系又非同一法律事实。乙起诉请求给付价款，甲反诉请求给付租金，双方的诉讼标的都是货币。如果被告请求数额大于原告请求数额，反诉即可以吞并本诉；如果被告请求数额小于原告请求数额，反诉即可抵消一部分本诉请求，使本诉请求部分失去意义。这完全符合反诉的抵消、吞并本诉请求的目的。

但是，如果两种事实没有牵连，如原告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居住的房屋所有权是他的，被告又要求原告，必须偿还欠款。这两问题没有联系，被告提出还债问题就不是反诉。（如有必要，应另案起诉。）

5、不适用反诉情形

民诉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被告有要权提起反诉，但对反诉的时间、条件、形式、范围，以及哪些案件可以反诉，哪些案件不适用反诉等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中国的立法原则：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反诉。

1、没有被告称谓的诉讼案件不适用反诉。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不同的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称谓也不同。在和一审程序中，称为原告、被告；第二审程序中称为上诉人（原审被告或原审原告）、被上诉人；在审理本院决定再审的案件、上级法院提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以及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的再审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中，当事人称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在执行程序中称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民诉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被告有权提起反诉，从立法角度看，可以理解为，只有被告称谓的当事人才能提起反诉。没有被告称谓的当事人不能提起反诉。

2、法律规定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不适用反诉。特别程序是民事审判程序中的一种，是人民法院审理特殊类型案件所适用的程序。特别程序对审级、审限、当事人的称谓及审理程序均做了特殊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人民法院审判某些特殊案件所遵循的特别规则，这类案件没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原告与被告），只有利害关系人，而且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民事权益之争。特别程序一般也不因起诉而开始，而是因利害关系申请而开始。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各种各样的，没有统一的对象，也没有共同的审理目的，人民法院按特别程序审理案件所作出的裁判，送达后立即生效，不得上诉，即实行一审终审制。从以上的情况看，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根本不具备反诉的特别，所以此类案件不适用反诉，其中包括：审理选民资格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的程序等。

3、某些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人身权的案件不适用反诉。

首先是离婚案件不适用反诉。离婚是当事人重要的法律行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对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作出裁判，而且要对子女抚养以及财产关系作出裁判，使之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离婚后，虽然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消灭，但是父母与子女的人身关系不能消灭，故离婚本诉应对涉及到的关系都一并裁判，被告也不可能提出新的反请求。婚姻法规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不属于反诉，如无过错方是被告，只能依据原告离婚的请求要求原告给予损害赔偿，而不是反诉。

第二、赡养、抚养、扶养案件不适用反诉。赡养是指对长辈承担的供养责任；抚养是指对未成年人承担的供养责任；扶养是指对等同辈份的人承担的供养责任。从上述三个概念的含义看，当事人所尽的义务都是法定的，这种法定义务既不能解除也不容抵消，所以，这类案件不存在反诉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

但是，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并且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害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案件不能提起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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