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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随着民法典的实施，离婚设30天冷静期等新规也将落地，现行婚姻法、继承法等几部法律同时废止。说起保障婚姻生活各种权益的法律制度，不得不提婚姻法。如今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的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人们努力争取的权利。在北京，推行婚姻法、倡导夫妻平等的“新式婚姻”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发生过很多生动的故事。

新中国首部法律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封建婚姻制度与男尊女卑思想仍广泛存在，不幸的婚姻折磨着无数中国家庭。社会对婚姻法的需求非常迫切。

在经历了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后，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终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于当年5月1日正式实施。婚姻法也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婚姻法公布后，北京市民通过广播收听、学习婚姻法。冯文冈/摄

婚姻法废除了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原则的现代新型婚姻家庭制度，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也随之被废除。（2009年6月22日《北京日报》17版，《1950年，新中国立法保障婚姻自由》）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第一部法律竟然和政治、经济都无关，而是诞生于婚姻领域，这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当时为了社会安定，以法律为保障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家庭关系很有必要。毛泽东就曾将婚姻法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

克服阻力争取婚姻自由

婚姻法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婚姻法实施后，立刻涌现了很多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事例。

女青年孙喜贞和清洁队员李宗健自由恋爱，但她妈妈嫌李宗健穷，不同意，为此时常打骂她。为了不让二人登记结婚，孙喜贞的妈妈还把户口簿藏起来。后来，李宗健从单位开出介绍信，二人到区政府办了结婚登记手续。派出所和区政府都支持他们，给他们借了女三中的礼堂办婚礼。1953年1月11日，当时西单区的正副区长、区代表、清洁队的负责同志、女三中的学生，共有一千来人参加了二人的婚礼。区长亲自替他们证婚。孙喜贞激动得落了泪，“这样光彩的结婚仪式，我永生都忘不了。”（1953年1月25日《北京日报》2版，《孙喜贞获得了婚姻自由》）

上世纪50年代初婚姻法实施后，海淀区农民朱祥和杨淑青自由恋爱结为夫妇。江定保/摄

不光是恋爱和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也是婚姻自由的重要内容。

冯秀蓉15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本村的一位村民。婚后，她经常被婆婆打骂，吃不饱，三九天里还穿着破单衣。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参加村里的工作，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代表，但丈夫不满意她参加这些工作，两个人的矛盾更深了。婚姻法实施后，冯秀蓉在妇联和区政府许多同志的帮助下，终于离了婚。但她的父母不赞成，不叫她进门，冯秀蓉只好住到街坊家里去，得到街坊们的关照和支持。冯秀蓉坚持和旧思想作斗争，后来自由恋爱并再婚，生活很美满。（1952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2版，《婚姻法给我带来了幸福生活》）

争取婚姻自由，要靠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北京日报》曾专门刊发文章提出，为了推动婚姻法的落实，第一件事就是要打破群众的封建思想，提倡男女的正常往来。干部应当把自由结婚的例子广泛宣传，大家也要打开眼界，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提倡青年男女们在共同生产、学习中相互了解。（1953年3月15日《北京日报》4版，《怎样才能贯彻婚姻自由的政策》）

婚姻法实施后，北京一次游园大会中挂出了宣传标语。江定保/摄

婚姻法不是离婚法

曾经，倡导“离婚自由”在普通民众间产生了误读。有些人把婚姻法直接叫做“离婚法”，甚至有人提出，实行婚姻法，“天下要大乱”。

为此，当年的婚姻法宣传提纲中特别写明：婚姻法保护正当的离婚自由，也反对轻率的离婚，所以婚姻法规定一方要求离婚时，得由区政府、县或市人民法院先进行调解，调解无效时再行判决，有正当理由，确实不能继续夫妻关系的，应准许离婚，否则也可以不准离婚。（1953年2月26日《北京日报》3版，《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

一些本来打算离婚的家庭，在理解了婚姻自由的真正内涵后，通过改善夫妻关系，成功地挽救了婚姻。

孙秀兰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丈夫是医生。婚后不久，孙秀兰的爱人就摆出“夫权统治者的架子”来了，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对她又打又骂。

婚姻法公布后，她看了一遍又一遍。起初，她也把婚姻法看作是离婚法，一想到离婚，顾虑就多了。后来她反覆琢磨，其实她和丈夫的感情基础不错，她想照着婚姻法写的那样，改造自己的家庭，争取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家庭关系。

她刚说了自己的想法，丈夫立马儿恼羞成怒。孙秀兰并不急，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每周六再带着孩子回来看丈夫，反复讲道理。丈夫的态度终于一点点好起来。

夫妻间曾经的鸿沟被共同的努力逐渐填平。丈夫不仅开始帮着分担家务，还全力支持妻子的工作。有段时间，孙秀兰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能回家。丈夫不仅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还常常等她到深夜，有时炉子上还为她热着粥。孙秀兰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给妇女套上了沉重的枷锁，新社会的婚姻法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1953年2月28日《北京日报》1版，《毛主席的婚姻法给我带来了家庭幸福》）

