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咨询公司取什么名字好,陪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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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诊服务如何“走得更远”？

儿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单身在异乡的都市白领，生病后到医疗机构就诊，常常因为无人陪伴带来诸多困难和不便。由此，陪诊服务悄然兴起，提供挂号、取号、代取药品、取报告、陪伴就诊等服务，并从一线城市向各城市逐渐扩展。

记者在北京、安徽等地调研发现，新兴的陪诊服务的确满足了一定的现实需求，但由于其准入门槛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机构或人员甚至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妨碍医疗公平。对此，监管和行业规范需同步跟上，在保障供需双方和医院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让陪诊服务更加规范安全，“走得更远”。

花钱请来的“看病帮手”

在北京工作的胡女士亲属都在外地，到医院看病通常是孤身一人，有时强忍着病痛走在医院里让她倍感孤独。数月前，胡女士因胃肠镜检查前往医院就诊，并联系了陪诊服务。

就诊当天，陪诊师王女士提前帮忙取了号，全程陪同就诊，还引导胡女士做检查前的各种准备，并帮忙拿药，直至就诊完成离开医院。

胡女士说，自己不经常到医院看病，很多医院都没去过，甚至就诊的流程都不了解，陪诊师对医院很熟悉，“这次检查还需要打麻药，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有人陪诊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陪诊师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客户许多都是老人和单身的白领，也有外地患者。他们没有家人陪伴，或对医院不熟悉，希望有人带着，心里更踏实。

安徽合肥一家陪诊公司的运营经理王晖表示，如今医疗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群就医时难免会面临一些困难，如果儿女不在身边或工作太忙，就只能找人来陪诊。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以及异地就医的现实需要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都使得陪诊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

记者了解到，目前提供一对一陪诊服务的主要是一些公司和个人。各地价格不同，基本都在半天200至300元、全天300至500元不等，多为与陪诊师面谈，并没有相应的价格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助理宋煜表示，陪诊服务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医院也进行了探索，比如专门设置导医台或者通过线上咨询为新入院患者提供引导，通过护工为患者和家属提供陪诊服务,还有部分医院独自或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组织人员在院内为患者和家属提供陪诊导医等服务。

采访中，许多患者表示，即便医院配备有志愿者或护工进行引导，但终究无法和陪诊师这样一对一的服务相比拟。

陪诊服务尚存诸多隐患

记者调研发现，虽然陪诊服务的确满足了部分患者的现实需求，但由于该新兴行业发展迅速，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度还处于缺位状态，仍然存在一些风险隐患。

——准入门槛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陪诊师高月表示，这个行业的门槛确实不高，各医院的就医流程大同小异，只要熟悉各大医院的布局就行，因此从事这个行业的也是什么人都有。胡女士说，自己曾约过两次陪诊服务，第二次的服务仅仅是提前帮忙取号并带到诊室门口候诊，陪诊师便以还有其他客户在医院就诊为由先行离开，服务差异较大。

——规范和监管缺位，一些名为“陪诊”实为“黄牛”。记者调研发现，一些陪诊服务声称可以帮忙加号，还能提前预约检查，但需要额外加价。曾兼职干过几个月陪诊工作的李枫告诉记者，还有陪诊师故意扣留患者的就诊卡和检查报告，“强行”留住客户。

此外，由于没有相关行业规定和监管，陪诊师和患者双方的权利、责任并不清晰。就诊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责任如何认定，费用该如何计算，对陪诊质量不满如何处理等问题都还未明确。

——没有“靠谱”平台，服务“真假”难辨。记者以“陪诊师”为关键词，在多个网络平台搜索，均显示数百条甚至上千条相关内容，广告繁多，让人无法分辨和选择。

陪诊服务需加强规范和监管

受访专家认为，相关部门要及时关注陪诊行业的特点，从服务保障患者就医的层面完善相关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度。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认为，相关部门可出台指导性文件，规范其准入门槛、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让陪诊师和患者均有章可循。另外，陪诊服务开始前，双方应签订合同，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保护患者隐私，避免患者、陪诊师以及医院之间产生纠纷。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赵红表示，若陪诊师以“插队看病”为卖点，必然影响医疗公平。相关部门要予以监管，避免出现假借陪诊之名，行黄牛、医托之实。

宋煜认为，在陪诊服务过程中出现纠纷，同样会加剧医患矛盾。对此，可发挥医疗服务机构的主体作用，提升自身专业化导医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并对在院内开展陪诊服务的人员加强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个性化的有偿陪诊服务，应当在不影响医疗机构服务过程的情况下，维护好供需双方的权益，加强监督管理，依法依规处理矛盾，避免造成社会问题。（侠克、刘方强）

来源： 新华网

自述｜当我试图给孩子改姓

今年8月，一位名叫“迎弟”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后的身份证照片，登上热搜。她写道：“一看我的名字就是重男轻女的产物，30岁之前终于改名成功，虽然很难很难，但一切都值得。”10月25日，聚焦“招弟”“迎弟”改名群体的报道《当“招弟”决定改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民法典，对于姓名更改的规定有所变动，成为不少人改名的契机。

有研究者评论说，中国人的名字能反映父母的价值观。随父姓一直是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随母姓的孩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不是母亲家族比较强大，也可能会联想到他的父母大概率是主张性别平等的。

福州，刻在仿青铜器上的百家姓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我在2019年怀孕生子，孩子出生后，医院的出生证明上，他的名字也是随父姓的，那时的我还没有完全的女性主义觉醒，也是随大流让孩子随父姓。

生育之后不久，我开始对孩子随父姓产生不公平感，尤其是我生育遭遇了难产，带娃也是我操心特别多的时候，会质疑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要随父姓，也就是说，我是在生育后女性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也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意图。我的想法很简单，孩子跟我姓我会很高兴，另外，不试一试我永远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反抗”男性传统的边界在哪里。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争取冠姓权的过程。

我想要让儿子随母姓并非因为娘家资源强势，因此可能在有些人眼中是不自洽的。如果说沈洋在《异性恋婚姻与女性主义能兼容吗》一文中，可以看出她和她的先生在婚姻中“势均力敌”的话——女方上海本地人、购买婚房出力、娘家参与育儿、女方收入与男方几乎相等。我的婚姻内部的权力关系恐怕不太一样。首先，我和丈夫都不是苏州本地人，我们的婚房购买在郑州，男方出资远多于我的娘家，我的娘家资助了我研究生项目的留学，到了我婚后，她们对我的小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持，也没有育儿上的支持，我的婆家不亲自参与育儿但是三年来几乎每月支付育儿嫂费用；最后，我的经济收入大概是男方的二分之一。

在沈洋老师那篇文章下面，有评论说：“这是因为女方方方面面都和男方条件相当，那如果经济上女方不如男方呢？性别平等还可能吗？”我的案例可能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争取冠姓权以及争取婚内的男女平等，不是因为双方经济资源上势均力敌，而是出于对“女性主义”价值观的认同。

我的丈夫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他也认同男女平等，在和我丈夫谈恋爱时，他提到他的原生家庭中，他母亲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而他“绝对不会和他父亲一样”，丈夫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期间看到很多男性教授也会带娃去上课、开会等，虽然他没有自称过女性主义者，但他确实接受过北欧性别平等文化的洗礼，在生娃前，他承诺过自己也会平等地负担育儿责任，从方方面面来看，他也是接受了一定的性别平等文化的影响、尊重女性的。

而我的娘家和我的婆家都是传统的男权家庭。在我结婚后，女儿作为“泼出去的水”，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小家庭的事务几乎不参与，他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关于外孙的姓，他们也是随大流的态度，因为付出少，也就不要求什么。

由于我意愿比较强烈，丈夫最终默许了孩子跟我姓，但是前提是瞒着他的父母，把生米煮成熟饭再告知。我丈夫同意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看到我生孩子的不容易、孩子出生对我职业发展的影响，也是肯定我对孩子养育上的巨大投入，算是一种“补偿”。当然争吵过，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丈夫告诉我：他觉得孩子随我姓让他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我的回复是：如果不跟我姓，我感觉我背叛了我自己的感受。

在生育这件事本身我没有违背自己的意志，我一直想当妈妈，想成为一个“好母亲”；可是，在生育的时机上，我确实受到了男方家庭催生的压力，某种程度上妥协了自我。我丈夫是他爷爷唯一的孙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也被他内化。

有人会说，我的姓也是我父亲的姓，是的没错，可随母姓本身就是代表了对母亲的付出的认同，这并不矛盾。讨论过并得到丈夫的默许后，2022年8月，我们一起去了深圳福田的通新岭派出所给我儿子改姓（改姓必须双方到场签字），可惜到了派出所，我们被当时受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告知，孩子只有一次改名的机会，如果作为父母的我们给他改了，他成年后改名会非常困难，需要提供更多证明（比如证明同学校有重名）。