这样的例子经过报纸的广为宣传，婚姻法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婚姻法不是离婚法，也有更多的人像孙秀兰的丈夫一样，放下传统的夫权封建思想，开始学着尊重妻子，认可平等的夫妻关系。

1953年，铁路局职工向旅客宣传婚姻法。冯文冈/摄

一起虐媳案推动法律贯彻

婚姻法颁布后虽成就斐然，但破除封建婚姻制度与男尊女卑思想并非旦夕之功。在一些地方，妇女被压迫的现象还很突出。而在妇女向社会寻求帮助时，仍有一些干部抱着旧思想，并不重视甚至拖延、干涉。

1953年，婚姻法宣传深入工厂、街道。图为被服厂墙上贴着的宣传标语。冯文冈/摄

1952年，北郊南湖渠村村民孟秀兰不堪婆婆虐待服毒身亡。这件事被本报报道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原来，孟秀兰17岁时由父母包办，嫁到南湖渠村一户姓张的人家。婆婆经常打骂她。秀兰的丈夫又有封建男权思想，也跟着母亲欺负秀兰。秀兰快临产时，还得推碾子、挑水，每天忍受各种难听的话。结婚三年多，婆婆不许秀兰参加村里的任何活动，连街坊邻居都不让接近。

秀兰想离开张家，跑去问哥哥要主意，哥哥也有封建思想，说：“你还是慢慢忍着吧，你离了婚，我没脸再来这村干活。”秀兰想到造纸厂去做工，结果又挨了婆婆一顿大骂。

秀兰曾找村妇联和村政府的干部反映过，但要不就是劝她熬着，要不就是说“不是大不了的事”“哪有马勺不碰锅沿”。

秀兰从来没参加过社会活动，对婚姻法和政府的政策了解也很少，觉得无路可走，心一窄就喝盐卤自杀了。（195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4版，《孟秀兰被虐待自杀案经过》）

这件事一经发表，本报就接到很多群众来信。他们纷纷表达了对虐待妇女行为的愤慨，并呼吁大力开展贯彻婚姻法的运动。（1952年12月26日《北京日报》2版，《建议政府大力开展贯彻婚姻法的运动》）

市里也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市领导亲自过问，成立联合调查小组。1953年1月9日，市人民法院到南湖渠村公开宣判。孟秀兰的婆婆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她的丈夫受到警诫处分。

婆婆总在生活小事上折磨儿媳；妇女怀孕了还得做繁重的家务；女人想参加社会活动和学习被阻拦……大家听着判决里的这些事，是这么的熟悉，从前觉得“这些事算得什么哩”，可就是这种从早到晚的折磨，让一个年轻的妇女活不下去自杀了。大家心里难受，都觉得有话要说，会场上不断有人喊出“反对封建”“坚决贯彻婚姻法”的口号。（1953年1月14日《北京日报》4版，《孟秀兰案公开宣判》）

和此案有关的基层干部事后也都做了检讨，这个案子对法院、妇联和很多基层干部产生震动，破除封建残余思想、落实婚姻法的行动越做越实。

很快，根据国家要求，一场持续数月的婚姻法宣传运动席卷全国，北京的工厂、街道和乡村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

1953年，皮库胡同居民看婚姻法招贴画。江定保/摄

婚姻法不断修改折射时代变迁

婚姻法刚推出时，社会上还有重婚、纳妾、养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封建陋习，为此，婚姻法明确予以禁止。但对于这些法条如何执行，社会上也有各种误读。

为此，本报曾在1953年2月26日3版全文刊发《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其中明确表示，“过去包办强迫的婚姻，重婚、纳妾，或者收养了童养媳的，要怎样对待呢？是不是要他们离婚呢？不，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实行婚姻法并不是要拆散由旧婚姻制度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只要当事人不提出离婚的坚决要求，谁也不应当去干涉他们，强迫他们离婚。如果她们有这样的要求，就应该准许她们离婚。”

后来，婚姻法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

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订。新婚姻法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作为判决离婚的条件。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离婚实质条件的确立为社会大众追求婚姻自由、离婚自由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另外，为响应“晚婚晚育”，新婚姻法提高了结婚的法定年龄。由“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改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始得结婚”。新婚姻法还明确规定了“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倒插门”“入赘”，也得到了法律层面的权益保护。这对于保障婚姻自由，推行计划生育，解决有女无儿户的实际困难，都有好处。（1980年9月3日《北京日报》4版，《关于婚姻法（修改草案）的说明》）

1986年1月，北京染料厂举办青工法制教育轮训班，组织青年工人学习婚姻法等各种法律知识。胡敦志/摄

2001年，婚姻法进行修正，修改的内容多达33项，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及离婚的补偿原则、过错原则，完善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使得婚姻法更具可操作性。其中“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尤为醒目，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法不入家门”成为了过去式。另外，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重婚等情形为“无效婚姻”。法学专家认为，及时建立无效婚姻制度有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严肃性，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治理违法婚姻。（2001年1月15日《北京日报》7版，《建立无效婚姻制度 意在保护合法婚姻》）

婚姻法的每一次修改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及此次展现在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有关婚姻的法律与时俱进，不仅彰显了社会的进步，也描绘出我国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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