在冠姓权这件事上，我没有妥协，可是想到我的孩子会失去为自己改名的唯一机会，我退缩了。也就是说，我的母性还是超过了我身体里“女性”的那个部分。

就这样，历时大半年，我虽然尝试了随母姓，但这次没有成功。如果说对有意愿生育的女性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在备孕时就把孩子冠姓的问题谈好，而不是像我一样，在怀孕的时候没想过跟母姓，生下来如果想改就特别麻烦。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很轻松的孩子随母姓的，因为是怀孕阶段就确定好的，也是法律允许的。而我，因为是更改姓名，首先咨询了当时生孩子的医院，被告知出生证明上的名字不能更改，要改只能去派出所，所以我们才去到了我的户口所在地深圳。

在备孕和怀孕中，我确实没有在意过冠姓权的问题，而孩子出生后，经过一系列事件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意图。在可见的未来，在孩子的教育和抚养上，我也仍然是主力（丈夫虽然执行上也很给力，但是认知和统筹基本都是我来），基于这些原因，丈夫主动表示，反正名字都已经取好了，如果政策允许，也不剥夺孩子本人成年后改名的机会，还是愿意让孩子随我的姓，随时可以再和我一起去派出所申请。

虽然这一路很折腾、困难重重，也暂时没有成功，但我并不后悔曾经折腾过，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个争取的过程，我可能并不知道作为一个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在日常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我试图去敲击过那些边界，有些松动了，有些没有；我接纳敲击过后的状态，破碎过的我，过上了一种也许不是更幸福但是更清醒的生活。

北京顺义家校社共育咨询室试点运行，首批39位志愿者已就位

新京报讯（记者杨菲菲）“每个人都是父母，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这是一个成己达人的过程。”志愿者粟树如是说。10月31日，记者从北京市顺义区教委官方微信平台“顺义教育”获悉，该区社区教育中心家校社共育咨询室已正式试点运行，为有需求的家长们提供咨询服务。

该咨询室由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备案，顺义区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提供专家支持。同时，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招募有服务意愿、有专业知识、有实践经验的志愿者入驻家校社共育咨询室，目前首批39名志愿者已就位，粟树即是其中之一。

记者注意到，39名志愿者来自该区中小学幼儿园、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及顺义区教师研究和教师进修中心。志愿者们在正式提供咨询之前会接受专门的培训。粟树表示，家庭咨询结束后，志愿者还会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复盘，总结咨询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梳理，“这个场次有什么问题、下次要如何改善，会专门拿出半小时来复盘，也是一个互相探讨和学习的过程，很鲜活。”

粟树告诉记者，目前，志愿者们每个月面向四所学校的家庭提供咨询服务，“像学前主要是入园适应、孩子的能力培养问题，小学家长主要是入学适应和习惯养成、亲子沟通方面的问题，再稍微大些的孩子面临的可能是手机使用、时间分配、青春期的变化等诸多问题。”在粟树看来，前来咨询的很多家长都认可一些家庭教育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缺少方法的支持，参与家校社共育咨询室的志愿服务活动，对自己而言也是一个成己达人的过程，“在咨询过程中也会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行为和想法。”

根据安排，试点咨询活动分为两个阶段，2022年10月至12月，开展线上“二对一咨询”（一名专家、一名指导师对一个家庭），每个工作日接待2个家庭，10月份已安排木林中心幼儿园等学校的42个家庭参加，问题涵盖入学（园）适应、学段衔接、二胎对待、习惯养成、能力培养、情绪疏导等。

2023年3月至12月，将面向全区家长，每周安排1次线上线下团体咨询、4次个性化咨询和24小时文字答疑活动，全部活动将在微信公众号“顺义家长在线”上实现预约、咨询和反馈。

截至目前，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家校社共育咨询室已运行“满月”。在粟树看来，志愿者在提供家庭咨询时整体的“专业程度”仍有待提高，“咨询也是一门学问，志愿者们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记者了解到，目前家校社共育咨询室“接单”的咨询多是“一次性”的。“为了提高咨询的效果、建立追踪反馈机制，如果我们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家庭的问题比较严重，或者家长有进一步想要咨询的意愿，我们也会持续提供服务。”粟树表示，未来他们还计划通过专家会诊等方式为家庭提供服务支持。

资料显示，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自2020年以来，多次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师志愿者开展文字答疑、团体咨询和个性化咨询、家长课等咨询活动。其中，文字答疑总计621期，阅读量20万次；开展团体咨询36场，覆盖40个学校；开展二对一个性化咨询160场，家长满意度92%；指导师深入社区讲家长课，46个村居6200余人受益，并前往内蒙古巴林左旗、兴安盟及河北沽源三地开展家庭教育支持服务。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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